米塞斯：经济国家主义与和平经济合作Ludwig von Mises彭定鼎 译有幸对一群认真和清醒的听众做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谈话是费力不讨好的事。

如果主讲人认真履行义务，揭示事物的真相，他就必须消除错觉、揭露谬误并阐明相关问题的复杂所在。

造成了今天人类正在经受的苦难的是恶棍流氓。

过去先在和未来总是有坏人存在。

但是社会组织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他们作恶。

我们的时代在这方面失败了，这个事实证明，我们的制度和政策在一些方面根本地错了。

要是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早出生50年，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博得名声。

他们没有带来混乱。

是混乱的状态使他们成为两个大国的领导任并给予他们对数以百万计的热爱和平的人们施害的力量。

回顾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我们被迫认识到这样一个悲惨的事实：杰出的作家们一直在鼓吹战争、暴力和侵略的福音，一直在诋毁促进国家间和平和善意的努力。

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德国。

例如，苏格兰人卡莱尔（Thomas Carlyle）颂扬普鲁士王腓德烈二世（Frederick II），无情的暴君和侵略者；英格兰人罗斯金（John Ruskin）是艺术的狂热爱好者，他声称“战争是艺术和人类所有高等德性和才能的基础”；法国人索雷尔（Georges Sorel）是法国辛迪加主义的奠基人也是列宁和墨索里尼的师傅，他倡导暴力、野蛮和残酷；最后还有德国的教授们，他们断定对一个国家最有利的事情就是打仗。

这些都是铁定的事实。

然而，世界大战并不是为了实践著名作家的教导而打的。

La trahison des clercs，知识分子的背叛——法国人本达（Julien Benda）如此称谓许多文人的这些态度——是一种可悲的历史现象。

[1] 但它不应对今天的可怕事件负责。

它并没有造成那些引起战争的争端。

许多人把沙文主义混同于国家主义并且认为沙文主义是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

沙文主义指的是对自己民族的品质和成就的自我欺骗的高估和对所有其它民族的贬低成见。

这是在一种心胸狭隘的市侩小人身上并不比自负和无知更加惹人瞩目的心态。

它当然不是美德。

但是它并不导致行动和政治冒险。

德国人并非因为法国人Count Arthur Gobineau和英国人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唯一真正的人类种族而所有其它民族都不过是垃圾和下等货而发动战争。

他们富于侵略性是因为他们相信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是最好的，是促进其自身物质福祉的唯一方式。

从前任职哥伦比亚大学、现任住西班牙大使的海耶斯（Carlton Hayes）先生和从前任职法兰克福大学现在加利福尼亚Pomona学院的苏尔兹巴赫（Walter Sulzbach）教授给出了对沙文主义的杰出分析。

[2] 但是他们两人都错误地把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混为一谈。

沙文主义也没有孕育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不能用沙文主义的毒害得到说明或者谅解。

这是冷酷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客的一种政策，它是推理----当然，是被误导的推理----的产物。

充满思想----当然，是错误的思想----的学术书籍仔细地阐述了这些学说，其运用导致了国家间的冲突、导致了血腥的战争和毁灭。

大约八年前，全世界的公共舆论都一致相信人类正处在所有国家不受干扰的和平合作的门槛上。

那些日子里不存在有组织的和平主义运动。

人们的信念的基础并非战争会由于和平主义团体的活动而消失，而是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主义即将消除战争的根源。

他们说，在人民政府和完美的自由贸易的世界??战争，只要那些受到伤害的国家相信它们足够强大，能够通过武装的暴力行动清除那些有损于自身福祉的措施。

一个国家的政策是相互关联的整体。

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是密切相联的，它们相互制约。

经济国家主义是当前政府干预工商业和国家计划的国内政策的产物，而自由贸易是国内经济自由的补充。

国内自由贸易的国家可能实行保护主义，但是在没有国内自由贸易的国家保护主义是不可或缺的。

国家主义政府的权力被限制在它的主权领土上。

它没有权力直接干预外国状况。

在存在对外自由贸易的地方，外国的竞争甚至短期内就能毁掉政府干预国内工商业的各种手段意欲打到的目的。

当国内市场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外国市场隔绝时，就不可能有政府管制。

一个国家在公共管制方面走得越远，它就越被推向经济隔绝。

国际劳动分工成为嫌疑对象，因为它阻挠了国家主权的全部行使。

走向闭关自守的趋势根本上是国内经济政策的趋势；它是使政权主宰经济事务的做法的结果。

在这样一个经济国家主义的世界上，消除外国政府损害自身利益的措施是与每个公民的物质利益相关的。

于是每个公民都迫切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因为他希望军事的强大能够给他带来利益。

小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它国家地经济国家主义的牺牲品。

但是大国的自信确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上。

今天的好战性不是王公和容克地主集团得贪婪；它是压力集团政策，其根本特征在于采取的方法而不在于动机和目的。

因此，像和平主义者那样对侵略者说“不要发动战争；即使打胜了也没有收益；从征服中无利可图”是没有用的。

这些侵略者坚信胜利能够带来收益。

日本人说：如果我们征服澳大利亚，在那里安置两千万日本人，我们就能提高所有日本人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不论移民出去的还是留在国内的。

他们只认可一个反驳：被进攻一方的胜利。

在我们地经济国家主义的时代，防止战争的唯一方式是军备。

夜以继日地守护国境线！日内瓦试验并不是因为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或者因为协定条款[4]有缺陷而失败。

它的失败是因为促进那些在经济领域殊死争斗的国家的和平合作是毫无希望的。

这场战争不是仅仅由纳粹和日本人引起的。

所有其它国家未能及时阻止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且建立防止新的德国侵略的防御在引发灾难方面的作用不比德国国内形势所起的作用小。

纳粹和他们的意大利日本盟友的野心根本不是秘密。

纳粹自己在不可胜数的书籍和小册子里、在报刊上宣扬这些野心。

没有人能够指责侵略者们秘密地图谋不轨。

了解他们所有的计划太容易了。

如果人们让纳粹知道在战争的第一天就会遭到现在才联合起来的所有国家的联合的装备良好的抵抗，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不会爆发。

但是这样的联合在不停息地进行经济争斗的各国间无法及时组织。

我的任务不是论述过去的事件。

我提到所有这些事实仅仅是为了表明未来需要做到哪些。

如果人们拒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并沉溺于白日梦中，那就不难设计似乎完美的战后重建方案和持久和平。

如果没有经济国家主义，如果有完全的自由贸易，规划确保和平的机构和措施甚至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对立的利益就不会有战争。

但是，由于所有的国家都坚决不肯挥刀它们所谓的国内自由放任，我们不能指望经济国家主义在不远的将来消失。

这就是我反对以杰出的英国学者诺尔曼·安格尔（Norman Angell）爵士为代表的和平主义规划的主要理由。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冲突，诺尔曼爵士的想法是十分正确的。

但不幸的是这个前提是虚幻的。

和平主义者建议成立世界政府、世界法院仲裁纷争，成立国际警察部队实行世界政府的统治执行世界法院的裁决。

但是这个世界政府该如何组织呢？国际联盟不是世界政府，而是各国社会俱乐部。

你可以自由地加入俱乐部，也可以同样自由地退出。

多数没有权利将其意志强加于持异议的少数。

这样的组织规则当然是与政府不相容的。

政府的本质是对不自愿服从的人们的强制。

在民主制度下，多数有权将其意志强加于持异议的少数。

把软弱的国际联盟转化为更加有效的机构需要的第一步是建立投票和决定多数的意志的程序。

但是投票该如何进行呢？如果一国一票，那么卢森堡和爱沙尼亚加在一起有两票，英国只有一票。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二十个共和国有二十票而美国有一票。

另一个方按是按照人口数量给各国发放选票。

这是真正的民主。

但是这样的话，亚洲和非洲的人口会大大超出创造了西方文明的最先进的人民。

要是多数宣布移民壁垒与国际合作的基本准则相抵触、应当废止怎么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公民会服从这样的方式吗？不要再沉溺于幻想之中了。

既有的文明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使一切立即建立民主的世界政府的计划都沦为空谈。

世界上有不到6亿基督徒和15亿多的其它教徒。

世界总人口大约2/3是文盲。

还有经济利益的纷争。

相对人口稀少的国家不愿意接受相对人口拥挤的国家的移民。

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把边境线对外国产品敞开。

国际联盟的创立者们和一切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体计划的倡导者们都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完全缺乏本身就足以构件和平国际合作的精神。

他们急于设立机构、办公室、法院，并且起草协定和公约条款。

但是其实需要做的是改变公共舆论，用相互合作的精神取代相互憎恨和斗争的精神。

和平主义者正确地断言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而且如果我们不能消除战争我们的文明就必然灭亡。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却相信禁止外国产品和移民的进入最有利于本国的利益。

回到自由贸易、自由放任、自由移民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我们必须首先改变这种心态。

一小群经济学家希望表明，经济国家主义有害于所有人所有国家的正确理解的自身利益，每个人都应支持自由贸易，不是为了外国人而是为了本国人民。

即使所有其它国家都实行保护主义，一国实行自由贸易依然最有利于其自身利益。

我衷心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成功。

但是意识形态的彻底改变需要长时间。

最好的情况下也需要一些年、几代人、几个时代更迭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我们不能放弃国家共同体的观念，但是我们一定要提供一个转型期。

我们一定不可因为买好的遥远未来而忽略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

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一个迫切的问题。

我们必须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胜利的前夕，我们必须设计一个制度，使得军国主义国家毫无希望发动新的侵略。

这就是杰出的作者们提出的各种主张的目标。

这些人士并不拒斥世界性的国际联盟或者Kellogg-Briand条约[5]这样的观念。

只是他们足够现实，能够认识到缺乏恰当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世界性的方案只能在长期转型后才能实行。

他们考虑到2亿5千万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侵略心态不可能一夜改变。

他们在为紧迫的形势寻找权宜之计、紧急措施。

我无意为任何专利药方做宣传。

相反，我对这些主张颇为迟疑。

但是我相信每个严肃的有觉悟的人都有义务仔细考虑它们。

施特莱特（Clarence Streit）先生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对他的提议的考察表明在目前的以使形态状况下是不可行的。

他试图在两难处境——完全的自由贸易或者无尽的战争——中找到出路。

施特莱特先生的基本观念是这样的：为了避免新的侵略，有必要使今天在与德国和日本的斗争中团结在一起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合作永久持续。

今天的军事和政治联盟必须转变为外国的阴谋无法破坏永恒联盟、稳固的体系。

这样一个强大的联盟能够阻止战败侵略国的重整军备因而维护和平。

另一方面，显而易见，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种事态的回归最终将导致新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