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概念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夹带着概念与语词关系的讨论。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可以说是最早的概念论。
在那里，范畴、实体、属性、属、种等总是与名词、词项不作区分地混同使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也因此被称之为“词项逻辑”。
后来的斯多葛学派从所研究的命题中区分了记号、涵义和事物三个东西，他们的逻辑只谈语言记号、记号所包含的意义、记号所指的外界对象[1]，不谈思维中的概念。
中世纪的逻辑研究则逐渐指向思维中的意象、观念或概念。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唯名论与唯实论、唯理论与经验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唯实论者承认有“共相”，即“一般”的抽象概念；唯名论者否认“一般（共相）”的独立存在，只承认“个别”事物是实在的，所谓“一般（共相）”只不过是事物的名称、符号。
唯理论者认为人的头脑里存在所谓“天赋观念”；经验论者则证明任何知识都“不是天赋的”，而是“从‘经验’来的”，即从“感觉”和“反省”所获得的观念中来的，一个“字眼”就是一个“观念的外面标记”[2]。
康德认为人的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一个是人脑所固有的先天“理念”。
黑格尔从“绝对的理念”出发，研究了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建立了辩证逻辑。
现代逻辑学家大多反对中世纪以来的心理主义倾向，认为人的思维及思维中的意象、观念或概念都具有“主观性”、“私人性”，因而不能成为逻辑的对象。
他们重新回到了斯多葛学派的逻辑传统，发展出了“指称”理论[3]，认为只有指称（对象本身）、涵义（对象的呈现方式）、指号（专名）等所谓“客观性”的东西才是逻辑的对象，从而建立起了现代逻辑的系统。
综观前人的研究，概念与语词的关系仍然缺乏明确的认识。
本文以概念具有结构系统的观点为视角，就概念与语词的联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1.语词与概念没有必然联系历来逻辑学家曾为概念下过不少的定义，这些定义不外乎从对象、属性、反映等方面去界说的。
我国学者王源生先生对此作了较客观的综述与辨析[4]。
王源生先生自己也为概念下了一个定义，即“概念就是以符号表达出来的观念”[5]。
他把概念定义为观念，较有创见。
这个定义与概念具有结构系统的观点的理解比较接近。
概念具有结构系统的观点认为，概念是客观事物以特有的形象形式反映到思维中的能够相互区分并能独立运用的信息单位。
这里所说的形象，就是客观事物的信息通过媒介的转换传递反映在思维中的意象或观念。
思维中的形象分为具体的感性形象和抽象的概念形象，它们都具有概念的资格，分别称之为感性概念和抽象概念。
一个事物在不同时空中所形成的不同感性概念概括出个体概念，一类事物的个体概念概括出抽象的普遍概念。
从最低级的感性概念到最高级的抽象概念之间，概念与概念相互依存、密切联系，并由此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支脉的庞大而复杂的金字塔式的结构系统。
洛克虽然没有直接肯定观念就是概念，但是他确认了“观念是思维的对象”[6]。
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则直截了当地断定：“概念是一种知觉意象，思维就是把握和处理这样一些意象。
”[7]客观事物以其信息反映到思维中的任何一种意象、观念都是概念。
概念作为思维的构成元素，同思维一样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属于人的心理现象。
这种理解与王源生先生的定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避免了语词符号的纠缠。
就是说，思维中的观念有语词表达的固然是概念，没有语词表达的，同样是概念。
是否具有概念资格，不以语词为转移。
因为语词作为语言的组成元素，同语言一样是社会的产物，属于社会现象；它与作为心理现象的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
虽然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常常用语词来称说概念，但是语词与概念没有必然联系。
马克思曾经指出：“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性质，全然是外在的。
”[8]客观事物以其信息通过媒介的传递反映到人的感官和大脑，自然地表现为意象、观念或概念；但是，概念无论怎样变化，也无法自然变出一个语词来。
语词不是客观事物信息的自然产物，也不是概念的自然产物。
正如胎儿并不与胎儿的名字一起同时在母体中被孕育出来一样，一个概念也并不与这个概念的名词在人脑中同时产生的。
按照认识的规律，人们总是先认识新事物，形成新概念，然后才以人为的方式给这个新概念找上一个名词作为标识的。
例如，科学家发现并确认了“钔”这一新元素，然后才公认以门捷列夫的名字给它命名。
语言中新的名词、术语都是以人们对事物的新认识、新概念为前提的。
人们心中产生了无数的概念，却并没有为它们一一命名。
他们不曾想以特殊的名称来命名每一只羊，每一个乌鸦，每一树叶，每一沙粒；不曾想以特殊的名称来命名所熟悉的人或事物在每一时空点上的运动形式。
这些未命名的东西恰恰是构成经验世界的基础，也是人类思维的基础。
人们只是很吝啬地为那些交际所必需的概念命名。
即使如此，已命名的概念，名称与概念也不是结合得那样紧密。
在语言中“词不达意”、“用词不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
洛克指出：“语言所以能标记各种观念，并非因为特殊的音节分明的声音和一些观念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络，因为若是如此，则一切人的语言应该只有一种。
”[9]事实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往往有不同的语言。
同一个事物的同一个概念，往往有不同的语词表达形式。
中国人称“马”、英国人称“horse”、俄国人称“лошадь”，这都说明，用什么语词表达什么概念，是没有必然性的。
同样，语词与它所表达的意义也没有必然联系。
例如，一个小镇被命名为“达特河口”（Dartmouth）,是由于它位于达特河的入海口。
但是“位于达特河入海口”并不就是“达特河口”这个名称的固定意义，因为，达特河改了道，这个小镇远离了达特河入海口，它仍然以“达特河口”为名。
洛克指出：“语言所以有表示作用，乃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们一种意义，乃是由于人们随便来把一个字当作一个观念的标记。
因此，字眼的功用就在于能明显的标记出各种观念，而且它们固有的、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所标记的那些观念。
”[10]关于这一问题，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很明确的认识，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名实。
”荀子用最精练的语言指明了名称与概念没有必然联系，也指明了名称与意义没有必然联系，语言名称同概念及意义的联系完全是建立在社会的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的。
语言与思维、语词与概念没有必然的联系，正是语言学中“约定俗成”原则的认识基础。
2.语词没有概括功能唯名论者不承认“一般（共相）”的抽象概念的存在，指称论者排斥思维中的意象、观念或概念，他们都主张语词具有概括功能。
休谟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
他说：“关于抽象观念或一般观念，……在这一方面一位（贝克莱博士）大哲学家已经辩论过在这个问题上的传统见解，并且断言，一切一般观念都是一些附在某一名词上的特殊观念，这个名词给予那些特殊观念以一种比较广泛的意义，使它们在需要时唤起那些和它们相似的其他观念来。
”休谟秉承贝克莱的师训，把这一观点称为“学术界中最伟大的、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因此要“通过一些论证来加以证实”。
他证实道：“一个特殊的观念附在一个名词上以后，就成为一般的了。
这就是说，附在这样的一个名词上，这个名词由于一种习惯的联系，对其他许多的特殊观念都有一种关系，并且很容易把那些观念唤回到想象中来。
”[11]在贝克莱、休谟等人看来，名词附上了特殊的观念，就概括了一般，并成为了一般。
休谟的论证其实是似是而非的。
名词作为语言符号其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们与所表示的观念没有必然联系，“它们所表示的观念在自然中并无联系”[12]，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所谓“习惯的联系”，或对其他特殊观念的“关系”；更不可能必然有把它所需要的其他观念“唤回到想象中来”的魔力。
例如，对一个不懂英文的人读一个英文单词，这个英语文盲显然唤不回任何一个观念来。
这就足以证明休谟的名词魔力是根本不存在的。
退一步说，即使名词可以唤回它所需要的观念，也不能证明它概括了一般，并成为了一般。
克里普克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也可以说是这一观点具体化的另一个版本。
他说：“有一个人，例如，一个婴儿诞生了；他的父母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他们对朋友们谈论这个孩子。
另一些人看见过这个孩子。
通过各种各样的谈话，这个名字就似乎通过一根链条一环一环地传播开来了。
……反之，因为他是某个社会团体中的一员，这个社会团体一环一环地传播着这个名称，由于这个关系他就能够建立一根可以回溯到费因曼本人的信息传递链条，而无须采取独自在书房里自言自语地说‘我将用费因曼这个名称来指那个做了如此这般、如此这般事情的人’这样一种方法。
”[13]显然，克里普克是肯定了名称具有概括其人“做了如此这般、如此这般的事情”的概括作用的，它是通过那根历史的“链条”来概括的。
如果进一步细问，费因曼本人“做了如此这般、如此这般的事情”的信息是与名字捆绑在一起传递的呢，还是另外靠别人的谈话传递的呢，答案显然是后者。
如果在那根链条上只传递了该名字而没有人谈论该信息，那么该名字的传递会继续，而该信息的传递则会中断。
《我的叔叔于勒》故事中的主人公改头换面地生活在异乡他方，他先前的信息竟然能不为人知；而另一些人更名换姓，却无法改变他的历史。
所以，克里普克的那根历史“链条”并不能帮助名称进行概括，他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不能证明名称具有概括功能或具有一般概念的资格。
唯名论者或指称论者费尽周折也无法证实语词具有概括功能，恰恰证实了语词不存在这种概括功能。
这是由语词与概念没有必然联系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3.语词与概念的“暂时联系”虽然如此，人们在创造了一定的语词用来表达一定的概念之后，语词与概念便密切地联系起来。
人们内心的概念常常用语词来表达，语词也常常能唤起内心的概念。
那么，作为外在社会现象的语词与作为内在心理现象的概念是怎样建立起联系的呢？我们显然无法把内在的概念拿到外界来与语词符号建立联系，而只能把外在的语词符号反映到脑内与概念建立联系。
所以，这个答案只能从巴甫洛夫的两种信号系统学说中去寻找。
巴甫洛夫告诉我们，现实事物的信号是第一信号，语词符号的信号是第二信号。
他说：“如果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感觉与表象，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现实的第一信号，具体的信号，那么言语，特别首先是那种从言语器官达到大脑皮质的动觉刺激物，乃是第二信号，即信号的信号。
”[14]按照这一理论，两种信号同时刺激人的大脑，于是在人脑皮质中按照条件反射规律建立起两者的一种“暂时联系”。
例如，对于一只梅子，看到它的形状、颜色，或尝到它的酸味，与此同时，又听到或看到“梅子”这个词语，那么，就会在大脑皮质产生梅子实物和“梅子”这个词的两个兴奋中心。
经过几次重复，在两个兴奋中心之间形成了一种较稳定的联系。
以后只要“梅子”这个词出现，兴奋就会沿着已接通的联系，走到梅子实物所形成的兴奋中心，也能象梅子实物一样引起分泌唾液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