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失业现状及特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郭 飞一在国内诸多的相关著述中，对我国失业现状的评估存在较大的分歧，其基本原因在于所引用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
目前，我国针对失业现状大体上有三种统计口径。
(一)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是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岁以上，男50岁以下，女4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
200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77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
这种统计口径最窄，与国际流行的对失业人口和失业率的统计口径有很大出入。
它既没包括农村户口的城乡失业人员，也没包括尚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城镇下岗人员，还没包括城镇居民中尚未登记的失业人员。
此外，它对失业人员劳动年龄的限制过于苛刻。
国外在失业登记中对劳动年龄一般没有上限规定。
显然，以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评估我国的失业状况，不仅大大缩小了我国失业人口的统计范围，严重低估了我国的失业规模和失业程度，而且也无法正确地进行国际比较。
(二)城镇调查失业人口和城镇调查失业率。
城镇调查失业人口的基本定义是：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调查周内未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当前有就业的可能并正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的人员。
这个定义突破了登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局限，把城镇常住人口中登记与未登记的失业人员、有城镇户口和没有城镇户口的失业人员及城镇下岗人员都包括进来，同时对失业者的劳动年龄也没有上限规定，与国际上对失业人口和失业率的统计口径较为一致。
但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人口和城镇调查失业率仅限于城镇常住人口，抽样调查的样本数量又十分有限，从而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我国的失业规模和失业程度。
(三)真实失业人口和真实失业率。
有些学者在对我国失业现状的研究中采用了真实失业人口和真实失业率的概念。
按照他们的计算，1998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为1540万—1600万人，乡镇企业实际失业人员约为1700万人，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1.6亿，三者之和为我国真实失业人口(约1.82亿—1.99亿)。
这种统计口径的最大优点是全口径(即覆盖了城镇和农村)，然而它也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冗员或隐性失业人员。
隐性失业毕竟不是显性失业，尽管研究隐性失业人口对探讨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的途径及我国失业规模的前景具有重要意义，但若将其包括在内则明显高估了我国的真实失业人口和真实失业率。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统计口径各有作用。
然而，研究我国失业状况最主要或最基本的统计口径应是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失业人口和失业率的概念。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标准，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内(16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在一定时期内未从事有收入劳动，当前有就业可能并以某种方式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员。
而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失业率则等于失业人数／(失业人数 +从业人数)。
尽管我国从1994年起正式使用了“失业”和“失业率”概念，但迄今为止，我国有关部门从未发布过按此口径统计的全国失业人口和失业率。
毫无疑问，这对于真实了解我国失业现状并制定相应的对策造成了诸多不便。
因此，按照国际流行口径定期发布我国的失业人口和失业率，已成为我国劳动和统计部门亟待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我国当前失业主要具有五大基本特征：(一)城镇登记失业不断攀升，城镇真实失业人口数创建国以来之最。
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集中表现在城镇。
根据国家统计公布的数字，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最高的是1952年(13.2%)。
然而，当时我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过去称待业人口)仅有376.6万人。
1981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1985年降至1.8%。
1986—1995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 2.9%之间徘徊。
1996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3%，1997—2000年均为3.1%，2001年陡升至3.6%，2002年达到4%，2003年上半年上升为4.2%。
如果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城镇失业率相等，则我国当前城镇的失业问题并不突出。
问题在于，我国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明显低于城镇失业率。
2002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770万，国有企业下岗未实现再就业职工约为410万人；其他下岗职工约为200万人；仅此三项之和即为1380万人。
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实际使用的城镇就业人员的数字计算，我国2002年城镇失业率约为7.2%。
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的劳动年龄限制和尚未登记的失业人员，扣减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中的隐性就业人员，我国2002年城镇失业率大概在9%左右。
根据国际上的较为流行的划分标准，失业率在7%—8%为失业问题突出型，9%以上为失业问题严峻型。
不难看出，我国当前的城镇失业问题已相当严峻，城镇真实失业人口也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
(二)总量矛盾、结构矛盾与素质矛盾并存。
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总量矛盾相当突出。
就农业而言，我国目前约有从业人员3.2亿，而我国的耕地面积约19.5亿亩，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6亩地。
目前，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农业人口不到该国人口总量的 5%，而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则高达 160亩—1700亩之间。
假定我国农业劳动力总量不再增长，从近期看，如果按照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10亩地的标准，将有1.2亿以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从中期看，如果按照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22.5亩地的标准(即日本1999年达到的水平)，将有 2.5亿以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从长期看，如果按照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50亩地的标准(即南美洲国家1999年达到的水平)，将有 2.8亿以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就城镇而言，我国目前每年大约新增就业岗位800万人，这还不够满足城镇每年新增约1000万劳动力的求职需要。
我国《十五计划纲要》中规定， 2001—2005年每年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约800万人，实际上恐怕不止此数。
如果再加上尚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分流人员，我国城镇今后若干年内每年工作岗位的缺口约在2500万左右。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和素质矛盾也相当明显。
在我国现有的7000万产业工人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5%，高级工、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则明显缺乏。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第4季度调查，全国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求人倍率(岗位需求量与求职劳动者的比例)最大的是高级技师，达到2.24：10。
目前，我国仅数控机床的操作工就缺60万人。
杭州汽轮机厂需要260名数控技工，参加了十多场招聘会，月薪提到6000元，还是招不到合适的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也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则因素质较差而失业或难以就业。
例如，1998—1999年，我国约有 57%和54.7%的城镇下岗职工只有初中以下学历。
(三)“需求瓶颈”、“体制瓶颈”与“观念瓶颈”并存。
我国劳动者就业不仅受到“需求瓶颈”的制约，而且也受到“体制瓶颈”和“观念瓶颈”的制约。
我国农民进城打工，除遇到找工作这一根本关卡之外，还遇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子女人学、购房限制等“体制瓶颈约束”。
而“观念瓶颈”对于一部分劳动者的就业影响电显而易见。
我国城镇有相当一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并不是根本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愿意干苦活儿、累活儿、“伺候人”和收入低的活儿。
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2002年约为76%，2003年为70%，近100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未能就业。
某些专业的大学生供过于求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基本原因则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择业标准脱离实际。
不少大学生的择业标准和实际需要严重错位，从而出现了“就业难”和“招聘难”并存的尴尬局面。
(四)隐性失业与隐性就业并存。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隐性失业人员已“蒸发”了相当一部分，但仍有一部分尚未“蒸发”或有待“蒸发”。
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的隐性失业主要表现在农村。
我国农民就业很不充分，通常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不过是农村隐性失业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随着人世后竞争的日益加剧，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将加速进行，在此情况下，不仅国有单位将有上千万的劳动者由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而且城乡集体经济特别是农业集体经济中还将有数亿劳动者从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并积极寻找新的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我国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隐性就业，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表面上呈分离状态，但实际上劳动者通过市场调节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劳动并取得收入。
我国目前的隐性就业人员主要是一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和提前退休人员。
由于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不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内，因而从数量上无法精确统计。
但典型调查和直接观察表明，我国城镇隐性就业人员的数量也并非微不足道。
由上可见，我国存在的隐性失业掩盖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程度，降低了失业率；而我国同时存在的隐性就业则不仅使隐性就业者多捞了好处，而且还模糊了失业与就业的界限，“膨胀”了失业率。
(五)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
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率高低与失业率高低存在着替代关系，即高增长往往与低失业相伴，低增长常常与高失业为邻。
例如，美国1993年经济增长率降为2.2%，失业率则升至6.9%；1999年经济增长率升为4.2%，失业率则降至4.2%。
而我国，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保持了年均9.44%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则从1985年的1.8%跃升到2002年的4%，城镇的真实失业率目前已高达9%左右，出现了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局面。
根据有关数据(参见表1)，1998—2000年，在笔者研究的12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国家只有法国，而法国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 3.4%)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它发达国家而言；同样，根据有关数据(参见表2)，1998— 2000年，在笔者研究的7个体制转轨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是波兰，而波兰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 4.3%)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他转轨国家而言，与我国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约7.6%)尚有较大差距。
可以认为，我国近年来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颇为少见。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都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
然而，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使我国长期存在的人均资源不足、居民消费率低下与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劳动力总量明显过剩的矛盾凸显出来，使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存在的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
不仅如此，我国当前的高失业还伴有来势猛、覆盖面广、后劲大和持续时间长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