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六义《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
所谓《诗经》中的“六义”，即是指“风、雅、颂”三种诗歌形式与“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风》又称<国风> ，一共有15组，“风”本是乐曲的统称。
15组国风并不是15个国家的乐曲，而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
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
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
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
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是也有个别贵族。
对于《雅》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
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
还有观点认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乐。
《雅》共105篇，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
《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歌。
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
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
但是没有情诗。
《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
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
其中《周颂》31篇，认为可能是西周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则认为是春秋以前宋国的作品。
“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
“比”是打比方，用一个事物比喻另一个事物。
“兴”是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
”（《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
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
“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
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
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
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
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风、雅、颂是属于《诗经》的文体分类，赋、比、兴则没有说明。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
一般说，赋、比，都比较清楚，兴就有疑问，后人的解释分歧很多。
至今也没有定论。
刘勰所谓“风通而赋同”，即风雅颂相通，赋则作为诗的一般表现手法，“通正变，兼美刺”，也是相同的，这些都比较好理解，惟独比和兴问题，历代解释很多。
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解释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
政治的解说汉代的“比刺兴美”说。
这是汉儒的经学的解释。
郑玄注《周礼》“六诗”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这种说法是以汉代的社会文化中的美刺论生硬地来解释比兴，与文学艺术离开得比较远，与文学创作没有多大关系。
《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抒情的诗歌中,离开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描绘的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就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牵强附会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
唐代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
”（《毛诗正义》）并非比一定与“刺”相连，兴一定与“美”相连。
这种经学家的政治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仍有不小影响。
连刘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比兴”篇中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
”意思是关雎雌雄有别，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鸟专一，所以诗人用来比喻夫人的专一用心。
这种读诗的方法承继的是郑玄的政治解释方法。
这种方法特点是用政治遮蔽艺术，用意识形态曲解诗义，离开了诗歌的常识，是不可取的。
语言的解说朱熹的解说可作为代表。
朱熹在<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在朱熹的解说中，强调比兴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语言技巧。
这种解说与郑玄的政治教化说大异其趣，无疑把解说推进了一步。
从单纯的训诂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作为一种语言解说，用之于非文学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于文学作品似乎就还隔着一层。
因为诗歌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离开情感，单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很难把属于情感世界的诗歌解说清楚。
实际上，对于这种解说，连朱熹本人有时也是怀疑的。
文学的解说这是最值得重视的解说。
具体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刘勰的“比显兴隐”说，钟嵘的“文已尽意有余”说，宋人李仲蒙的“叙物索物触物”说。
近人徐复观的现代解说。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在钟嵘看来，三者都是文学的方法。
因为运用赋比兴都要“干之以风力，润之者丹采”，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其中，对兴的又以“文有尽意有余”来解说，这就把“兴”的含蓄蕴藉的文学功能说得比较清楚。
这种看似“与训诂乖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解说，恰恰揭示了“兴”的文学功能。
唐代以来的诗学实际上是沿着“文有尽而意有余”的旨意往前推进。
宋人李仲蒙：“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
在他看来，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铺陈其事”，还必须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
这就比传统的解释进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创作中对于“赋”的要求。
唐代许多诗人用“赋”，的确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主要是用“赋”，却也十分尽情。
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问题，作者还必须在比喻中表达作者真挚的感情。
唐代许多诗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用“比”，却以情附物。
作为“兴”的“触物”，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反过来又把情感浸透于所描写的物象中。
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解说，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情”字上面，这就更符合文学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