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四川行省沿革与特征作者：李治安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0年第02期[摘要]元代四川行省在创建前20余年，因以陕西为后方对川蜀的攻略，多是与陕西合为秦蜀行省。

独立和稳定的四川行省建置，则限于至元二十三年以后80余年间。

同时它还与境内东、西川行枢密院及宣慰司等发生并存或兴替联系。

四川行省的三个显著特征是：设置早，前期与陕西行省等合并分离频繁；战争破坏严重，户口数稀少，财税收入亦少；驻屯军队多，万户等军府多，军事色彩较重，后期或为世袭军将把持。

[关键词]元代，四川行省，沿革，特征[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4—0005—07川蜀自古为华夏文明的西部渊薮。

它“东南控接荆湖，西北襟连秦陇，阻山带江，密迩番蛮，素号天险，古称极边重地”。

四川建省，肇始于元朝。

无论宋、蒙战争，抑或元帝国的西部疆域控驭，四川行省的地位都举足轻重。

本文重点就建立沿革、与行枢密院等关系、若干特征等，予以如下探讨。

一《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七》载：“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

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

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

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

”元代四川行省的建立，也有宽泛和严格的诠释区别。

因蒙元以陕西为后方对川蜀南宋军队近半个世纪的攻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四川与陕西往往合为秦蜀行省或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而独立和稳定地设置四川行省，又限于至元二十三年以后八十余年间。

为正本清源，我们还是先从秦蜀行省谈起吧。

秦蜀行省正式设立于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八月，廉希宪为中书右丞，商挺为佥省，行省事，它的前身无疑是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首的陕西四川等路宣抚司。

中统三年易名为陕西四川行中书省。

此时的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尚属于临时处理军政的行省。

至元元年八月，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较早进入半固定行省的行列，开始有了较稳定的辖区，设置时间较长，统辖节制权限明确。

至元元年起，赛典赤首次以平章政事担任陕西四川行省长官十年，元廷明确命令“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

还专门颁布了“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处行中书省条格”。

然而，陕西四川行省官员仍带中书省宰执衔，时而分为二(如至元八年十一月一度“置四川省于成都”)，时而合为_，时而改置行枢密院或安西王相府。

在这个意义上，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陕西四川行省稳定性较差，往往处于不时变动之中。

至元九年，忽必烈封嫡次子忙哥刺为安西王，出镇关中，设置王相府，其辖地和职权范围是：“教令之加，于陇于凉，于蜀于羌……其大如军旅之振治，爵赏之予夺，威刑之宽猛，承制行之。

自余商贾之征，农亩之赋，山泽之产，盐铁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用。

”在安西王忙哥刺受封六月后，陕西四川行省就被废罢。

王相府取代该行省而获得“承制”治军、命官、司法、征税等广泛权力。

直到至元十七年，亦即安西王忙哥刺死后第二年，陕西四川行省才重新恢复。

另，至元十六年先后出现“诏谕王相府及四川行中书省，四道宣慰司抚治播川、务川西南诸蛮夷”，以及“赐参知政事昝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县”。

表明至元十七年前四川行省或许短暂恢复。

在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27年间，陕西四川行省竟然因安西王相府的替代而被废罢近八年，几乎接近这段时间的三分之一。

因为攻略南宋的需要，元廷自中统四年开始设置四川行枢密院，治成都。

在中统元年——至元十年和至元十七年——至元二十三年之间，陕西四川行省与四川行枢密院是同时并存的。

元廷还注意协调陕西四川行省与四川行枢密院的关系。

例如，至元初赛典赤·赡思丁担任陕西四川行省平章三年之际，忽必烈降诏“赏银五千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

还一度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原行省、行院官赛典赤和也速带儿共同负责。

有关四川行枢密院，后面将详细考察。

同样是为着对南宋用兵，这段时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治所迁徙不定。

中统年间，治所在京兆路。

至元二年闰五月，移于兴元(今汉中)。

三年，又南徙利州(今广元)。

这两次治所迁徙，显然是为着便于川蜀前线的军需转输供给。

十七年川蜀战事结束后，治所迁回京兆路。

沿袭中统年间四川行枢密院专官负责军饷供应的先例，陕西四川行省的职司一度偏重于供应军需。

如赛典赤·赡思丁虽曾经奉命分镇四川，偕万户郑鼎佯攻嘉定，但不久遵朝廷旨意“行省事于兴元，专给粮饷”；而在前线总兵的佥省也速带儿、郑鼎又改称“军前行尚书省”。

至元二十三年四川独立建省以后，治所起初设在成都。

至元二十五年五月，一度迁于重庆，而在成都立宣慰司。

两年后，由于“成都之民，苦于供给”，四川行省“复徙治成都”。

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陕西四川行中书省本身，还有两次改置行尚书省的变动。

一是指至元七年三月元廷依据阿合马的建议，一度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二是指至元八年九月“罢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尚书省，以也速带儿行四川尚书省事于兴元，京兆等路直隶尚书省”。

同年十一月，四川行省又移治成都。

前一次更改，只是名称改变，无实质意义。

后一次改尚书省，则是牵涉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二，四川部分自为四川行尚书省，陕西直隶朝廷尚书省。

这应该是中统元年建立陕西四川行省后首次较大的变更。

谭其骧先生说，“四川境内独立行省始此”。

诚是。

然而，此次更改仅维持四月余，至元九年正月，不仅重新恢复了行中书省的名称，而且“京兆复立行省”。

《世祖纪五》至元十年四月辛丑又载：“罢四川行省”，增立东川、西川两行枢密院。

表明至元九年正月大抵在四川行省之外又另立陕西行省，其后二省一并被安西王相府所替代。

而至元十年二月朝廷“遣断事官麦肖勾校川陕行省钱谷”，或许是王相府接管其财赋的措施。

此后多数时间，安西王相府又是和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并存的，直到至元十五年四川行省复立和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废罢为止。

翌年六、七月，四川行省亦罢，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却一度复活。

至元十七年十月恢复设置陕西四川行省。

另，《百官志七》有“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的说法。

揆以《世祖纪八》至元十八年十二月辛亥“命西川行省给万家奴所部兵仗”和《世祖纪九》至元十九年九月壬申“命四川行省就遣亦奚不薛军前往招抚”蛮洞向世雄兄弟等史料，以及迄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四川行省或西川行省招讨、统辖蛮夷等活动依然见于史书记载，此说可以成立。

《汪世显·汪惟正附传》“(至元)十七年，迁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赐玉带。

以省治在长安，去蜀远，乃命惟正分省于蜀……二十二年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

亦可证上述“分省四川”，是比较准确的说法，“四川行省”则是用后来的正式名称去称呼此“分省”军政实体。

而至元二十二年七月汪惟正朝见忽必烈并被任命为陕西行省左丞，也意味着四川由分省独立置行省已成定局。

据《元史》《世祖纪九》和《百官志七》，至元二十年三月陕西四川行省曾短暂废罢。

而至元二十二年“西川行省”、“陕西行省”或“陕西四川行省”等又不断见于史书，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论，至元二十二年陕西四川行省一度恢复建置。

还需要强调，至元二十三年以后虽然陕西和四川各自为行省的体制大体确定下来，但大德三年——七年间仍然再次发生二省合一的变动。

这一点，《百官志七》和《题名记》都漏记了，兹略作补述。

《元史·成宗纪三》大德三年二月丁巳条载：“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置四川、福建宣慰司都元帅府及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

”大德七年六月己丑条又载：“罢四川宣慰司，立四川行中书省。

”是证至元二十三年以后仍然有大德三年——七年间四年零四个月四川省并入陕西行省的情况。

二四川行省在与陕西合一建省和逐步走向独立建省的过程中，不仅有前述和陕西行省时而合一、时而分立的变动，还有与境内东、西川行枢密院、宣慰司兴替或并存等问题。

后者也相当突出，不弄清这个问题，四川行省的沿革似乎仍然会若明若暗。

先说东、西川行枢密院。

东、西川行枢密院是在东、西川都元帅府及统军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统四年，西川行枢密院设置于成都，设官二员。

阿脱、商挺奉命行枢密院事于成都，“成都、顺庆、潼川都元帅府并听节制”。

《商挺传》亦云，商挺曾赐金符，任四川行枢密院事。

是年七月，成都经略司奉诏隶属西川行院。

这里的四川行枢密院与西川行院，应该是一回事。

需要注意两个相关情节：一是西川行院设立翌年，赛典赤首次以平章政事担任陕西四川行省长官；二是据《元史》卷八十六《百官志二》枢密院条，西川行枢密院职司为“管四川军民课税交钞、打捕鹰房人匠、及各投下应管公事，节制官吏诸色人等，并军官迁授征进等事”。

不只是统辖管束军队，同时还兼领课税交钞、人匠、投下和“节制官吏诸色人等”。

至元元年三月“诏四川行院，命阿脱专掌军政，其刑名钱谷商挺任之”，亦可为证。

足见，西川行枢密院自建立起，就是军民兼领的，尽管不久又设赛典赤为首的陕西四川行省，治于京兆。

受蒙哥汗病死于钓鱼城下和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两阵营在秦陇激战的影响，当时川蜀蒙古军对南宋的作战比较被动，设置西川行院，以军民兼领方式，代表朝廷枢密院，统一负责川蜀境内军政，也是必要的。

实际上，西川行院只是分置东川行院后的称呼。

设立之初的名称应该为四川行枢密院。

在《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三年正月“四川行枢密院谋取嘉定，请益兵”和十一月“诏四川行枢密院遣人告谕江、汉、庸、蜀等效顺”以及前揭商挺官称等记述中，一概径称四川行枢密院。

此时期的行枢密院官员，除了阿脱、商挺，还有帖赤。

要之，在四川、陕西合为一省初期，川蜀境内即有西川行院等军政实体机构与之并存。

四川行省的前身或前期形态，不仅是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陕西四川行省，似乎还应和与之并存的西川行院等有关联。

至元三年开始，西川行院不断发生合并、分立等变更。

先是当年十二月，“诏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赛典赤、也速带儿等佥行省事”阎，似乎意味着四川行枢密院与赛典赤为首的陕西四川行省合并为统辖川陕全境的行中书省。

治所也先后南徙兴元(今汉中)和利州(今广元)。

然而，一年半后，又逐步恢复川蜀军政实体机构的设置。

至元五年七月赛典赤奉诏“自利州还京兆”，且顺应元廷普遍设立统军司的体制，分别在川陕设置了东、西二川统军司和陕西统军司。

西川统军司又名成都统军司，曾迁治眉州。

统军司的职司也是“兼领军民钱谷”，与原西川行院如出一辙。

此后的五年间，东、西二川统军司分别充当重庆、成都两战区的军事统帅官署。

如至元九年西川副统军刘思敬邀击并大败宋军昝万寿部于青城。

至元七年十二月安抚张大悦曾将宋重庆制置朱祀孙的诱降“书榜”“并谍者送致东川统军司”；同年，元廷以金州军八百人拨隶东川统军司。

至元八年八月，东川统军合刺及杨文安部“攻达州，三战三捷”。

九年，东川统军司又命文安兼领刚刚攻克的龙爪城。

至元七年五月，陕西四川佥省也速带儿、严忠范又会同东、西川统军司率兵在嘉定、重庆、钓鱼山、马湖江等处和宋兵作战，普遍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