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辨伪学第一节辨伪及其意义广义辨伪：就是对某些有真伪问题的事与物进行考察鉴别，确定其真伪。

它的涵盖面不小，举凡古史事、古书籍、古器物、古碑刻、古字画等，只要是有真伪问题的，均在其辨识之列。

狭义辩伪：指文献辨伪，它是研究、辨别文献真伪的专门性学问，是历史文献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

文献辨伪学：是对辨伪的历史发展、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并总结辨伪规律的学科。

一、我国伪书的数量及类型1、伪书数量：世界文献之最=世界伪书之最伪书数量大、范围广、起源早《史记.货殖列传》说西汉初年“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没于赂遗也。

”赵高、李斯之伪秦始皇诏书张心瀓1957年版《伪书通考》正、续篇统计，有真伪问题且经历代学者讨论过的古书达到1104部。

邓瑞全等《中国伪书综考》统计（包括近代）伪书达1200种。

2、伪书的类型（1）按形成原因和形式分类（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訛〉概括）：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掇古人之事而伪者；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传古人之名而伪者；蹈古人之名而伪者；惮于自名而伪者；耻于自名而伪者；袭取人而伪者；假重于人而伪者；恶其人，伪以祸之者；恶其人，伪以诬之者；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伪而非伪者；非伪而实伪者；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本无撰人，后因近似而伪托者；本有撰人，以后人因亡佚而伪题者。

（2）按伪书程度及方式分类（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全部伪。

此类伪书于子部最多，经部次之。

例如《鬼谷子》、《关尹子》、《孔子家话》等，完全是他人的凭空编造。

2）部分伪。

此类书数量最多，几乎每郡古书都有可疑之处。

例如《庄子》、《左传》、《史记》等，均存有后人窜人之嫌。

3）本无其书而作伪。

有些书于历代史志、书日中均无著录，只因某口中提从其人其事，于是便有人借机附会而作伪。

例如《亢仓子》、《子华子》等皆是4)曾有其书图佚而作伪。

此类书数量亦不少，例如《列子》在《汉书·艺文志》中曾有著录，但后来亡佚，魏晋间人张湛便辑佚若干古书材料，趁机作伪而成书。

5)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

6）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

此类书亦不在少数，例如《管子》、《商君书》等，均为先秦古书，但又非管仲、商鞅本人所著，而系时人采摘其言行，杂之以有关史料而成书，因此书名与作者皆不符。

7）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为。

8）盗袭割裂旧书而伪。

9）伪后出伪。

10）伪中益伪。

二、伪书伪文的危害1、危害对文献本身的正确认知。

如：文献的时代、作者、价值等方面2、危害学术研究。

如学术史、思想史、史料的真实性等3、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三、辨伪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辨伪始于怀疑，其渊源亦可追溯到先秦。

如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说过：“纣之下乱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这是对文献记载中有关商纣王暴行的夸大描述表示不满。

战国时期的孟子也曾说道：“尽信书，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无敌于天，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表明他对《尚书》中有关记载的怀疑比子贡还要深。

不过这些还只是疑古的开端，不能算是实际的辨伪。

一般认为，辨伪工作约始于西汉。

司马迁写《史记》，“整齐百家杂语”，又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实际是指斥百家语中有很多伪材料。

西汉来年，刘向在校理群书时所作的叙录，对古书也多有疑辞。

如《神农叙录》谓“疑李悝及商君所说”，《黄帝泰素叙录》谓“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都是由对原书作者不能肯定而生疑。

东汉初年，王充在所著《论衡》一书中，则以《书虚》、《儒增》、《艺增》、《语增》四篇，专攻“多不诚实”的“伪书俗文”，提出要“辨然否之实”’“立真伪之平”。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更留下不少有关辨伪的言论。

如所载《文子》九篇下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神农》二十篇下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这一类的文字，在《汉书·艺文志》中约有20余条。

稍晚，经学家马融又写了否定《尚书·泰誓》的文章。

他指出“《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列举《春秋》、《国语》、《孟子》、《荀子》、《礼记》历引《泰誓》之文谓“今文《泰誓》皆无此语”，从而肯定此篇为西汉伪作。

象这样有理有据的考辨工作，是前人所未尝做过的。

东汉末，郑玄在注经过程中，也曾做过考订经书真伪及其年代的工作。

如他从时令、观制等方面，证明《礼记·月令》为秦代的作品。

唐代学者对于古书的辨伪，较汉人要自觉得多。

刘知几在其所著史评名著《史通》中，撰有《疑古》、《惑经》两篇，指斥“五经”与上古之书真伪不分、“隐没者多”，主张轻传闻重经历，以杂史、雅言及出土资料与古史相印证。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也曾讲到，他平日读书，非常注意“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

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也是一位疑古的学者，著专文以辩《鬼谷子》、《亢仓子》、《吴子春秋》、《鹖冠子》、《文子》诸书之伪。

所有这些，都对后世文献辨伪的工作产生过一定影响。

两宋是辨伪风气盛行的时期。

此时汉学衰落，理学大兴，学者们由不信汉学旧注，进而大胆怀疑古经典。

他们或攻传注，或弃序说，或疑全书为晚出，或疑部分为质品，从而使辨伪古籍开始成为较为系统而有条理的工作，并且方法渐密，范围渐广。

如欧阳修辨《易系解》，吴戜辨《古文尚书》，司马光疑《孟子》，王安石考《春秋》，郑樵攻《诗序》，洪迈、汪应辰非《周礼》《孝经》，叶适、黄震不信《管子》、《宴子》等，都极其有名。

尤其是朱熹的辨伪，恣肆汪洋，遍及群经诸子，所指伪书竟达60余种，颇能体现宋人治学的开放精神。

他曾不无感慨地说：“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

”又总结自己的经验说：“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涂，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

”这不仅是谈辨伪的途径，也是谈辨伪的原则和方法，非精熟古籍的大家学者不敢出此语。

他在《孝经刊误·附记》里还说过想作一部辨伪的专书，可惜未能实现。

明初学者的辨伪，尚承宋人义理考辨的余风。

如宋濂的《诸子辨》，辨周秦至宋代诸子之书计44条。

至明代中叶，随着私家藏书的兴盛与鉴别古书的需要，辨伪工作又渐次别开生面。

当时在辨伪方面成就最为突出者为胡应麟。

他撰过一部48卷的考据名著《少室山房笔丛》，书中收有《四部正讹》3卷，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文献辨伪的专著。

在达部书中，他首先说明了辨伪的重要性，然后将古籍中的伪书条分缕析，作了相当详尽的辩证；所辨之书达10 4种，范围也扩大到经、史、子、集。

清代考据学大盛，文献辨伪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这里首先要说到万斯同和姚际恒。

万斯同是清初著名历史学家，他在《群书辨疑》一书中对《易传》、《周礼》、《仪礼》、《左传》等书都提出了疑问，在当时学术界颇有影响。

姚际恒则是清初勇于疑古的学者，史传称他多“言人所不敢言”，写有《九经通论》其专为辨伪而作的，则有《古今伪书考》。

清末民初，学者们重视对前代辨伪工作的总结，其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检讨前人辨伪的实际，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一套辨伪的方法；二是汇集前人的辨伪成果，编一部总其成的资料性工具书。

对于前者，梁启超做了大量工作，最堪称道；对于后者，则以《伪书通考》的问世为一大成就。

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在近世流行行后，先是顾实撰《重考古今伪书考》，专辨姚书的辨伪以正其失误；又有姚名达综合《诸子辨》、《四部正讹》、《古今伪书考》三书，列成《宋、胡、姚所论列古书对照表》，附于顾颉刚校点的《古今伪书考》后行世。

后来黄云眉以姚、顾二人之书既各证不足，又各是其说，依违之间，尚无确论，乃详征博引以补正之，略仿朱彝尊《经义考》，作成《古今伪书考补正》一书，于30年代韧首次印行。

此后张心瀓另起炉灶，又将宋、胡、姚三书拼合补缀，总汇于一编，集结为《伪书通考》一书，于30年代末出版。

初版时，全书共收录论辨之书1059部，50年代修订时增入45部，使总数达到1104部，考证丰繁，检索亦方便，为日前所见最完整的一部综合性辨伪工具书。

20、30年代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为廓清有关古文的荒谬传说，继承乾嘉学派的传统，做了大量相当透彻的考辩工作。

郭沫若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挽对先秦文献史料做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批判，力图为这些“仅有的”史料安排一个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时代序列，从而把文献辨伪工作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总之：辨僞之學，在先秦已有萌芽。

漢代已有了專門的辨僞篇章，唐代辨僞成爲風氣，宋元明清的學者辨僞更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歷代專門的辨僞著作很多，明宋濂《諸子辨》、胡應麟《四部正譌》、清姚際恒《古今僞書考》、今人黃雲眉《古今僞書考補證》、張心澂《僞書通考》、邓瑞全王冠英《中国伪书综考》是其中的代表。

當然，前人已考定爲僞書的並不一定就都要遺棄。

四、辨伪学科体系的构建1、辨伪学的构建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奠基人是梁启超等。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2、近代科学辨伪方法的产生，为辨伪学作为实证科学的学科体系建立创造了条件。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顾颉纲：层累地造学说3、辨伪学的学科位置在文献学中得以确立。

五、辨伪学任重道远在新世纪的主要任务1、辨伪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2、辨伪方法需要进一步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

3、历史上遗留的辨伪悬案需要重新审视和解决4、新出土或发现的历史文献需要辨伪。

1、整理古籍。

2、撰述史书。

3、学术源流。

4、学术价值。

辨伪的学术地位:第一，整理古籍。

整理古籍是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工作。

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综合运用各面的知识相学问。

然而，整理之前，必须审慎辨析，务使真得者其用，伪者另有所归，方能言及其它谨严的学问。

第二，撰述史书。

一个良史，除了应具备“不虚美，不隐”恶“的思想品质之外，还要具备辨识史料的能力，才能撰写垂成千古的“信史”。

第三，学术源流。

古书真伪与学术源流的关系最为密切。

如果某书的成书年代不准确，或者作者为依托，内容为伪造，就不能依据它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了。

《老子》为例。

第四，学术价值。

一部古书，只有在其书的作者明确、成书时代肯定，书中是否有附益并得以认知的情况下，才能正确地评定其价值。

如《尉缭子》第二节伪书形成的原因1．尊古。

我国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厚古薄今，迷信古人、圣贤的心态，所以一些人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便采用托古的方法。

《淮南子·修务》：“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

”于是儒家借重尧舜，墨家借重禹，道家借重黄帝，医家借重神农、黄帝，都是达一类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