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和实践启示作者：麦伟杰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19年第02期摘要：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践行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以达至社会治理的最终愿景。
社会治理以多元治理取代傳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以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社会化为特征，在社会生活领域实施现代治理。
在治理过程中，社会治理通过优化公共服务、创新公益事业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治理的基础，以标准化建设、幸福感评价、新媒介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增强治理的能力，在不同领域共同增强社会治理的成效，对推进社会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社会治理;多元治理;内涵特征;治理实践中图分类号：D630;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2-0058-09一、社会治理的内涵（一）社会治理的格局是共建共治共享“共建共治共享”是社会治理的格局，亦是社会治理的整体逻辑框架。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
从“加快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体制”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提法，社会治理历经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2]。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当前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指明方向。
“共建”，注重社会治理的主体性。
从政府主体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1]的多元化主体转变。
“共建”的主体规避传统社会管理中常见的横向层级政府与纵向主管单位“条”“块”分割现象[3]，是对政治体制管理方式进行有力补充，也是应对当前社会秩序调整、社会问题解决所采取的适应性办法和创新性措施。
“共治”，着重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方法。
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到社会建设等，兼顾不同领域的协调共进，摒弃以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增强民众的幸福感。
从唯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注重CPI的协调发展模式。
而在治理方法上，从传统的政府统一性行政指令或“一刀切”模式，到多元治理、多种渠道的综合型方式。
“共享”，注重治理的过程协作与成果广惠。
在治理过程中，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减少信息获取成本。
治理资源共享，提高治理资源的利用程度。
治理手段共享，增加治理的组合模式。
治理进度共享，增强主体间工作的协同效应。
而成果的广惠，是“将改革成果惠及更广大的人民”，推动社会阶层结构分布的合理化，缓解贫富差距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增强民众的“获得感”，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
由此，“共建共治共享”体现治理主体——理念机制——成果目的的逻辑线索。
在社会治理格局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形成“共建”主体，多元理念和机制形成治理实践的“共治”目标与方法，“共享”成为治理的最终彼岸，共同形成社会治理的整体框架脉络。
（二）社会治理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社会治理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即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根本。
围绕核心思想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和方式应以人的更好生存与发展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
社会治理的对象在社会，社会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社会成员的共同属性构成社会的整体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并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5]。
换言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治理工作才能扎实进行。
而人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作为出发点，社会由不同类别的群体成员组成。
按地域分布有东部、中部、西部等，按年龄结构有婴幼儿、青少年、中年等，按弱势对象划分有老人、残疾人等。
教育、贫困、医疗等不同领域的社会问题内嵌在各类群体中，不同群体有着相应的生存与发展需求。
社会治理工作正是基于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开展具体的治理实践，采取相应的措施与服务。
作为归宿点，社会的运行与发展状态以及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是检验社会治理工作的考核标准，社会民众的美好生活是社会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为社会成员创造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
传统意义上社会问题的解决以问题为导向，注重找寻问题的根源、发生逻辑、解决途径等。
在此逻辑指导下，社会问题的零发生、零损失成为社会管理或治理工作的指标，管理或治理主体更倾向堵、防、控的方式，采取行政高压堵住问题的发生，掩盖和控制问题的传播，以压抑个体发展的方式确保社会的协调和平稳。
而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注重改造现存条件，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导向，为社会成员创造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
社会问题的发生在于社会既定的制度、机制、物理环境等要素与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相矛盾，社会治理手段不仅在于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更在于坚持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归宿，改变阻碍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为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三）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是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在基层。
基层承担着社会治理实践的主要任务，但难以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并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长期存在的难点。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既需要明确近期任务，也需要制定长期目标，并使二者紧密衔接[6]。
结合基层情况，明确具体的任务，方能有效落实治理工作。
基层治理重在强化基层各级组织架构的建设。
通过组织架构，有效组织社会民众参与基层治理，赋予社会民众治理的权力、义务与职责，增强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责任意识与自主意识，积极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社区活动和服务，如艺术、健身、老年服务等，构建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培育居民自发性小社团，从而增强社区信任和合作，实现共同利益[7]。
基层治理重在治理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结合实际问题对症下药，应采用科学有效的方式予以解决，避免形式化的治理过程。
循序渐进地培育社会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建立参与激励机制，挖掘并运用社区的各类资源，增强基层治理的效益。
（四）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幸福社会社会治理的目标是达至幸福社会。
幸福社会是后工业化阶段更高层次的社会状态[8]，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治理是构建幸福社会的重要手段和过程。
幸福社会主要体现的是社会民众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9]。
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幸福社会需要政府时刻把握民生动态，推动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推进教育、医疗、住房、卫生等保障体系的改革进程。
保证治理的决策与信息开放化，积极搭建畅通的互动机制，充分回应民众的反馈，保持高效的行政运转效率。
增进社会不同成员平等互信，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减少社会危害因素，缔造友好和睦的社会环境。
此外，幸福社会要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把握时代发展的要素与特点，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治理的进程。
二、社会治理的特征（一）以多元治理替代行政性管理传统的管理模式倚仗自上而下、行政指令式的管理模式。
决策者根据经验性的判断对社会问题做出指令，而指令是决策者的个人意愿、专业技能、意识观念、工作忠诚等要素的综合体现。
决策者或参与决策的少数群体权衡不同的变量要素，形成社会事务的基本解决思路或具体部署，再赋予权威性的色彩，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层层下达，各层级的执行者根据指令的思想与要求将决策具体化、操作化，最终形成社会事务的解决。
这种“少数意志决定社会事务”的传统管理决策方式中，决策与执行过程相对简化，行政成本较小，行政效率较高，但执行的效果通常事倍功半，具体的社会问题治标不治本，其原因在于决策缺乏明显的针对性与专业性。
社会事务具有自身的特征，不同的领域中，各项事务的处理依据具有相应的规律与法则。
决策者倚仗个体意志或少数的智囊知识，亦难以涵盖庞大的事务体系。
将社会事务的处理置于少数的决策者手中，其决策过程必然处于价值判断、分权矛盾、公私抗衡等思考中。
决策者在决策中不断权衡，较少集中于社会事务的专业解决办法的考量上，导致社会事务的解决偏离应有的预期成效。
此外，传统管理还存在寻租的空间与决策的漏洞。
即使秉公执法式的决策，但因其公共知识限制难以有效做出恰当的决策。
社会治理囊括不同治理主体，多元主体的磋商增加决策的科学合理性，打破指令的权威框架。
多元主体共同商榷社会事务的解决规则与方法，才能让社会事务的解决更贴近民众的现实要求。
而且不同主体在协同磋商中形成合力，集中各方所长，相互监督和补充，使得治理效果更科学有效。
（二）以“四化”实施有效的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1]。
社会治理“四化”对实际的治理工作进行科学引导，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机制，强化社会治理的现代性，增强治理实践的效能。
1.治理社会化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将传统隶属政府管辖的社会事务，进一步下放至社会和民众层面，倡导社会与民众积极参与，共担社会事务之责。
社会治理社会化强调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服务角色，注重与民众的协商沟通，采取开放、透明的态度，提供鼓励的措施倡导社会民众参与到社会事务中。
增加民众在社会事务中话语表达权力，在重要的民生决策前采取听证会、网络问政等方式，充分听取民众意见，注重在民众的互动中群策群力、吸纳社会智慧和力量，共同实现公共事务的最优解决。
从基层实践看，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社会治理就会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10]。
社会治理重在基层治理实践，社会民众以切身经验参与到治理实践中，在扶贫、救助、生态保护等方面，对治理过程、方案有着重要的发言权。
社会民众可以利用民间力量，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养老、扶弱等社会服务，推进社会治理的资源筹措、模式发展和实践成效。
2.治理法治化治理是以法治为重要的基础性保障。
传统的道德规范及乡俗权威伴随现代化浪潮逐渐淡弱，在市场化趋势下，无序、失范、越轨等行为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而法治成为维护社会良性秩序的有力法寶。
法治建设遵循有法、依法的理念，即建立并健全现有的法制体系，完善法制法规，补足法制缺失与漏洞，且在实际中依据法制化程序、执行法律的相关规定。
在社会治理中，协商与纠偏离不开法治的重要依据。
多元协同是社会治理的前提，不同价值理念的治理主体协商共议，需要利益的让步与妥协，法治构筑利益保护的栅栏，保障让步利益主体以及公共利益，使不同治理主体之间能找到最优契合点、确定最佳治理方案。
法律的保护形成治理主体的磋商基础，让治理主体在规则、规定上达成共识。
纠偏是对市场等不同领域中不当行为的惩处，保障秩序的稳定运行，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11]。
而“法律激励的场域存在于法律关系的实践之中”[12]，通过法治建设鼓励民众参与社会事务，让法律保障民众的参与权利，使得法治建设下的社会治理落地生根。
3.治理智能化智能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趋势，采用科学技术手段提升治理实践能力，扩大治理覆盖面提高效率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