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及理论模型文献综述摘要：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进一步加速，跨文化交际能力（icc）研究越来越吸引了各国学者们的关注。

icc概念及理论模型研究是icc研究中重要的研究领域。

截至目前，学者们已经提出了相当数量的理论模型及对icc概念化的描述。

尽管这些概念和模型基于不同的理论并且各有侧重，然而学者们对于icc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正在趋于一致。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理论模型；评述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69-03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各个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交流和彼此依赖的关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但是当人们同其他文化进行沟通的时候却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误解、冲突甚至是跨文化交际的失败。

所以，“建立在个人的跨文化知识，技能和态度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进行有效和恰当沟通的能力”（deardorff，2004，p.194）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常来讲，学者们会采取两种方法定义icc：要么泛泛地将其定义为某种驾驭与异质文化沟通的能力，要么就会将其定义为某种包含有具体构成要素的理论模型或框架（anderson，2005）。

在本文中笔者将会对上述两种定义icc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下梳理和评价，以期为进一步的icc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后续的icc研究指明前进的方向。

一、icc的概念英文中意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术语数量相当多。

其中使用最为广泛，并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提法有：intercultural competenc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三种。

除此之外，根据fantini（2006）的研究，还有其他二十种措辞方式经常也意指icc，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各国学者对icc内涵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差距，所以选择了不同的措辞。

第二，各国学者根据自己研究领域、对象和目的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表述实质上相同或相近的同一个概念。

即便是使用了相同的措辞（例如前面所列举的三种最流行的提法），不同的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方式。

deardorff（2006）就列举了来自重要学者的，多达四十五种的有关icc的定义。

所以，要厘清icc概念就必须首先确定icc所包含的主要因素并且找出最为大家所认可和接受的icc定义。

针对上述问题，deardorff（2006）运用德尔菲法（delphi inquiry method，也称专家意见集成法）对73所美国高校的行政主管和37名跨文化研究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发出了调查邀请。

最终有24所高校行政主管和23名顶尖学者同意并参与了整个调查过程。

deardorff（2006）的研究发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高校行政主管们更倾向于对icc进行宽泛和综合性的定义。

他们最为青睐的是byram的定义：“他文化知识；我文化知识；阐释和联系的技能；发现和/或互动的技能；对他人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作出价值判断，并对自身持保留态度。

语言能力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byram，1997，p.34）。

第二，最受跨文化学者们欢迎的icc定义是：“建立在个人的跨文化知识，技能和态度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进行有效和恰当沟通的能力”（deardorff，2004，p.194）。

上面的研究结论表明，尽管icc的概念表述各不相同，但大多数的学者已经形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即知识、技能和态度是icc 最主要的构成要素。

deardorff（2006）的发现有助于跨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对icc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把握。

但是deardorff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参与研究的学者大多数来自美国，所以他们看待问题的视角无疑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而非全方位的。

因此他们对于icc及其构成要素的理解并不一定能够完全适用于其他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icc理论模型1959年爱德华·霍尔出版了《无声的语言》一书，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肇始。

自此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有关icc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便相继大量涌现。

其中以下学者的理论框架或模型颇具影响力：bennett（1986，1993），byram（1997），fantini（2000），以及lussier（2009）的理论模型。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这里只重点介绍一下byram的理论模型，以期管中窥豹，给读者以启发。

byram（1997）的icc理论模型是这一研究领域内最有影响的模型之一。

它包含有五个要素：态度——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不急于对自身文化作出肯定的判断而对其他文化作出否定的判断；知识——对某社会群体及其产品，对本国及交际对象国的行为方式，对社会和个人交往的一般过程的了解；阐释和联系的技能——能够结合自身文化中相关的文档或事件对来自另一文化的文档或事件进行阐释；发现和/或互动的技能——能够获取某文化或文化活动的新知识，并且能够在实际交流中综合运用态度、知识和技能；教育：批判性文化意识/政治教育——能够依据明确的标准对来自自身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和国家的观点、行为和产品做出评判（byram，1997，pp.57-63）。

对于这五个要素间的关系，byram是用表一表示的。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byram将教育置于自己的理论模型中心的位置。

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byram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学习者的价值观，而是要让他们在对其他文化进行评判的时候对自身的立场了然于胸。

第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要以普世性的民主、人权、和平和公民教育对文化和文化间的交往进行评判和斡旋（byram & feng，2004）。

byram认为，理想的跨文化代言人（intercultural speaker）并不是要改变他人，而是要有自己立场并且清楚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除了上述五个要素以外，byram（1997）还认为，以交际式语言学习为基础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是icc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为此他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方法重新定义了交际能力，使之与自己的“跨文化代言人”概念相契合。

byram认为，“跨文化代言人”应当成为外语学习的最终目标，从而取代交际式语言学习理论所支持的，以培养具备本族语语言能力为学习目标的理论模型。

综上所述，byram的icc理论模型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将以交际式语言学习为基础的交际能力的概念融入其中。

第二，将政治教育和批评性文化意识置于icc理论模型的核心位置。

第一个特点反映出byram对先前理论的改进、提升——因为在icc研究领域，语言能力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用fantini的话来说就是，“跨文化学者通常忽视（或许认为这是外语教师的责任）发展语言能力的重要性，这就如同外语教师通常忽视（或许认为这是跨文化学者的责任）发展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一样”（2000，p.27）。

第二个特点事实上容易引起争议，因为不同的文化和国家可能对什么是普世的价值观及其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

例如民主和人权，不同国家的理解可能会有很大的出入。

三、讨论和结论根据berardo（2005），icc理论模型有三种类型：成分型，发展型和互动型。

“成分模型将各种能力按照不同的层面分门别类。

发展模型按照能力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顺序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

互动模型突出icc的互动特点，试图展现icc的实际应用情况、评估方法、以及如何在互动过程中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berardo，2005，p.8）。

当然这种分l类只是为了方便起见，事实上各类别之间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比如byram（1997）的模型，既展示了icc 个构成要素的互动关系，又对各种能力要素按照不同层面进行了归类。

上文讨论过的icc理论模型各有特点，各有侧重。

然而，在icc 理论发展多年后的今天，各国学者对icc的构成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它由三个基本层面组成：知识（认知层面），技能（行为层面）和态度（情感层面）。

尽管已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是仍然有很多研究空白有待填补。

例如，对于icc各个构成层面间，以及各层面内部各构成要素间所存在的关系的实证研究。

再如，对于icc各个构成层面内部的各个构成要素的确认也是各有各的说法，而这些提法本身又大多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还有一个研究空白也值得一提，这就是icc与外语语言能力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就认为二者存在着什么关系，比如说正相关，因为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科学的、一致的解释（kim，2003；park，2006）。

icc 研究在我国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

本文中没有涉及中文参考文献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现有的中文文献大多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或是研究方法缺乏可信性。

在本文献综述结束前，笔者还要补充说明两点：第一，icc理论模型是icc构成要素、发展过程和互动关系的集中理论再现。

任何一个模型都各有特色，不可能面面俱到。

第二，icc理论模型是否科学，特别是其各层面的构成要素是否得当，还需要在各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接受检验，以实证的研究方法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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