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地名历史文化内涵探析[摘要]合肥地名主要可分为描写自然景观的描述性地名、记录人文历史的记叙性地名和寄托愿望情感的寓托性地名等三大类。

地名不是单纯的区分地理实体的标志，而是地域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者。

合肥的老地名包含着丰厚的文化象征意义，就整体而言，合肥老地名主要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民间文化传说相关联，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统一。

一、引言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指称，是区别地理实体的一种标志。

地名又是“层累”式形成的，经历了由当地少数人使用到逐渐为众人熟知直至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最终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可以视为某一地域社会开发的象征，记录该处历史发展脉络的活化石。

地名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往往附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我们了解地方历史的重要切人口。

合肥，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人文底蕴丰厚，形成了大量的合肥特有的地名文化遗产，诸如“～人巷、二郎庙、三孝口、四牌楼、五星寺、六谷祠、七星街、八腊庙、九狮桥、十字桥”等别具特色的地名，就颇能彰显合肥风貌。

如今，逍遥津、教弩台、藏舟浦、斛兵塘、争笛浦等地名已经成为见证三国时期魏吴逐鹿合肥宏大战争场面的重要历史遗迹，包河、清风阁、孝肃桥、李鸿章故居、刘老圩等地名则记述了包拯、李鸿章、刘铭传等合肥历史名人的成长历程。

这些地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向外界展示合肥独特魅力的城市名片。

本文将主要依据《安徽省合肥市地名录》所记录的地名，在分类整理合肥地名的基础上，对其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挖掘。

由于地名数量繁多，本文无法涉及到每个地名，仅能选取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

文章疏漏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合肥地名的类型地名主要由专名和通名组成，专名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即为地定位；通名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类别，是为地定类。

根据现代地名学的命名特点，本文把合肥地名分为三类，即描写自然景观的描述性地名、记录人文历史的记叙性地名和寄托愿望情感的寓托性地名。

(一)描述性地名描写或叙述地理实体的方位、距离、地理形态、物产等自然地理特征的地名，称为描述性地名。

在合肥地名中，这类地名最为常见。

其实，从合肥的命名中，我们就能够很明显地看出地理因素的影响。

合肥之名，始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光绪《续纂庐州府志》卷四《沿革志》载：“秦始为楚郡，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定为九江郡，郡治在襄安，统合肥、居巢、襄安三县。

”秦汉以后，有关合肥的说法众见纷歧，主要有东汉应劭注《汉书·地理志》九江郡十五县中的合肥时所言：“夏水出于父城东南，至此与淮合，故日合肥”。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释名：“盖夏水长，施合于肥，故日合肥也。

”《南畿志》载：“肥水出紫蓬山，东北流人金斗河，一支西北流，东复转南，东门外二水相合，故日合肥。

”上述诸说与《尔雅·释水》解释“肥”的定义“归异出同流：肥”大同小异。

合肥居江淮之间，被誉为“江南唇齿，淮右襟喉”，境内的地形地貌复杂，丘陵岗地、低山残丘、河湖低洼三种地貌高低起伏，大别山余脉自肥西大潜山进入，向东北蜿蜒。

合肥地区的水系也比较发达，江淮分水岭横贯中部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圩区绵延。

分水岭以南为长江水系，主要河流有南淝河、丰乐河、派河、滁河、蒋河口、巢湖；分水岭以北为淮河水系，主要河流有东淝河、池河、窑河、瓦埠湖、高塘湖。

[1_]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曾引杨循吉的话：“合肥前奠平隆，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后亦广野，故有塘有圩。

”基于河流众多这个地理现实，合肥有相当一部分地名便以XX河、XX湾、XX 冲、XX洼为通名进行命名，比如长宁河、石河、百子河、焦河湾、窑湾、段家湾、沈湾、盛宁冲、五里冲、上柴冲、五里洼、刘洼、张洼等。

水多，桥梁自然也多，嘉庆年间，合肥境内的桥梁有133座[2]卷3。

经岁月侵蚀，很多桥梁已坍塌无存，但仍然有一部分桥梁演化为地名，合肥地名中有相当多的以XX桥命名，比如迎龙桥、拱辰桥、高桥、桥湾、九狮桥、孔石桥等。

有水便要兴修水利进行农业灌溉，以XX塘、XX坝、XX陂、XX堰命名的地名就成为合肥地名的主要部分，如官塘、金大塘、沈塘拐、青年塘、官塘、白水坝、坝上街、河坝、焦大坝、黑池坝、池家陂、六车陂、草塘陂、石丘堰、老堰、姚家堰等。

此外，在河网密布的合肥一带，圩亦是一个常见阋。

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由人工筑起用于阻挡洪水的大堤；二是指四周环水，内外用吊桥相连，攻守兼备，具备军事防御工事性质的房舍建筑，其主要功用是防匪防盗。

长江中游地区把这类建筑统称为“圩垸”，在合肥则称为“圩”或“圩寨”。

[3]229嘉庆《合肥县志》曾载：“邑境西北尤高，忧旱尤甚……东南滨巢湖，圩田依以为利”。

当时合肥所辖四乡比较有规模的圩田共计86块。

[2]卷4具有军事防御工事性质的圩寨在清咸丰年问太平军攻人安徽时开始出现，合肥望族张树珊父子、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兄弟等人相继招募流民壮丁，依靠地理形势修建圩寨，利用乡民团勇武装自卫。

史载：“会天下大乱，淮淝居民争筑堡自卫，各相雄长”，“诸团先后仿依为堡，百数十里问，连屯相望，淮甸以是得保半壁”。

[4]916以XX圩命名的地名便大量留存下来，如周老圩、金斗圩、大圩、双圩、王小圩、东大圩、外圩、刘圩、圩中郢等。

上文曾提及，合肥地处江淮丘陵地带，岗冲交错，垄畈相间，所以合肥地名还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以表示“高起的土坡”的“岗”、“平地有堆”的“墩”、“地势高起的长条形地方”的“埂”等为通名的地名较为常见，如十八岗、望城岗、上岗、龙岗、杨岗头、李岗、岗集、岗前、岗东、岗西、岗坎、五里墩、林墩、张墩、葛墩、姚墩、大埂、新河埂、高埂戴、长沟埂、塘埂等。

可以说，合肥的地名较明显地反映了合肥的自然地理状况。

人们在描述地名特征时，常有不同的着眼点，因而描述性地名又可分为以下两个小类：首先是表明地理位置的描述性地名，该类地名有的指明地域方位，如东关、南关、上万、下万等，指明方位的地名更多的是出现在合肥还拥有城墙的时代。

乾隆二十八年(1763)，合肥城进行重修，城墙全部采用大块青砖和石条，七座城自东而南，分别为威武门(大东门)、时雍门(小东门)、南薰门(小南门)、德胜门、西平门(大西门)、水西门、拱辰门。

相对于城门的正式名称，民间根据方位而取的大东门、小东门之类的地名更便于记忆，现在合肥仍然保留着这些地名。

有的表明该地的地理距离或高度，如三里庵、三里街、十里店、十五里沟、二十里铺等，这类地名一般都是历史时期以距离合肥县县衙的具体里程命名的，可视为传统社会作为庐州府治所所在地的合肥商品市场的辐射圈，但是现在这些地名都被囊括在迅速扩大的城市空间里，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其次是描述自然景观的地名，人们对自己生存的环境较为熟悉，也倍加关注，在地名形成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以自然环境的特点作为自己生活聚居的标志性名称。

也正因为如此，这类地名较多的是对地形地貌的描述，如洼窝、松棵、湖沿等就是对居住地地形特征的直观表述。

(二)记叙性地名记叙性地名是指反映人文地理特征的地名。

这类地名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记录文化景观的记叙性地名。

人们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所创造的景观统称为文化景观，由此而言，依据人工建筑、设施命名的地名可归于文化景观类地名。

与其它地方一样，解放前合肥城内比较重要的建筑是城隍庙以及与科举文化有关的文昌宫、奎星楼等。

除此之外，便是大量的寺观等反映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建筑景观。

在传统社会，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合肥寺观遍及府县、村落，民间更有六观、七寺、八庙、九宫、十三庵的说法。

这些庙观建筑对合肥地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寺庙本身的名称已演化为地名。

在合肥地名中，这类地名常见的形式为XX庙、XX寺、XX庵等。

嘉庆《合肥县志》记载，合肥城内外存世的佛教寺庙83座，庵16座，道教宫观13座。

这些宗教建筑历经风雨沧桑，绝大部分已消失在历史深处，仅以地名流传于世，如三里庵、十里庙、五星寺、二十里小庙等；有的还依然保持香火不辍，如明教寺、开福寺、马政寺、西庐寺、浮槎寺、莲花庵、月潭庵等。

这些幸存下来的寺庙已经成为合肥宝贵的旅游资源，每天登门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合肥的祭祀信仰习俗非常普遍，盛行多神崇拜，除了反映宗教神灵信仰的各类寺观庵院外，还有反映祖先祭祀及英雄功臣崇拜的各种宗祠，反映自然神灵信仰的社稷坛、城隍庙等。

如祭祀驱逐蝗虫刘猛将军的八腊庙，祭祀建筑行业祖师爷鲁班的鲁班庙，祭祀宋代为抗击金兵保卫合肥而殉难的姚兴父子的姚公庙，祭祀西汉名将李陵的李陵庙，祭祀南宋抗金名将牛皋的牛寨寺，祭祀五代十国时期吴国建立者杨行密的吴山庙以及祭祀唐朝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的洗马寺等。

这些庙宇也大多是建筑实体已经不存，仅留下地名供世人缅怀。

另一类记叙性地名是以“集、店、市”等为通名的地名。

市，古已有之，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

在城市中，有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在州县以外的地方出现的“市”，被称为“草市”。

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于市场的需求，集市大量兴起、发展，集市作为一个商品交换的场所，具备初级经济中心的功能，吸引了四里八村的乡民前往赶集，商人们也从四面八方带着商品赶来设摊。

即使在交通不便之处，也会因交易的需要而形成集市，因地制宜地集散货物。

[5]51-53作为江淮之间的交通枢纽地，合肥境内在宋代以降开始出现一批集市。

这些比较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有一部分逐渐演变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地名，如龙岗集、歧安集、陆集、晓星集、新河集、草市、十里店、大店、大杨店、大塘店、邓店等。

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相比，合肥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始终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许多手工作坊所产便能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如油坊、染坊、糟坊、粉坊等。

也正因为这些手工作坊之于人们的重要性，有些便成为约定俗成的地名，如张油坊、油坊岗、油坊大塘、槽坊郢、前糟坊、糟坊店、孵坊郢、粉坊郢、染坊郢等。

第三类是记录人物和姓氏的记叙性地名。

聚族而居是传统宗法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人群迁移到某处定居之初，较多的以定居者的姓氏对定居点进行命名，这一命名方式在人口密集、自然地理条件相近的地方尤为常见。

在笔者考察的500多个行政村中，至少有200多个村名是以姓氏命名的，如张坝、李祠、王小郢、姚圩、孙岗头、蔡圩、高桥湾等。

随68着人口不断繁衍，族内人户为寻求发展空间，开始向附近空余地带迁移，这就会出现多个同姓聚落，为了彼此区分，一般用上、下、前、后、大、小等作为专名，如上黄五村、下黄五村、前王嘴、后王嘴、大姜、小姜、东边郢、西边郢等。

(三)寓托性地名地名虽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名称，但是它不仅反映人们对地理实体的认识，有时也反映与地理实体特点并无实质关系的某种思想观念，合肥地名在这一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