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庄园生活》---------中世纪英国农民生存状况研究摘要：农民作为中古世纪社会底层的生活群体，虽地位卑微，但对于社会的运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工业革命以前，农业可以说是社会建筑的基石。

研究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于研究中世纪历史有着巨大的帮助。

·宗教，“十字架的巨大阴影笼罩着整个中古世界”。

中古世纪庄园制达到了顶峰，也是西方封建制度的高潮。

尽管英国某些地方从未实行过庄园制度，但毋庸置疑的是庄园农奴是农民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于生活在庄园中的农奴来说，庄园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他们与外部的接触无外乎一年当中去几次集市，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因此庄园中的一切都会对农民产生巨大的影响，包括他们的价值观。

位于庄园中心的教堂，作为庄园中最高大、最辉煌的建筑，与农奴破旧的茅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难使农奴不对其印象深刻。

教会对农奴们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

对于中世纪的住民来说，教会无处不在，它对于人们的影响是耳濡目染的。

路旁随处可见的十字架和圣陵无时无刻不提醒农民要对神、上帝、死亡和救赎充满敬畏。

大多数农民并不识字，抽象的教堂壁画也不能帮助农民很好地理解圣经的精髓，因此中世纪农奴只能借助弥撒等宗教仪式，或者通过教士的布道来形成自己的信仰。

但不幸的是对于文盲来说，整个弥撒当中他们只能不断重复“主啊”，“万福玛利亚啊”这两句。

至于复杂的仪式，他们并不理解，教士口中的用拉丁语叨念的祷告词他们根本听不懂。

日复一日的重复使得这些仪式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更加糟糕的是，大多数教士并不了解这些仪式到底代表着什么，他们并不比农民博学，这些无知的教士构成了中世纪宗教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

很多教士就是农民出身，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仅会拉丁语而已。

其思想当中带有很多迷信的成分，就如同普通的农奴一样。

很多教士不仅不能胜任神职，反而带头亵渎教义，与女人私通，放高利贷，主持弥撒时衣冠不整等。

因此某些乡村风气败坏，道德沦丧也就不难理解了。

农奴虽然不能从教会那里学到什么，但教堂壁画那浓重的色彩和现实主义的手法，外加一些模糊的、含义不清的祷告词总可以使头脑简单的农奴对于神或者地狱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教会的不作为，以及农奴们有关宗教的臆想，使得有关宗教的一切显得那么神秘和强大，使得农民不由自主的去臣服。

人们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是充满着莫名的恐惧，当这种恐惧时刻围绕在人们身边时，那就是对于思想的控制，就是束缚在人们身上的枷锁。

·领主的压迫庄园中的农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大佃农、小佃农和自由人。

大佃农往往拥有二十甚至三十英亩的土地，不仅能养活自己，还可以将剩余的谷物出卖以换取金钱，从而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而小佃农通常只有两三英亩的土地，这显然不能满足一家人的生计需要。

因此小佃农会通过开垦荒地，饲养家畜，狩猎，为大佃农打工等方式来勉强维持生计。

但开垦土地或者放牧牲畜等活动也会受到领主的限制。

自由人不受领主的管辖，通常只有两三英亩的土地，但自由人可以通过手工劳动，比如帮领主修缮农具，房屋等来获取自己的收入。

农奴必须承担领主强加给他们的劳役，比如运输货物，收割谷物，翻耕土地等。

这就导致农奴必须先完成领主分配的任务之后才能去干自己的农活。

而且劳役的量相当大，不仅有周工，还有“布恩工”。

自由人要为领主尽一份自己的义务，不过量很小，只有少许劳役，也可以通过金钱赎买，只有几便士而已。

而压在农奴头上的不仅有繁重的劳役，更有领主对他们的剥削，这种剥削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农奴不能自己磨面粉，而要到磨坊主开办的磨房中磨制，还要交纳一定比例的谷物作为回报，称之为“磨房捐”，有些庄园这一比例达到了十三分之一。

显然对于那些勉强维持生计的农奴来说，这一负担还是十分沉重的。

这一敲诈勒索式的规定可以使农场主不费力气就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因此领主会采取非常严厉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这一特权。

除了要承担各种劳役，各种名目繁多的税款也让农奴倍感头疼。

农奴及其财产都被视为领主财产的一部分，领主可以肆意收取农奴的财产，称为“塔利税”。

塔利税作为农奴身份的象征一开始金额不固定，领主可以任意收取，虽然后来塔利税金额固定了下来，但对于农奴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塔利税这一带有强烈农奴性质的税款，自然会遭到农奴的竭力反对。

实际上因征收塔利税而引起的农奴与领主之间的纷争贯穿整个庄园制度的历史。

还有一种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税收称为“死手绢”。

当一个农奴过世之后，领主往往会对这名农奴在世时所拥有的财产进行估计，并从中拿走一部分。

可能是一笔钱，或者是死去农奴家中最好的家畜，或者是生活器具。

而这种税收行为由教会来执行，而在征收过程中往往带有暴力行为。

因为某些庄园征收的遗产税或死手绢极为苛重。

例如，当一名男性农奴死亡之后，一些庄园的领主有权拿走其一多半的财产，遗孀及其子女只能重新白手起家。

这种强取豪夺自然会遭到农奴们的反对，而教士就会以强硬的方式拿走农奴们的财产。

因此教会对农民的压迫不仅限于思想上，而且更会体现在现实生活中。

名目繁多的税款以及大量的劳役是中世纪英国农奴的典型象征，农奴必须履行自己对领主的义务。

农奴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奴役，实际上广大农奴摆脱奴役的尝试从未停止过。

·庄园的运转很多领主拥有不止一个庄园，因此领主需要雇佣一些代理人管理庄园。

最典型的制度是庄官制度。

庄官的头是总管，他代表领主对庄园进行管理。

他要经常召集下属听取汇报，以了解庄园的日常运转；询问庄园中每头牲畜的使用情况；细数佃农缴纳的租金、罚金以及其他方面的税款。

总管作为领主利益的代表者对于佃农们应尽的义务往往查问得异常仔细，因此总管也成为农奴心中的“二号人物”。

虽然总管的命令对于庄园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巨大影响，但总管并不直接与农民接触，更多的是通过级别较低的官员。

管家在低级别庄官中地位最高。

管家不仅是自由人，还具有领主赋予他的特权。

当管家上任时，全体农奴都要向他表示尊重和服从。

管家要监督执行总管的各项命令，负责庄园的农业生产。

他要为农奴分配工作，许多人的活都由他说了算，由他决定怎么干。

管家拥有巨大的权力，因此也就成为庄园中最不受欢迎的人。

管家会利用自己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从农奴手中榨取钱财，收受农奴的贿赂。

管家也因此为自己赢得了“庄稼汉的掠夺者”，“凶狠的野猪”等称号。

管家的这些胡作非为并不是总会受到庄园法庭或领主的指责，毕竟管家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农奴。

管理偌大的庄园仅依靠总管或几个管家远不能满足庄园经济运作的需要，因此领主还需要其他的人手来帮助他。

这些人手经常从农奴中来选择，或者由农奴举荐产生。

领主拥有一些没有土地或至多有几英亩土地农奴，这些农奴无法维持自己的生计，领主就会雇佣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照看牲畜，完成繁重的农活，并支付这些农奴相应的费用。

人们称这些农奴为“长工”。

农奴对于周工的抵制以及用钱财抵消周工方式的逐渐普及，领主对于长工的需要也就日渐增长。

犁把式，车把式，羊倌，牛倌，猪倌等也就逐渐产生了。

在庄园中，庄头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管家毕竟是自由人，他并不直接参与到庄园的各项生产活动中，因此从农奴中选择一个了解农业生产的人来辅助管家和总管是十分必要的。

但庄头的工作非常繁杂，而且经常费力不讨好。

庄头要监督农奴们服劳役，检查交纳的税款或租金数目是否正确，而且还要按时向领主汇报庄园的运作情况。

庄头拥有很多农奴所不能享有的特权，比如可以不服劳役，可以将自己的牲畜与领主的牲畜一起饲养，可以少交税款等。

尽管庄头拥有诸多特权，但很少有农民愿意担任庄头一职。

对于一个不识字的农奴来说，记录庄园的经济状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年度帐簿。

而账簿是很难编写的，因为它要详细地记录庄园的每一项收支。

一个文盲庄头只能凭借符木以及刻在木桩上的刻痕，以及自己的记忆来进行记录。

对于记忆不好的农奴来说，庄头绝对是一件苦差事。

庄头最不喜欢的人应该就是查账员了。

查账员对每一项账目都要仔细审查，并会要求庄头出示关于账目细节的证据。

查账员审查结束后会做出结算，领主亏空盈余情况一目了然。

如有盈余，庄头就得交出结余的钱，如果有亏损，那亏空金额会算在庄头的身上，成为庄头的债务。

因此庄头经常债务缠身，还有的庄头因为无力偿还庄园的亏空而被投入了监狱。

因此庄头并不是一份美差。

领主并不完全信任庄头，而庄头也经常受到来自农奴们的威胁。

工作复杂费力，而且还有背负债务的危险，为整个庄园的运转负责，也就不难理解农奴有时宁愿缴纳一笔钱，放弃诸多特权，也不愿担任庄头一职。

·自由之路面对繁重的劳役和领主肆意的剥削，农奴们都想尽快摆脱自己的农奴身份，成为一个自由人。

农奴可以乞求领主给他一份赦免令状，或者更冒险一点，抛弃自己在庄园中的所有财产，逃到城镇当中获取城墙的庇护，从而获取绝对自由。

前一种方法并不总是奏效，给与农奴自由对于领主来说是财产的巨大损失，即使某个与领主签订了某种协议，恢复了自由人的身份，还是要缴纳某些税款，并不能成为完全的自由人。

领主也会用尽气数阻止农奴成为不受自己管辖自由人，比如领主会仔细研究每一项有关农奴和自由人的法律条款，以便在农奴外逃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将农奴带回庄园，也为了避免因为与农奴签订的某些协议而在不经意间使农奴成为自由人。

在庄园制的后期，领主也逐渐意识到强迫农奴服劳役的不利后果，消极怠工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

同时为了阻止农奴外逃，大多数领主不得不与农奴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比如以财物来抵消周工，以金钱来赎买犁地、运输等劳役等。

这种相对的自由对于依赖土地生活的农民来说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农奴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之后，就有充足的时间来打理自己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农奴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农奴朝着较为自由的境况迈出了一步。

尽管如此，农奴距离自由还是相当远。

各种带有农奴性质的税款依旧压在农奴们的头上。

教会作为中世纪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农奴制的态度关乎千千万万农奴的命运。

不幸的是，教会对农奴制持坚定地支持态度。

因为农奴制符合教会的利益，大的宗教团体从农奴身上榨取了大量的财富，早就成了大地主。

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是由不计其数的农奴供养的。

因此教会是不可能否定农奴制的，尽管农奴制充满了压迫，与上帝的仁慈悖道而驰。

对于教会来说解放农奴意味着财产的损失，因此教会不会轻易解放一名农奴，除非这个农奴对他们来说已无利用价值。

比如领主会给予一个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单身汉以自由，因为他已经不能再创造任何价值，其拥有的财产也是微不足道。

赋予农奴自由的同时，领主会征收一笔巨款，这一“高尚”的行为因为一笔巨大的赎金而充满着盘剥的味道。

更加讽刺的是，一些主教一边歌颂自由的美好，一边又拥有着大量的农奴。

出于某些原因给与一个农奴自由的时候，还用一大堆冠冕堂皇套话的话来包装自己。

教会可以说是农奴追求自由之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没有必要说明农奴渴望自由的原因是什么，自由人与农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