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人本思想西方常利用物质利益来进行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
但孟子有云：“君子交以义，小人交以利，利尽则交疏。
”资源有限，人欲无限，人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时候，以至很多企业留不住人才，自己用利益吸引人，别人也可以用利益把自己的人才挖走。
管理之本在于人，而对于管理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技术层面的管理，另一种是关注人心的文化精神层的管理。
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名之曰：管理之术与管理之道。
管理之道，即是人本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都是围绕人本思想展开的。
提出需要层次理论的西方行为科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马斯洛承认他们的学说是借鉴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即需要层次理论其本质也是人本思想的体现。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人才莫胜于三国，唯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
”三国时代群雄逐鹿，其实就是人才的比拼，各派领袖都极其重视人才，所以从三国演义里可以看到人本思想的完美体现。
（凡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刘备）刘备在举业之初对人才不太重视，兵力既小，更缺谋划之人，所倚重者，仅关羽、张飞等人，故屡战屡败。
他感叹自己"命运多蹇"，而隐者司马徽则一语道破了他失败的症结："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刘备方猛然醒悟，于是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决策时对刘备说：“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
“占人和”的思想就是人本思想，诸葛亮把它放到“欲成霸业”的根本大计的高度，可见对人本思想的极度重视。
在第四十一回，刘备在曹操几十万大军的的进逼下，放弃樊城往襄阳而走。
新野、樊城两县百姓宁死也要跟着刘备走，以至“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
到了襄阳，蔡冒、张允不准刘备军民入城。
尽管魏延砍死守门将士，“开了城门，放下吊桥”招呼刘备入城，刘备却恐在战乱中伤了百姓，投江陵而去，路上哨马奔来说，曹操大军即将渡江赶来。
众将领都对刘备说：“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至，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白姓，先行为上”。
刘备哭泣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刘备不仅在困境中坚守人本思想，在顺境中也坚守人本思想，不利令智昏、见利忘义。
他刚入西川时，庞统、法正二人都力劝他趁机在酒席上杀掉刘璋，一举夺了西川。
刘备却说：“吾初入蜀中，恩信末立，此事决不可行”。
无论二人再三劝说，也不答应。
而是约束军士，广施恩惠，大收人心。
在赢得了百姓的理解和欢迎后，在与刘璋翻脸后，庞统又为他设三计，供其选用：“只今便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此为上计，杨怀、高沛乃蜀国名将，各仗强兵拒守关隘。
今主公佯以回荆州为名,二将闻之,必来相送,就送行处擒之，夺了关隘，先取涪城，然后却向成都，此中计也。
退还白帝，连夜回荆州，徐图进取，此为下计。
（六十二回），刘备认为上计太急促，下计太慢，中计不急不慢，采纳了中计。
庞统的上计，是军事上的上计。
他虽然可以得逞，但是会引起西川士民的反感厌恶，伤害西川士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是下计，刘备从人心向背出发，让大家在感情上有个接受过程。
否定了这条上计，而采纳了中计。
结果夺取西川虽然多费了些时间和周折，在治理西川、享受胜利成果方面却比较理想。
又使西川一大批人才为其所用，事实证明，庞统的中计是政治上的上计。
刘备之所以采用这条计谋，主要是有强烈的人本思想。
而后刘备始终贯彻人本思想，特别是"张松献地图"充分表现了刘备的人本思想。
张松有奇才但"额埋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
曹操嫌其"物猥琐"将其打出国门，而刘备却礼遇之，终于得到了益州。
刘备的人本思想，核心是以人心为本。
他不过于计较形式上是否得到了人、得到了人才。
而一定要以得到人心为原则。
徐庶受曹操要挟，不得不辞别刘备，去曹营投老母。
“孙乾密谓刘备曰：‘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尽知我军中虚实，今若使归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
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
操见元直不去，必斩其母，元直知母死，必为报仇，力攻操也。
’玄德曰：‘不可，使人杀其母，而重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
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众皆感叹于刘备的言行，不仅赢得了徐庶的心，也赢得了下属的心，使这个集团极具凝聚力。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孙权）孙权求教周瑜，如何才能保全江东，周瑜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
（二十九回）江东士族势力庞大，吴国实际上是几大家族的集合体。
作为江东统治者的孙权，对人本思想有着相同的执着。
他为了江东稳定，从各大家族利益出发，看重人的实际能力，他所选用的，大多是出身卑微的才俊之士。
他"纳鲁肃于凡品"，"拔吕蒙于行阵"。
鲁肃投奔孙权时才20来岁，老臣张昭认为其"年少粗疏，未可用"，但孙权不但把他留在身边，且"益贵重之"，并在周瑜死后让其继任都督。
吕蒙是行伍出身，但孙权看他作战勇敢，20来岁就封其为中郎将。
其他统帅级的人物如陆逊，原来也是无名小辈。
而且孙权坚持人本思想，信任手下群臣，鼓励举荐人才，周瑜向孙策举者"江东二张"(张昭、张统)，死前向孙权举鲁肃以自代。
鲁肃又向孙权举荐诸葛瑾。
孙权不仅吸引占有了大批人才，而且还妥善的处理了他们的关系，使他们齐心协力，一致对外。
甘宁在黄祖部下为将时，射死了凌统父亲凌操，甘宁归降孙权后，凌统欲报杀父之仇，欲杀甘宁，被孙权阻止和力劝后，凌统亦恨气难消，孙权为了避免内耗，特意安排甘宁往当口镇守“以避凌统”。
后来凌统仍有相杀之意，在孙权的再三劝阻下，终于避免了自相残杀。
后来孙权又抓隹甘宁放箭救凌统一事，终于使得凌统尽释前嫌，同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变窝里斗为将相和，使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与孙权以人为本思想是分不开的。
如果不是他刻意保护甘宁，爱护甘宁绕开矛盾冲突，适时解决矛盾，则两虎相斗，必有一亡，更可能是两败俱伤。
正因为孙权的人本思想，东吴虽然因为孙策、周瑜英年早逝而失去栋梁，但并没有出现人才断层；鲁肃、吕蒙、陆逊等武将以及张昭、诸葛瑾等文臣，支撑起了吴国大业，与魏、蜀相抗衡，孙权才可以以一偏之隅成就霸业，无怪乎数百年之后辛弃疾尚赞叹："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失天下之心，不可也。
——曹操）曹操有歼灭群雄、克定天下的大志，也有求才若渴、海纳百川的胸襟。
他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比喻自己的纳才胸怀，并三下"求贤令"。
刘备败于吕布后投奔曹操，曹操谋士程昱看到刘备有雄才，曾劝曹操杀掉刘备，曹操回答说："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
"为了爱才的名声而放弃去除心腹大患的机会，表现了曹操的政治眼光高人一筹。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曹操爱才慕才的生动描写，如他见许褚"威风凛凛"而心中暗喜：见徐晃"威风凛凛，暗中称奇"；见贾诩"应对如流，甚爱之"并想方设法争取过来为己所用。
曹操的以人为本，最典型地表现在对关羽的使用上。
汜水之战各路诸侯被董卓大将华雄打得大败，关羽要求出战，袁绍、袁术等人反对，认为"使一弓手出战，必为华雄所笑"。
即使是温酒斩华雄大胜而回后，仍被袁绍怒斥出帐。
与袁绍不同的是，曹操力排众议主张关羽出战，并批驳袁绍："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后来关羽兵败投奔曹操。
曹操为了留住关羽，不但官封寿亭侯，而且方方面面倍加礼遇，虽然关羽最终仍归刘备，但却提供了一段爱才惜才的佳话。
不但对关羽是这样。
他还下令各级官吏，"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广泛吸纳"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
故在他的帐下，有隐士，有狂士，有村夫，有商贩，有盗贼，有降将，面貌不一，人才济济。
他举义兵讨伐董卓即是顺乎民意。
平时总是对部下给予奖劢和高度评价，充分发挥了下属积极性。
即使在他的权术狡诈之中，也体现了人本思想。
无论是“挟天下以令诸侯”，还是借黄祖之手杀弥衡，甚至借粮官王垕之头以安军心，都有这种成份在里面。
更典型的是三十三回曹操在夺取冀州后，追击袁谭到南皮，“时天气寒肃，河道尽冻，粮船不能行动。
操合本处百姓敲冰拽船，百姓闻令而逃。
操大怒，欲捕斩之。
百姓闻得，乃亲往营中投首。
操曰：‘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
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
百姓皆垂泪而去”。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三国演义》中多次出现这句话：“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然而，作品原型母本陈寿的《三国志》以及相关的参考文献中，并没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或意思相近的文字，就是说，这句话是罗贯中最早写进《三国演义》中的。
说唱“三国”的艺人，常常提到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而刘备只占“人和”。
十分显然，“人和”所指，就是刘备方面的人民基础的较为深厚，人民拥护他，绝不只是由于他是“大汉皇叔”就应该“即大位”、“续汉统”的缘故。
从书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政见:要建国立业，首先需要关心人民的利益（凡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借刘备的仁政爱民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就含有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
罗氏创作的《三国演义》不仅拥有酣畅雄健的阳刚之美，同时也浸透着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
年年的战乱，一方面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痛苦，使社会经济生产倒退，而另外一方面又使得人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得以解放，并且让广大有志之士产生强烈的时代使命感。
不论是在三国时代还是在元末明初，他们都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即群雄纷争和自我张扬。
有德者，有才能者，均能担当天下之大任。
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就自称:“联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这种强烈的个性张扬即是人本思想，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
作品产生于明代中叶以后，而这一时期，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统治集团的日趋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学逐步走出了沉寂枯滞的局面。
特别是在嘉靖以后，很快地由复苏而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这时的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创作主体精神更加高扬，从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
由此可见“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句含有明显的人本思想的话，与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是相一致的，洋溢着一种叛逆的勇气和张扬个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