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法院与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的实施一、前言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指的是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的9 项核心国际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

长期以来，联合国一直致力于促进核心人权公约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两个层面得到实施。

从国内层面来讲，公约的实施是指缔约国在国内采取纳入或转化的方式将公约并入国内法，并保证这些国内法的执行; 从国际层面来看，公约的实施主要是指通过公约自身所建立的实施监督机制，保证缔约国能够切实履行公约义务。

但除此之外，公约的实施还包括其他促进公约权利得以实现的机制，比如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国际法院，曾在案件中涉及核心人权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

这些解释和适用，连同条约机构的监督机制和缔约国国内的履行措施，共同促进了核心人权公约的实施。

国际法院有权受理与核心人权公约实施相关的案件，是由于一些公约中包含了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条款，而国际法治的发展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将案件提交国际法院。

此外，很多国际法院的法官曾从事过人权相关工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国际法院妥善处理与人权公约实施相关案件的能力与信心。

虽然国际法院并非专门的人权法院，但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它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及实践经验为核心人权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提供权威法律意见。

这些法律意见不仅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要优于专门的公约实施监督机构，而且在效力方面也要强于后者，因为国际法院作出的判决会对争端当事国产生法律拘束力。

本文根据案件所涉主题的性质，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案件涉及核心人权公约实施的一般国际法问题，包括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人权公约在特殊情形下的适用、对一切义务( obilgations ergaomne) 、人权违反案件中的个人赔偿问题等; 第二类案件涉及核心人权公约具体条款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民族自决权、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禁的权利、公正审判权、《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的适用、《禁止酷刑公约》中或起诉或引渡条款、核心人权公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等。

二、国际法院与核心人权公约实施的一般国际法问题( 一)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1. 确定人权并非专属国内管辖范畴早在常设国际法院时期，法院就曾表明人权并非专属国内管辖范畴。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发布的国籍法令案的咨询意见中，法院对国内管辖事项和国内专属管辖事项这两个概念作出区分，认为前者虽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但可能会涉及其他国家，而后者则指完全排除国际法干涉的事项;某种特定情势是否属国内管辖范围基本上是一个相对问题，它取决于国际关系的发展。

在1928 年关于但泽法院的管辖权的咨询意见中，法院认为缔约国可通过缔结条约为个人设定权利和义务，并使这些权利和义务在国内法院得到实施。

在该案中，法院忽略了个人和国际法之间假定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并否认国家作为国际权利的唯一受益者以及作为现代国际人权法中的持有者。

2. 厘清人权与国家主权豁免的关系国际法院在20XX 年的豁免案中厘清了人权与国家主权豁免的关系。

该案涉及一国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及国际人道法，甚至构成国际罪行时，能否享有国家主权豁免的问题。

法院首先认为，主张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法对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构成限制的观点本身就存在逻辑缺陷，主权豁免原则要求一国不受另一国国内法院管辖，不仅包括实质豁免，即不受不利判决的拘束，还包括程序豁免，即不参与国内的审判程序。

如果支持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法构成对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限制，那么当一国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法时，国内法院首先就必须对这种行为进行评判，这种评判本身就已侵犯了该国的豁免权。

其次，法院从区域人权法院的判决、各国国内立法、司法判例及相关国际条约中分析得出，并不存在一项国际惯例，规定国际人权法构成对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限制。

有关人权保护的强行法与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并不冲突，因为主权豁免原则处理的是程序问题，涉及国内法院是否有权对另一主权国家行使管辖权; 强行法处理的则是实质问题，规定一国违反强行法时是否应承担国际责任。

支持主权豁免原则并不意味着承认违反人权保护的强行法是一种合法行为。

( 二) 核心人权公约在特殊情形下的适用1. 核心人权公约在武装冲突中的适用国际法院在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隔离墙案的咨询意见中分析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冲突中能否同时适用的问题。

在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咨询意见中，法院指出: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供的保护在战时并未停止，除非根据公约第4 条规定，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某些权利可以减损。

然而，尊重生命权不属于这种减损范围。

原则上，不能任意剥夺生命的权利在敌对状态时也适用。

不过，如何界定任意剥夺生命权的问题应当由可适用的特别法加以确定，即在武装冲突中可以适用的、旨在管制敌对行动的法律。

国际法院在隔离墙案的咨询意见中重申上述观点，并指出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存在三种可能: 某些权利可能专属于国际人道法事项; 其他权利可能专属于国际人权法事项; 另外一些权利可能专属于国际法这两种分支的事项。

国际人权法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法律，而国际人道法是一种特别法。

从法院的分析可以看出，核心人权公约中规定的基本人权在武装冲突时也应予以尊重。

2. 核心人权公约的域外适用人权公约的域外适用是指一国所承担的公约义务能否适用于该国领土主权管辖范围之外。

对于该问题，核心人权公约中要么没有规定，要么规定的范围过于抽象，容易引起歧义。

比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条规定公约适用于一国领土范围及其管辖内的一切个人，一些学者主张公约的适用必须同时符合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两个条件，但这样就造成以下困境: 如果一国非法占领他国领土，它就可能辩称自己不需要遵守该公约，因为被占领的地区不是它的领土同样，如果一国的一部分领土被他国非法占领，它也可能辩称在被占领的部分领土内不用遵守该公约，因为该被占领的部分领土没有受到它的管辖。

国际法院在处理人权公约的域外适用问题之前，已对一般国际公约的域外适用问题进行过阐释。

在1971 年发布的关于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 1970) 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 西南非洲) 对各国的法律后果案的咨询意见中，法院认为: 领土控制原则而不是领土主权管辖原则是一国承担国际义务的基础。

在隔离墙案中，国际法院则专门论述了核心人权公约的域外适用问题。

法院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为了保护被占领领土内的居民，对于缔约国在这些领土上的当局或人员的所有行为，凡影响到享受公约规定的权利和属于国际公法原则规定的以色列的国家责任范围之内的，适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儿童权利公约》也应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

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中，法院重申了上述观点，认为国际人权法同样适用于一国行使管辖权的领土外区域，尤其是武装冲突中所占领的领土。

法院还进一步分析，虽然可能因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主要保护的是国内公民的权利，所以没有适用范围的规定，但这并不排除缔约国在其主权领土以及行使属地管辖权的领土范围内承担公约义务，尤其是保证受其管辖领土范围内的居民享有教育权的义务。

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案所发布的临时措施中，法院认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自身并没有在适用范围方面进行一般限制，而且公约中的第2 条和第5 条也不构成特别限制，所以像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人权条约一样也可在域外进行适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隔离墙案与另外两个案件略有不同。

在后两个案件中，争端方均属于人权公约的缔约国，所以一国在被占领的另一国领土上理应遵守共同的公约义务，但隔离墙案中只有以色列一方是人权公约缔约国。

对于这个问题，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只有当被占领地区也受《欧洲人权条约》保护时，占领国才应承担公约义务。

然而，国际法院对此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只是认为虽然巴勒斯坦并非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但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仍应遵守上述人权公约义务。

可见，对于核心人权公约的域外适用，国际法院的主要贡献在于: 首先，对人权公约中管辖一词做扩大解释，认为公约效力不仅及于一国主权管辖领土，而且还延伸到该国实际控制区域; 其次，对于那些本身没有规定适用范围的公约，法院采用一种读入法( read into) 进行解释，将管辖一词加入到该公约中，认为公约同样适用于缔约国领土范围之外; 最后，人权公约域外适用时，是否应满足当事方均是公约缔约国的要求，国际法院虽未进一步分析，但从其结论来看，无须满足该条件。

( 三) 与人权保护有关的对一切义务1. 对一切义务概念的提出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中正式提出对一切义务概念。

法院认为，一国对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所承担的义务与在外交保护领域对另一国所承担的义务应进行区分。

从性质上说，前者受所有国家关注，就权利重要性而言，所有国家都在是否保护它们时具有法律利益，它们是对一切的义务。

该项义务依据国际习惯产生，比如禁止侵略、种族灭绝，也来源于一些有关保护基本人权的原则和规则，包括禁止奴隶制及禁止种族歧视。

法院在随后的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 1970) 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 西南非洲) 对各国的法律后果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诉南斯拉夫) 、东帝汶案、核武器案、隔离墙案瑏瑠、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案瑏瑡中，均提到对一切义务，并将对一切义务的范围由禁止侵略、种族灭绝、禁止奴隶制及种族歧视，扩展至包含尊重民族自决。

2. 对一切义务与群众诉讼与国家间相对义务不同，对一切义务是一国对整个国际社会所承担的义务，那么当一国违反对一切义务时，若该事项可纳入国际法院管辖范畴，那么他国可否在国际法院提起类似国内法中的群众诉讼( actio popularis) ? 20 世纪60 年代，国际法院在西南非案( 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诉南非) 中曾明确指出，对一切义务和当事国的诉权是两个单独事项，一项规则具有对一切义务的性质，并不意味着任一国家可对违反该义务的国际不法行为在国际法院提出诉求。

然而，在新近的或引渡或起诉案中，法院却基于对所有公约当事国承担的对一切义务( obligations erga omnes partes)认定比利时享有诉讼地位。

法院认为，公约中或引渡或起诉义务是对所有公约当事国承担的对一切义务，对于该义务的遵守，每一缔约国都具有法律利益。

除违反该义务的缔约国之外，其他缔约国都是这项义务所对应的权利享有者，均可以对他国不遵守该义务的行为提出诉讼请求。

或引渡或起诉案中所提出的对所有公约当事国承担的对一切义务，与传统的对一切义务存在概念和范围上的差别，因为该义务只局限于《禁止酷刑公约》第7 条第1 款所规定的或引渡或起诉条款，并不意味着公约所有条款均具有此种性质，此外，这也并不意味着或引渡或起诉条款在其他公约中，同样具有此类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