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定位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国、美国和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并进而提出，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任务有两项：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并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定位；历史发展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5-00-02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发展“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

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

在这之后，基默扼和德韶尔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着。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

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

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伦克、莫瑟、拉普、罗波尔、萨克塞、塔克尔、兹默理。

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

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

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成立。

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

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着。

从整体上看，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是：其一，美国技术哲学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

近30年中，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相比，毫不逊色。

这一点主要表现为高水平文献的增长，而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

spt的规模始终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员不足300人。

其二，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

在spt内部有杜威主义者、埃吕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

其三，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

在哲学领域中，技术哲学仍处于边缘。

由于许多spt成员对技术持批判态度，spt前会长皮特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

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对待技术的所有方面，皮特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特别是spt的研究，存在着“智力诚信危机”的问题。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总结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

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

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

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

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

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

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

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由于没有特定的强大的历史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缺少公认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手段。

从实际来看，米切姆辨别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传统，一种是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自己创立的工程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技术的内在结构；另一种是人文学者创立的人文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和阐释技术的意义，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

工程技术哲学倾向于分析的和赞成技术的，而人文技术哲学则更倾向于解释的和批判技术的。

从理论上说，技术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而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

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

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

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

”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2]。

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

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

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

”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

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3]。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代发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譬如：spt 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

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

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

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

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

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

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

”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

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

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4]。

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

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

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

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

”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

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

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参考文献:[1](美)路易斯·享金,信春鹰等译.权利的时代[m].知识出版社,199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3](美)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