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之一，意思大致是: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
提倡“有教无类”春秋以前是贵族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胄子。
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
孔子创办私学后，首先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相应的革命，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
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孔子在招收学生时表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诲焉。
”只要本人愿意学习，主动奉送10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弟子。
事实表明，他的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有齐、鲁、宋、卫、秦、晋、陈、蔡、吴、楚等国，分布地区广。
弟子的成分复杂，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
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
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做人”。
君子所贵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
”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学而优则仕” 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根据《论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学内容: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指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是指教学内容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二曰: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指孔子教学的主要科目；三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四曰:十二字纲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此外，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以诗、礼、乐作为教育内容。
由此可见，孔子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经和六艺（都可称作六艺，但在此以区别）。
六艺是继周代的传统，六经是孔子开创的，作为这两者的核心是礼、乐。
总之，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应该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等三个部分。
孔子对这三方面不是等量齐观的，他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
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子实行因材施教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
一方面,春秋末期诸侯因争相招聘贤士为己所用,不拘一格选用各种人才,这就为孔子私学实行因材施教培养各类人才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孔子为适应社会变革对人才的需要,提倡“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因此他的学生成份复杂:年龄不一,出身不同,地区不限,文化水平、道德素养、性格特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学习目的各有千秋。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各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个人的个性特点和具体要求进行教学,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
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是实施因材施教的前提条件。
孔子在实践中十分重视这一点,他经常通过谈话、观察、了解学生的志向、思想、言行,从中进行分类、归纳。
除年龄、出身等方面差异外,尚有智力、性格、气质、才能、志向等方面的差异。
孔子因材施教并非没有共同的要求,他的培养目标是统一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让学生掌握“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有统一的要求,但不采取一刀切,主张“君子不器”。
德才兼备的人要不拘一格,多方面发展,不要象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
因此,他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
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
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
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
把学到的知识要“笃行之”，他要求学生们说话谨慎一些，做事则要勤快一些，“君子欲讷其言而敏于行” ，应当更重视行动。
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基本符合。
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三:启发式教育《论语鈥⑹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
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
返者,还以相证之义。
复,再告也。
”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
孔子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攻乎异端。
启发式教育有四大特点:及时性、适度性、双边性、生成性。
及时性:即教师应及时启发施教，打开学生思路，以取得“时雨化之”的效果。
适度性:采取学生所能接受的方式传授适当教学内容，以达到逐渐发展的目的。
双边性:发扬教学民主，创造双向互动的信息交流通道。
生成性:通过教学，不断生成学生的知识和智力；也使自己的智力和知识得以生成，以达到彼此发展的教学目的。
孟子的教育思想孟子以培养大丈夫为己任，其人格特征是具备周天盖地的“浩然之气”，而“养气”又是基于先天的良知，所以孟子不以规范、成形的六艺、六经委具体教育内容，而是以天地间一切事物均为“养气”的原料。
他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要求人们不被文献典籍束缚心灵，为敞开的胸怀来涵括天地间的万事万物。
孟子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明人伦”，并且通过:“明人伦”来服务于一定的政治。
所谓“人伦”就是关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对关系，孟子要求做到: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五伦”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关系，曾被人们普遍接受。
在“五伦”中孟子尤其重视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即“孝悌”之道，把二者做为人伦社会关系的基础，并以二者为核心，建立了伦理道德体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孟子重视孝悌之道的主要原因是想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的基础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之上，这显然具有很强的道德至上主义。
孟子希望通过理顺人伦关系来固定国家关系，使统治者以善教辅善政。
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又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得民心则得民，得民则得天下，这是孟子的逻辑。
孟子就是通过教育实现“明人伦”、“王天下”的目的。
“性善论”和教育的“内发”作用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天赋道德观的理论，他认定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道德性。
告子:“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人性之无分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曾针锋相对的驳斥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孟子并据此创立了“良知良能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并认为这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天然鸿沟。
即使说，举凡人类，都具有四种“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正因为有了这“四端”才是教育成为可能。
最可贵的事，孟子由此提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
他主张教育的基点是人人平等，而通达峰顶的可能性也是同样的。
这说法是对孔子“上智下愚”思想的补正。
从而把“生而知之”和“困而不学”都纳入教育对象的范畴。
由于人的善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因此教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客观实际，而是人的主观差异。
这种内发教育作用论强调:教育必须从“本心”做起。
“寡欲”的道德教育论与“大丈夫”的培养目标孟子也助长培养君子、圣贤。
但他认为最值得称道的是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种大丈夫，看重“舍生取义”，这与孔子“杀生成仁”的思想是相通的。
但孟子更为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肯定了人的进取追求精神。
大丈夫概念的提出，是针对当时士阶层的人格缺失而言的。
大丈夫的标准尺度主要是精神方面的。
具体说就是:能否有效的排斥自身物欲的煎迫，能否清心寡欲的面对人生。
孟子的大丈夫要有这种“克己”的精神:“养心莫善于寡欲。
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就教育方法而言，如果说孔子倡言的是“启发式”，那么孟子主张的就是“存养式”，而荀子的是“积渐式”。
孟子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在人的心性中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德之端，那么教育就应该保持并发展这一善性。
人后来之所以会变得邪恶，是因为失去了原本存在的“良心”。
要培养和扩充本性之善，首先要把失散的良心找回来。
孟子认为:“学问知道屋塌，求其放心而矣”。
保存“良心”和扩展“善端”，这一教育宗旨就决定了孟子的教育方式是“存养式”的。
他认为存养善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物质欲望。
他指出，由于人体器官在白天活动中最易受到出发而产生欲念，所以主张“存夜气”，就是要求人在夜里和黎明时做内省的工夫，使在白天被蒙蔽和扰乱的本心得以恢复良善和平静的状态。
他认为“夜气不足以存，则违禽兽不远矣”。
如果说“寡欲”的方式是使人的力量向内收敛，是保存本性的功夫，那么“养气”的方式则使人的主体力量向外扩展，是发扬本性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