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参与思考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构建成熟、稳定、合理、有序的政治参与体系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之意，也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方面。

当前，政治学科对政治参与的探讨，一般是以“公民政治参与”或者“公众政治参与”为主题，其基本概念和范畴都源于西方的理论视野，虽然这种探讨对于中国政治参与的理论建构具有很大意义，但在思考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建设时，仅仅依据国外政治参与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以中国现实政治结构和历史发展路径为基础，把对政治参与的探讨纳入中国政治的语境之中，避免研究问题时“就政治参与谈政治参与”。

在中国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政治参与是以“群众”概念为出发点进行构建的。

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深刻认识，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参与志在推翻反动政治统治的社会革命运动，才完成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也以此塑造了符合时代环境与历史要求的群众政治参与模式。

正如邹谠先生所说：“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参与政治，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模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的根本变化。

”[1](P4)“中国革命建国的指导思想是‘群众’的观念。

群众要求的不是抽象的人权，而是社会、经济上的权利，例如要土地，要求男女平等。

中国革命是从争取社会经济权利开始的，进而要求政治权利，要民主。

”[1](P7)可以说，“群众”概念是中国政治参与构建的逻辑起点，要理解中国语境中的政治参与，首先必须理解“群众”的内涵与特征。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群众”概念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并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特征，而这些内涵与特征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了中国政治参与的特殊性。

因此，以“群众”的视角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省察中国政治参与的成就与迷误，探索中国政治参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可能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群众”(一)对“群众”概念的词源考察。

从词源的角度对“群众”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是中国传统“群众”一词的词形外壳吸收西方群众理论中“群众(crowd)”概念的内涵，并经中国共产党改造之后的理论产物。

传统中国语境中的“群众”指许多人的聚合体。

如荀子在《荀子·富国篇》中提出，“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悬)也，群众未县(悬)，则君臣未立。

”此处的“群众”指无序聚集起来的人群，是单纯的描述性概念，既没有价值判断也并不特指某种政治角色，甚至没有政治涵义。

当代中国语境中“群众”的政治内涵最早来源于西方早期的群众理论。

这一理论中的核心概念“crowd(大众、群体、乌合之众)”在字面意义上与中国传统术语中的“群众”具有较大的耦合性，所以当时的学者就以“群众”一词来翻译“crowd”，形成了“群众”概念在当代中国最初含义。

西方理论中的“crowd(群众)”就是作为个体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2](P17)也就是说，只要人们以某种方式聚集起来，并在这种聚集中产生某种特殊的群体心理，那么他们就是受集体逻辑支配的群众。

[3](P1-8)在西方理论中，“群众”一直以贬义的含义出现，群众的主体是平民大众，他们处于社会下层，文化素质不高，行为和心理具有情绪化、盲目性和非理性等特征，判断力低下，目光短浅，既具有革命性、破坏性，又容易追随领袖和屈从于权威。

西方理论中的“群众”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进行了理论改造。

这一改造主要体现在对群众价值评判的改变。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中，毛泽东最早系统阐述了“群众”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4]在他的理论中，“群众”概念发生了几个重要变化，一是“群众”成为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参与群体；二是占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下层农民被纳入“群众”的范畴；三是满足“群众”的现实利益被得到切实的关注。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5]对“群众”概念的另一个重要阐释来自刘少奇，他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中提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

”[6](P834)在此，“群众”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了被党依靠、相信、学习、负责的对象。

“群众”在中国语境中价值变迁的原因在于中西理论家在政治立场和时代任务上的差异。

西方的群众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民主化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大众民主时代的来临使“群众成为永久性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目睹这一历史进程的群众理论家大多经历了民众突然涌入政治“角斗场”给政治秩序带来的混乱与损害，他们看到了“群众”政治非理性、破坏性的一面，正如勒庞所说，“今日作为主权的人民之受谄媚者，与昔日最恶劣的专制君主无异”。

[7]因此，他们对民主政治下群众的作用和能力提出了质疑，希望对群众的行为有所制约。

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理论是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全面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成为当时中华民族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

要实现这一艰巨的任务，就必须动员广大民众的力量反抗外在的霸权与内在的反动统治，发挥群众的革命性打破旧体制的压制和束缚。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在其理论体系中对“群众”的内涵及其政治角色进行了新的转换。

(二)“群众”的政治内涵与主要特征。

考察中国共产党对“群众”一词的使用，可以发现“群众”基本的政治内涵：第一，就“群众”的指称对象而言，中共的群众理论将群众的主体理解为“社会大众”，即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

第二，中国共产党理论中的“群众”与西方理论所指的“群众”具有大致一样的心理、行为方式。

如太行革命根据地在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时，就提出“一般农民的特点：1、保守性；2、私有观念很深刻；3、依赖性；4、生活散漫、没有团结；5、报复性；6、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8](P98-99)第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群众”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政治角色，(1)作为信任、依靠、尊重对象的“群众”，如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等；(2)作为关心服务对象的“群众”，如关心爱护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代表群众利益等；(3)作为智慧与意见来源的“群众，如反映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心声等；(4)作为组织动员对象的“群众”，如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等。

从“群众”的政治内涵中可以归纳出中国语境中的“群众”所具有的几种政治特征：第一，法理上，“群众”虽然没有上升到“国家主人”的地位，但却是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概念的具体化延伸，具备了一定的公权力主体的身份；第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群众”始终被约束于以下几种关系之中，即政党—群众、政府—群众、领导(领袖)—群众、干部—群众等，处于被动的、追随性和呼应性的位置；第三，虽然群众在政治生活中始终处于下者的地位，但其与在上者的关系却不是截然分离的，群众在被领导的同时又是党智慧的来源与服务的对象，党领导群众的目的是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理论上说，二者具有归属的一体性、利益的一致性与目的的同一性。

二、“群众”视角下政治参与的逻辑前提与本质特征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参与”由于对参与主体、参与客体、参与途径的不同界定而有不同的概念定义。

简单来讲，根据参与主体的不同，可分为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不包括政府官员与职业政治家)①和全体公民的政治参与②；根据参与客体的不同，可分为对于公共决策的参与和对于国家政治运行所有活动的参与；根据参与途径的不同，可分为只涉及合法行为的参与和包括一切影响政治行为的参与。

在本文中，笔者倾向于将政治参与的主体界定为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并从较为宽泛的角度将政治参与定义为：普通民众通过各种方式(合法或非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包括政治运行的所有环节)并试图对政治进程有所影响的行为。

从这一定义出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进行的所有社会革命与社会运动都可以划入政治参与的范畴。

但与西方政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参与是“群众”的政治参与。

所谓“群众”的政治参与，首先指政治参与的主体是“群众”，其次指这种政治参与具有与其他政治参与类型所不同的逻辑前提、本质特征与实现形式。

(一)“群众”视角下政治参与的逻辑前提。

西方政治参与的构建以“公民”为逻辑起点，“公民”概念假设：作为独立个体的公民是理性且自利的，最了解自身的利益，没有其他人比他们自己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因此，“公民”被赋予平等的政治权利参与国家政治，通过利益表达以及与其他公民的利益互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而以“群众”为基础的中国政治参与则是在“党—群众”的相互关系中生成的，它以“先锋队(政党)—群众”的二分结构为逻辑前提，这一逻辑的合理性基于以下假设：少数先知先觉的政党领袖和先进分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比一般群众有更深刻的认识，一般群众很可能迷惑于眼前利益而不知其真正利益之所在，因此，需要由先进的党来引导启发群众去追求更长远更根本的利益；另外，群众分散的意志必须由共产党进行提炼才能化为集中、系统的意志，群众分散的利益也必须经党的整合才能化为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二)“群众”视角下政治参与的本质特征。

第一，党的领导。

群众的政治参与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群众的政治参与才不会蜕变为无序的政治争斗，才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二，根本目的。

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政治参与的目的在于实现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现群众的而不是政党自身的利益是政治参与的最终目的。

“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9](P206)它没有自身的独立利益，“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10](P809)“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9](P206)第三，强调群众参与者在经济社会权利上的平等。

由于“群众”概念本身强调成员在社会、经济上的权利，因此，群众政治参与强调群众在经济社会权利上的平等应先于政治权利的平等被实现，并将之作为保证群众成员能够以平等地位和身份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