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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现状及财政对策研究

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现状及财政对策研究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逐步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效调整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了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越来越严重。

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市场运行效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严重的是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即是市场规则的制订者又是维持市场秩序的裁判者,政府有责任制定完善的政策在兼顾效率的前提下同时维护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

关键词:分配不均财政政策公平效率正文: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前这种现状还仍有扩大的趋势。

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就是基尼系数——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家基尼,根据劳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其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基尼系数的经济学意义即为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

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

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

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

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国际社会关于基尼系数所代表意义的一般看法)(中国基尼系数变化表)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不断扩大,到200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3,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中国的收入差距面临不断扩大的危险。

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

东、中、西三部分地区的收入差距明显。

2000年与1978年相比,东部与中部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提高了近18倍,相对差距也提高了3%。

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东部省份是最低的西部省份的2.3倍。

(二)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据农业部相关资料显示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2008年城乡收入比扩大到3.36:1,绝对差距首次突破万元。

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5-6倍。

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世界银行有关报道指出,世界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而我国除了1982-1986年城乡比率低于2以外,长期以来超过2,这说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已经超过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如今它已达到3.33的历史新高,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

(三)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垄断行业收入和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国际公认行业差距水平在3倍左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业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是1.8倍。

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部分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并且有扩大趋势。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不到全国职工总人数的8%,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此外,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至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工资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为5至10倍。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合理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特征、经济体制转轨、发展的阶段性等原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包括对资源享有的初始不平等、行业或部门垄断、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等原因。

1.资源禀赋的制约和要素市场化的要求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模式和收入分配格局有着重大的影响。

要客观地看到我国当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是与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分配不均有着重大的关系的。

从自然资源方面来说,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便利的条件和国家的有利政策率先富起来,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在经济发展上一直落后于东部地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导致东、中、西三部分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化。

从从非自然资源方面来说,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一直是处于供过于求的局面,就业形势严峻,而资本、资源、技术和管理的供给则处于偏紧状态。

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供需局面由于计划的调节和压制矛盾没有明显的爆发出来,但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市场占据经济调节的主体地位,这样的矛盾便明显暴露,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向有管理能力的经营者倾斜。

从而导致行业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2.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改革开发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变,由“平均主义”向“多劳多得”转变,收入分配制度由“单一的按劳分配”调整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了以往大锅饭的局面,使人们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创造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可以说,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收入分配转向按要素的贡献和劳动力的质量进行分配,使得收入差距相应扩大,这是转轨阶段的伴随现象,也是为提高经济效率付出的必要成本。

3.国民收入再分配乏力未能扭转收入分配不公的局面收入分配,是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如果在一个国家内,各部门的权力和地位不平等,一个部门便可能占有社会的更多财富,最终造成各部门收入分配的不对等。

要改变这种局面,只能依靠实力强大的政府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

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

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可以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但我国的收入再分配机制没有充分发挥它应有的功能,甚至还在某些方面加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加重了低收入人群的负担。

这主要体现在多年来属于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成了纳税的主体;执法不严使一些富豪逃避了缴税;在税费改革前,农民缴费项目繁多,负担过重。

此外,还表现在某些形式的转移支付制度明显向优势群体倾斜。

比如,诸多福利基本上只提供给城市居民而非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在城市内部,初次分配过程中本身就占有一定优势的部门和单位才具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制。

4.其他因素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的不公与差距的扩大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具体包括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不合法收入的大量涌现等也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

生产和分配是人类社会中密切相关的两大根本性问题,既不能离开生产讨论分配,也不能离开分配来讨论生产。

分配除了会对生产造成影响之外,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那么就会使部分社会成员处于贫困之中,从而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收入分配问题是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

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的事实,打破了改革前高度平均的利益格局,有利于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

同时,多层次的收入分布,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多层次,反过来促使产业结构的多元化、系列化。

并且,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储蓄率和积累能力。

应该说,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拉大,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也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趋势。

它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是在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

但目前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水平,百姓对这样的局面存在很大的意见,近些年来社会矛盾频发,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对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不满,收入分配关系一个国家的稳定,当前必须高度重视我国分配不公的局面,采取必要的措施,缩小收入差距。

一、税收是目前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政府对于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税收。

在如何运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符合社会公平原则方面,人们多寄些希望于个人所得税。

这也正是西方经济理论所推崇的,把它看作“罗宾汉”的税种。

在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被广泛认为是各种税中最公正的税源,同时,个人所得税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稳定作用,即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自动上升和下降大于个人所得变化的比例,并使得相应税率级次的变化可以影响大部分纳税人的可支配所得,而可支配所得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因此,消费者的支出也要比他们不交税的情况下更稳定。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

个人所得税的这种能动反映,被称之为内在灵活性。

其二是对工作的激励,即由于个人所得税减少了可以用做开支的所得,从而可以激励人们为获得更多的所得而努力工作,增加社会上劳动力的供应。

这也有利于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分配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上过于悬殊的矛盾。

从上述西方税收理论分析看,个人所得税在解决社会分配不公方面的确有其它税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并且,在多数西方国家的税收实践中,该税居于一个显著的位置。

二、树立正确的收入分配理念“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

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

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国富论》)。

社会各种力量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

在一个以资本为本位的国家里,资本的力量便是强大的;如果是一个以劳动为本位的国家,劳动的力量便会强大,收入分配也会相应得到改善。

目前的中国,经过20多年的舆论和思想改造,资本本位已经基本形成,劳动本位已经降低到一个次要的地位。

劳动思想和劳动权利的衰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收入的微薄。

要改变目前这样的一种收入分配格局,必须提高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和劳动者的作用,重新树立正确的收入分配理念,尽可能的提高一次性劳动收入。

三、发挥国家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除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外还必须发挥好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

东部地区利用有利的国家政策先发展了起来,西部地区由于自身的条件限制现阶段经济还不发达。

国家要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促进中西部地区优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发挥本地的优势,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增加居民收入,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东部地区也要贯彻“先富带动后富”的原则,力所能及的帮助中西部地区,结合各自优势,各取所需,互为依托,形成东、中、西全面发展的大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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