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先秦诸子的语言理论我国古代虽然没有语言学这个名词，但并不是说我国没有语言学，没有开展语言研究。
我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学传统，它萌芽於春秋战国时期。
语言对人类社会生活非常重要。
没有语言，社会也就难以存在下去。
因此人们很早就对语言发生了兴趣，探索它的奥秘。
由崇拜、敬重进而到对它进行研究。
古代的印度和一些东方文明古国都有一些关於语言的传说保留下来。
今天来看，这些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是当时人们却郑重其事地传颂它。
附:巴别塔的故事:“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 巴别塔的故事使人认为，世上存在多种语言是诅咒多于文化多元化。
巴别塔的形象被用作推广国际辅助语言。
(老子:人法地，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以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人类文化在不断地发展，也就更多地接触到语言问题。
古代希腊学者讨论名称问题比较典型。
这次讨论发端於希腊爱菲斯人赫拉克利特(前540-前480)和亚德拉城的德謨克利特(前460-前370)，后来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柏拉图(前427-前347)也参加了争论。
他们论争的焦点是:名称是按本身性质决定的，不是按自己习惯决定的。
前者称为thysei(按本质)，后者称为thesei(按规定)。
这场争论是和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古代语言研究萌芽时期的状况，许多民族都经历了这个阶段。
根据文献记载，我国的语言研究也萌芽於这个时期，首先是先秦诸子。
注1: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发表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期”(Achsenzeit)的理论，认为在公元前800-200年，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相互隔绝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追求统一的目标，从而打破了古代文化数千年的寧静，创造了喧闹沸腾的轴心时期的文化。
在中国，是以儒道墨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印度，是从《奥义书》到佛陀的眾多学派;在西方，除了希腊的一批哲人，还有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以及以色列的先知。
儘管这三个地区的哲学家的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气质迥然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
这是歷史全景中的共同因素，人类自觉地迈出走向普徧性的步伐，是以轴心时期为真正的起点的。
因此，尔后的人类歷史在每一次新的飞跃前，总是要回忆和重新认识轴心时期的文化创造，从中寻找精神的原动力。
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登上政治舞臺，宣扬自己的学说，以图驳倒自己的对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语言问题就是讨论的问题之一。
关於先秦诸子对语言的论述也还有些不同的认识。
有人认为古代语言研究应该从孔子讲起，有人认为最早谈语言问题的是老子，还有人更明确提出，奠定古代语言学理论的是墨子及其弟子所撰的《墨经》。
这里其实没有重大的矛盾。
讨论先秦诸子的语言观有以下几点值得提出。
先秦诸子的确切年代还存在一些争论。
但是古书不尽手著确是事实。
《老子》未必是李耳写的，《墨子》也不尽出於墨翟之手。
它们往往是这一学派的人不断增益汇集而成。
因此对这些著作的作者和时代应该看得灵活些，不能够看得太固定。
先秦诸子在用语方面和今天的语言学术语不尽相同，而且各有各的特点，用今天的观念去硬套古人的论述，势必削足适履，与事实相违。
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用语不同而说古代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比方说词这个概念，古代叫“名”，它多指单词，但是有的时候“名”又表示事物的名称。
记录单词的字，古代则称为“文”。
研究先秦时期的语言学史更应该注意这点。
应该指出，分析研究先秦的语言史料，因为距离今天时代貌远，特别需要小心谨慎，要注意就事论事，就问题谈问题，不宜过多引申阐发，过多发挥往往离题，容易出现拨高古人的毛病，背离了歷史的真实。
先秦诸子保留下来的文献非常丰富。
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考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史料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
这里仅就已有定论的作一些介绍。
一、孔子的正名论中文名孔丘逝世日期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外文名职业教师 Confucius别名孔子，仲尼信仰儒学国籍中国主要成就开创儒家学派编纂《春秋》，修订“五经”创办私学，打破贵族教育民族汉族代表作品《春秋》出生地陬邑昌平乡(今曲阜出生日期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市南辛镇)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正名在孔子(前551-前479)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它不是语言问题的专论，但是对语言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孔子的正名论集中表现在《论语•子路篇》中: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闕如也。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无所茍而已矣。
”这里谈的名是名分，正名就是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
这是孔子政治思想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古书里面记载孔子正名的事例很多，如:齐景公问政於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顏渊篇》)孔子主张的正名，主要就是正君、臣、父、子的关系，要正礼制上、名分上的用词不当，是有关政治伦理的问题。
孔子侍坐於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於臣曰取，不曰假。
”季孙悟，告宰通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
”故孔子正假马之名，而君臣之义定矣。
(《韩诗外传》卷五) 孔子正名的目的就在这里。
孔子认为君王向臣下索取东西，不能够说“假”，说“取”就行了。
他要正的就是这类名，这就牵涉到名分上的上下尊卑了。
这一类名很重要，如果不正，就会造成政治上的混乱，给政治带来危机，对统治者是不利的。
不仅政治伦理方面要正名，日常生活器用方面名实不符也需要正。
觚是一种腹部、足部都有四条棱角的酒器，孔子看到当时製作的一种没有棱的酒器也叫觚，於是发出了觚不是觚的叹息(《论语•雍也》)。
(一说觚、孤同音，寡少义。
只能容酒二或三升的叫觚，欲人少饮不要沉湎之意。
盖当时的觚实际容量已远不止此数，故孔子感慨。
) 孔子的政治主张在各国都无法被採纳，他回到了鲁国，开始修《春秋》，想通过编书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寓褒贬於一字，在语言的运用上非常严肃。
后来的人研究《春秋》，探索孔子著书的微言大义，多注意从分析语言入手。
《公羊传》、《穀梁传》里分析《春秋》的语言很注意孔子的正名思想。
我国训詁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孔子在谈论正名问题时，对语言的运用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他反对过於浮华的辞藻，主张言辞足以达意，即《论语•卫灵公篇》说的“辞达而已”。
但是，这并不说明孔子不要文采，他只是不要浮华的文辞。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孔子引用文献上的话:“言语用来完成意愿，文采用来完成言语。
”并且加以阐发说:不说话，谁知道他的意愿,说话没有文采，不能够传达到远方去。
同时举例子说:晋国成为霸主，郑国进入陈国，都是善於言辞才能成功。
《论语》里面还谈到，言语的朴实和有文采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君子要使这两个方面配合得当，统一起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雍也》)这些看法，今天还有积极的意义。
修辞学的著作谈到修辞起源，也认为孔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关於“名”的讨论名是怎样產生的，孔子没有谈到。
在老子的著作里可以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
老子的事跡多已不可考。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仅分配给老子极简短的篇幅，里面还夹杂有传说，而且说“莫知其所终”。
因此可以推想，在西汉初年，有关老子的生平就不可详知了，但是《老子》的成书年代不应晚於战国初年。
《老子》首章开始就说: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第一个“道”和第三个“道”是老子哲学里的专门名词，是老子哲学的中心，构成宇宙的实体和动力，还可以指物体运动的规律。
第二个“道”的意思是称说，也就是用言语表达。
第一个“名”和第三个“名”是名称，第二个名表示一种动作，就是取名字。
这里说明世界產生的时间顺序。
先是鸿蒙混吨，浑然一体。
这个浑然一体就是道，道的运动分化出了天地，有了天地，才有万物，然后就要给它取名字。
归根结底，名生於道。
在老子看来，名称与它所表示的事物没有必然的联繫，这就是“无名，天地之始”。
但是这并不否认名的重要作用，所以又说“有名，万物之母”。
这里揭示了名称与事物的关系。
名称与事物的关系，用今天语言学上惯用的说法就是解决语言在认识过程中作用的问题。
老子以后，不少学者都谈到这个问题。
《管子•九守篇》说:“名生於实，实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当。
”这里提出了名生於实的的主张，和老子的名生於道不同。
但是下文接著又说实生於德，最后又使名脱离了实，反而退步了。
《庄子•齐物论》:“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路是人走出来的，事物的名称是人叫出来的。
这是名称与事物关系的一种比较质朴的说法。
《列子•杨朱篇》引用杨朱的话说:“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
”杨朱在战国时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他的著作没有保留下来，《列子》书里还有一些片断遗说。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讲:事物本身没有名字，名称不就是事物，名称是人为的。
名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他们专门研究与“名”有关的学说，名家关於名的学说在古代和印度的因明、希腊的逻辑鼎足而三。
名家讨论名的问题内容非常广泛，名实问题仅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