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论坛2004年第6期十六、十七世纪世界文明发展大势王　晋　新①(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长春130024) 16、17世纪期间,世界各个区域文明的结构和内部秩序在前些时期的相对混乱状态逐渐告一段落,大规模内部整合运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而且这些发展的动因皆基本源自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都力图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沿循自身的历史轨迹继续向前发展。

“同以往的各个时代一样,在现代早期的几百年间,众多发展都是发生在各个文明内部区域之内的,它们同更大范围的世界趋势之间的关系很小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

惟独只有美洲除外”。

[1](P520)同时,由于各个文明大规模的整合和西方人渡海东来的共同作用,使各个文明相互之间的差异、区别又一次相对明显的凸显出来,相互之间的交往、联系、矛盾、对峙和冲突也在一种新的高度上展开。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有言:“不应想象第一批葡萄牙船只绕过好望角后,无可匹敌的西方优势就开始了”,“也不能说,西方扩张主义一出现,非欧洲的国家就都像一叠纸牌似地倒下了。

”[2](P39-40)坦率地讲,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学术界对肯尼迪这一观点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过分地关注和强调西方文明对东方诸国单方面的冲击作用,并由此而建立起近代早期亚欧交往格局的基本框架和阐释结构。

近年来史学研究表明,促使西方人航海东来的因素和力量是多种多样的,但目的地却是一个,即东方;目的也是一个,即和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东方国家建立起直接的往来。

被上古和中古种种神话传说所环绕的神秘而富庶的东方,是所有冒险蹈海的西方航船的唯一的航标。

美洲的“发现”和将居住在美洲的原住居民称之为“印第安人”这一错误,则是这种对东方的仰慕和与之交往的渴望、企盼之情的集中体现。

从决定交往格局的实际状况上看,当时西方人所凭借技术水平虽较之以往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这主要是就其自身而言的,而与当时东方诸国相较并无什么绝对高明或先进之处。

在由物资交流所体现的经济交往中,西方人更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全汉升、布罗代尔、贡德・弗兰克等学者的著述,对此已做了深刻的表述。

中国学者万明先生通过对明朝白银货币化的系统研究,认为白银货币化的出现,“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的相联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产物……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以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代中国曾积极地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3]在刚刚诞生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收益者不仅仅是西欧,中国、印度等物质文明昌盛的地区往往成为国际贸易的获益者和世界上黄金、白银等硬通货的最后归宿地。

而美洲的“发现”所造成的各种时代影响,对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整体发展非但没有什么副作用,反而对其物质生产、人口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和一定的动力,使其农本经济的根基更加稳固,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更加发展。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论及19世纪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的特点时说:“它反映的,不是中国人的偏见,而宁可说是那些世纪大部分时间在财富和技术上的优势”。

[4](P76)樊树志也认为,“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贸易问题,而是贸易各方生产水平,经济实力的体现。

”[5]而西方国家用以弥补与东方国家之间贸易逆差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对美洲殖民地的掠夺和开发。

对当时东西方交往心态的分析,也可显露出二81①收稿日期:2004-11-16作者简介:王晋新(1957-),男,四川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中任,教授。

者之间的差距。

通过大批欧洲驻东方各国使节、从事贸易交往的商人以及为了各种目的,具有各种身份的游历者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和观感录的分析,可以发现“当欧洲人由海路进入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时,他们最初的反应是尊敬和钦佩。

”欧洲人“对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

”“17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在欧洲人中间的声誉。

……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

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

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

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陶瓷、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4](P234)东方诸国对待西方人的心态却与西方人对待东方人态度全然相反。

“在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文明中心,诸土著民族如同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对欧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没有印象。

”“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对欧洲人的反应不是那么傲慢无礼但同时也没有尊敬的表示,更不用说敬畏了。

”“穆斯林土耳其人虽与基督教欧洲人关系最密切,但极其看不起他们。

”[4](P230-231)导致这种心态形成的原因很多,如宗教、文化与习俗上的种种巨大差异,但主要的还是由于当时东方在政治经济方面所具有的强大优势所致。

同时,必须指出无论是强大的优势,还是文化、心理上的隔阂,都不曾妨碍当时东方各国统治集团对西方拥有的某些先进技艺的吸取引进,也不曾使东方各大王朝对西方关闭国门。

当时,各种火药兵器已成为战争之神。

伊斯兰各国君主尤其是奥斯曼苏丹“毫不犹豫地通过其他方式利用基督徒的人力和知识”,“贪婪地占用来自欧洲的军事专家和手工业者”。

[6](P30)此外,在商业贸易、文化交往上,当时东方诸国均与西方人保持着相当密切的接触。

不断深化的东西方交往史的研究已经逐渐地对这些交往过程、内涵和规模做出愈发细密而真切的揭示。

但在这些交往的时代效应上,我们又必须看到,西方人的东来,在二三百年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使东西方之间交往的格局发生基本的改变,也未使得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社会运动的主体性、自主性发生变化,更未阻碍它们的发展速度。

安德森指出,“实际上,这两者在历史上的膨胀是极其惊人的,只在较近的时候在停顿下来。

进入17世纪时,伊斯兰文明的威力达到了地理上的极至”,“18世纪,中华文明达到最大范围的扩张和最高程度的繁荣。

”[6](P523)田昌五先生也反复强调:“西方真正超过中国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

”[7]就与其他区域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言,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设想的那样,由西欧据统治地位。

那种设想只有在做历史的回顾时才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用当时人的眼光来看1500年的世界,那么,将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

”[4](P35-36)到18世纪中叶、19世纪之后,西方文明才获得了那种主导的地位和力量。

当时遭到西方文明强势挤压的是南北美洲的诸印地安文明。

而在与奥斯曼、萨菲、莫卧儿和中国等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和强大国力的帝国关系上,西欧人还远远谈不上什么领先或主导,只能在这些帝国的边缘地带徘徊,并且接受严格的管束。

交往是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互动性行为,其影响与作用也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

然而,遗憾的是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西方对东方的影响,对东方给予西方的影响的历史认识远远不够,且只局限在文化等狭隘的领域之中。

哥伦布、达・伽马等西方航海家的下海东来,“翻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

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写在我们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以致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述我们的历史了。

”(见陈燕谷为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译本作的序)陈燕谷先生的这一番话深切道出了内藏在我们内心观念世界上的一种习惯与思维定势。

我们是否可以也应该从另一种角度,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考察当时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关系?M・D・刘易斯指出:“不考虑西方的影响便无法理解亚洲的近现代史,这样说也许是对的。

然而,不考虑亚洲对西方的影响便无法理解西方的历史,这种说法同样也是对的。

”[8](P249)而“在审视一个文明的内部发展过程时,观察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9](P125)其实,当时的东方诸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的发展变革施加了诸种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现代世界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人类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

道理虽然明晓,由于观察角度、史学观念、时空差异和心理情感等等因素所使然,人们对于以往历史的感悟91依旧见仁见智,见解各不相同。

历史的真实状况告诉我们,当时的西方文明的确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但其他文明地区也同样出现了重大的变革;西方文明当时的变革不仅只有向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个维度,同时,也存在着徘徊、巡梭,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西方文明的发展变革的确对其他区域文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推动作用。

但是,其他区域文明并非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的客体,它们发展变革的动力,基本上是源于自身内部。

它们是它们自己的历史的主要推动者。

最为重要的是当时其他区域文明的发展变革对西方文明也有着多种重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及这一历史时期时也曾提出:“在形成了今天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

”[10](P13)因而构成现代世界文明框架和国际体系的基本动力是多重的。

那种以“一元、一维、单向”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认识具有极大的弊端:第一、因果倒置,本末颠倒,即在一个原本不存在一个中心、一种发展维度和单向影响作用的历史阶段,去大谈奢谈西方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将18世纪中叶或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文明所具有的地位和意义提前置放到16、17世纪。

(时间上的廖误)第二、无端地把原来对具有独特性、区域性的西欧问题的解决方法、道路,抬升、提高到解决所有区域文明问题的高度,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并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去误读、误判其他区域文明的历史实践。

(空间上的谬误)第三、“一元中心、一维发展和单向影响”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历史模式,即西方文明的合理、先进与永恒。

这种历史模式又必然导致另一种“三位一体”现象,即西方化的思维逻辑、价值取向和话语叙述模式,从而遮蔽、模糊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此外,必须在全球视野下,对16、17世纪的东方诸文明的发展状况进行大量的深入的历史研究。

“迄今为止,如果说对欧洲来说已经进行了大量翔实的学术研究,那么相比之下,对于非欧广大地区的历史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是走马观花,隔靴搔痒。

但是,在程序上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教训,即绝不能先建立欧洲进化的规范,然后把亚洲的发展情况归入遗留的一个统一范畴。

凡是在封建欧洲之外的历史领域进行的严肃的理论探讨,都必然会取代传统的一般性的比较(同欧洲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