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篇：自得下塘，须要懂的上岸勤、怒、廉、明，是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怒以带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
四字之中，他认为最不容易做到的是明字。
而求明之诀，他认为是勤字。
所以，曾国藩为官一向以勤字为立身原则。
此外，曾国藩认为做官要耐烦，这就需要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头脑清醒才能作出正确决断。
为官妙在貌似浑然不知世态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趋于诚矣原文意为：凡他人用虚伪来对我，我用真诚去对待他，时间久了虚伪者也和我一道趋向于真诚了。
·解读曾国藩在家书中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妙在貌似浑然‘不知’世态，自古官场风高浪急，稍不留神就可能会被吹下船头，跌入海底。
官场险恶，宦海沉浮，官场行事离不开人脉，但人脉的形成首先要求自己有一颗浑厚的心。
为人真诚、性格浑厚、心胸宽广，这些是使自己牢固立于世的根本。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心好比一个人成事的器具，只有把心炼好了，才能成就不衰的大业。
有些人看似糊涂，但并非看不透人情世故，而是他们比起那些看似聪明伶俐、八面玲珑的人具有更高的胸怀，懂得淡泊，内心世界清澈不但为人受用，更为己受用。
他们选择的是一种温和浑厚的处事方式，把注意力放在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和更有益的事情上。
可谓是一颗如璞玉之心的人。
在官场上，如果也能保持一颗如此璞玉之心，那么他定能不受污染，做事游刃有余。
曾国藩在家里守制期间，对以往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自己昔日太过于固执己见、自命不凡。
并下决心改正。
曾国藩复出之后，在处事风格、自身修养方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曾经写道：“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
”他比以前更加善于官场应酬，为人也渐趋圆滑。
以前，曾国藩非常讨厌官场的趋炎附势之风，可是几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看到自己的力量是不足以扭转大局的，如果想在官场中继续生存，那么必须去适应官场的习气。
虽然曾国藩的转变遭到别人的不齿，但是这一转变显示出曾国藩为官之道越发精明老练。
“难得糊涂”是人屡经世事沧桑之后的成熟和从容。
这种糊涂与不明世理的真糊涂截然相反，它是人生大彻大悟之后的宁静心态的表现。
所以说：“难得糊涂”、温润如玉，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面对世间百态、官场百态，于清醒意识中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可谓是利人利己的处事绝妙技巧。
小不忍则乱大谋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
安份竭力、泊然如一无锁求者，不过二年，泊宁静如一无所求的，不超过两年，必定会受到上司同僚的钦佩属也。
原文意为：做官以忍耐烦恼为第一要义，带兵也是这样。
安守本分，竭力任事，淡泊宁静一无所求，不超过两年，必定会受上司同僚的钦佩推重。
·解读曾国藩认为做官的第一要义：耐烦。
做官要耐烦，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无怨，清醒。
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作出决断。
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迎合那些卑鄙小人有岂是我内心锁乐意做的事情！”曾国藩看到后，便告诫弟弟说,这种情况已经暴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
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
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986年，曾国藩率部队追击捻军。
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
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
但如果按兵不动，陽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
”于是曾国藩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
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
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其实，做人也是如此。
曾国藩一生磨炼自己的意志和耐性，最终成为栋梁之才。
我的人生信条中，“磨砺”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深信人的资质虽说是天生，但更多是在于磨砺和培养。
以为磨砺能够改变一切天性，人的天生禀赋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后天的努力。
只有悉心学习，才能成为有用之才。
古人曾说：“任何学问，远望皆如一丘一壑：近观则皆成泰山沧海。
”曾国藩一生中，始终将“坚韧”二字当做自己的行使准则，他认为大丈夫者，打掉牙，也应该和血吞，在这曾国藩成功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忍耐一次，就能忍耐三次，当忍耐成了一种习惯，就会成为成就大事业的基础。
以为忍耐住困境与烦恼，那么对于那些大风大浪，就会有一种不失平衡的把握和不丧失方向感的着力。
古人云：“笑不忍则乱大谋。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官海中，时刻准备上岸子自问学浅识薄，谬庸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刻虽在宦海之中，去时上岸之计。
原文意为：我扪心自问，学识浅薄，却荒谬地当上这么高的官职，然而我所常常留心的是，我现在虽然是人在宦海之中，却时时做好上岸的准备。
·解读曾国藩认为，做官好比下海，如果下了海，就要知道应如何上岸，在海中沉浮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将来如何上岸的事情。
这也是曾国藩之所以在乱世中、位高权重之后善始善终的根本原因。
中国自古就有“官本位”的思想，许多人从小就被灌输“学而优则仕”，长大后有了功名，但还不能满足，于是追求“立德”、“立功”、“立言”。
然而，功德未到，就已经翻船沉海了。
所以曾国藩发出这样的感慨：宁愿世代为耕读之家，也不愿世代为宦官之家。
耕读之家虽贫寒，但可长久；宦官之家虽大富大贵、光宗耀祖，但时时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危险，甚至自身难保。
曾国藩位高权重，在清朝政府中，权倾一时，但是身居高位的曾国藩，却越发觉不安。
他曾经非常讨厌官场上的相互勾结，尔虞我咋，但是在家守制之后，他开始变得日渐圆滑。
曾经有一段时期，曾国藩对子弟说，自己要辞去一官半职，以保持晚节，从而能独善其身。
曾国藩目光远大，他认为纵观中国历史上，大凡位高权重的重臣最后得以善始善终的人很少，而清政府又是满族人当权，因而皇帝对曾国藩这个手握重兵的汉家臣子的猜忌和担忧会日渐加深，怕他凭节手中的兵力叛乱。
为了打消清政府的疑虑，也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心，曾国藩自动消弱湘军的力量，另外还奏请弟弟曾国荃以病情严重为由，回乡调理，也正好避开舆论针对的锋芒，这正好解除了皇帝是心腹之患。
曾国藩曾经说：“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为苦恼之境。
然时势所处，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
”“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官场的见解很清晰，在他看来，官场是福是祸，实为人锁掌控，因而还是退一步的好，风平浪静地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
身于宦海，必须要知道“聪明且露头者，必杀其身”的道理。
曾国藩不愧为一个聪明有智慧、且有懂得藏锋之人，他能够看破官场真谛，功名真意，同时又能保持平民心态，所以他善始善终，身名两全。
位高，名重，皆危道也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弟时时有可危之机，专讲宽平谦逊，庶几高而不危。
原文意为：楼高了容易倒塌，树高了容易折断，我与弟时时都有危险。
专心研究宽和平静谦逊，或可位高而不危险。
·解读古代官场，人人都谋求高位，却不知树大招风，甚至导致祸端。
曾国藩的心中，无论官位、权势、声名、功业，只要是偏于宏大，都会有一副“巍巍招风之象”图画。
所以，他时刻都会有一种战战兢兢之感。
正是这种警惕的思维方式帮助曾国藩在官场中多次化险为夷，身居高位而未登高跌重。
咸丰八年，曾国藩为兼辖四省的领军大帅兼二江总督。
期间，父亲故病，他立即报请朝廷，并且不待奏请，就回家为父守丧，不肯再回江西督师。
咸丰帝几降谕旨才迫使他出任浙江军务。
他的一再推脱，因为他对这样的高官显宦并无爱慕之心。
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他的《致沅弟输》中说：“居高位手捏大权而又享有大名的人，自古以来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的呢？总须设法讲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才能保全晚节，才可以慢慢收场善终。
”从中看出曾国藩谨慎为官、不图功名富贵的心态。
他在平太平天国、湘军军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将湘军载遣归里。
这明白表示他无意夹持军权以自重的态度，固然也表现了他谨慎为官的思想。
曾国藩在清朝政府中，权倾朝野，但是身居二品高位的曾国藩，却越发觉不安。
他曾告诫子弟说，不能功高震主，在身份地位极高时，要次去一官半职以保持晚节。
曾国藩认为，凡事位高权重的臣子最后得以善终的人很少，曾国藩是汉臣，又手握重权，，因而皇帝对曾国藩猜忌和担忧日渐加深，怕他凭借手中的兵力叛乱。
为了打消清政府的猜疑，也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心，曾国藩自动消弱湘军的力量，并停解广东厘金，另外还奏请弟弟曾国荃以病情严重为由，回乡调理，也正好避开舆论针对的锋芒，这正好解除了皇帝的心腹之患。
曾国藩曾经在家书中告诫弟弟曾国潢说：“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为苦恼之境。
然时势所处，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
”由此可见曾国藩深谙“树高易折，楼高易倒”的道理。
过于宏大则失于质感和细节，过于完美则流于摧残和早夭，所谓“事修而谤心，德高而毁荣”。
做官要长存敬畏之心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原文意为：读书是寒士人的根本之道，万不可有官家的风味。
·解读曾国藩认为，居家之法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走出“官本位”的定性思维。
在古代，“官”是一个高尚的称呼：处理国家公务曰官。
官者《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
”《说苑至公》有云：“博士鮑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
”可见，官的本义就是“为公”。
曾国藩在被皇帝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之后，感到很意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他说：“这次是受到皇上的恩泽，必定是受到祖上的荫庇，我日夜诚惶诚恐，多次自省。
”并且曾国藩还要求弟弟们多多给予自己建议，时时纠正自己的毛病，如果有什么做到不对的地方，要经常规劝自己，不要堕落，从而辱没了祖先的神明。
曾国藩非常讨厌官场上的尔虞我诈。
贪恋钱财之风，他一生清明廉洁，洁身自好，生活布衣粗食，同时也要求弟弟们在做官过程中，不要轻易占人便宜，不要轻易取别人的钱财，否者，动贪念的那一刻，也许就是自己陷入万丈深渊的第一步。
曾国藩告诫弟弟们做官要谨慎，要时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不要因为自己有了学问，就可以恃才傲物，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不要因为自己做了官，就去敛取钱财，欺负别人。
做官要长存敬畏之心，不要受“官本位”思想的侵蚀，这才是保持官场的节操，过风平浪静生活的正确方法。
《清代官场百态》中就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个富商捐了个知府，皇帝问他：“既然经商可以致富，你又何必捐官呢？”富商答：“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经商获利虽多，但终不如做官获利优厚，而且当商人也不如当官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