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养廉银制度与我国高薪养廉摘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困扰中国政府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公务员的腐败。
纵观世界各国，应对腐败的措施林林总总。
而“高薪养廉”政策就是其中一种。
从历史的角度，以雍正朝的“高薪养廉”政策——养廉银制度为例，通过对养廉银制度的分析，得出对当代实施“高薪养廉”政策的几点启示。
在论述过程中，重点分析了养廉银制度确定的形成原因、实施过程以及积极影响。
在对养廉银制度进行历史事实的梳理和经验借鉴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代的“高薪养廉”制度，以及对“高薪养廉”制度的看法和评价。
【关键词】养廉银制度；薪俸制度；高薪养廉引言养廉银为中国清朝特有的官员之俸禄制度。
创建自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的该薪给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并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后，清政府将所有税收（包括酒醋税等地方税）改归朝廷所有，致使地方财政困难，看似高薪养廉，实际上将地方行政费用归于地方首长所有，导致清朝地方贪腐情况为史上之最。
进入20世纪，随着香港、新加坡等地实施高薪养廉政策的成功，高薪养廉政策逐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高薪养廉政策是反腐败的措施之一。
一、养廉银制度（一）养廉银制度出台的原因清朝的低俸制度沿袭明代，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认为“凡官皆贪”，因此在他制定的“祖制”中官吏俸禄就被压得极低。
《明史·食货志》有云：“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所以在明朝官员从朝廷拿到的俸禄实在是低的可怜。
再加上明朝为了稳定官俸，又制定了俸帖折银之例，更使官俸微乎其微。
因为清初沿袭明朝的低俸政策，使官吏们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自身生存和正常办公的需要，所以，在正俸之外他们又谋求许多其它的方法搞“创收”，且上上下下都司空见惯，。
耗羡私征就是他们创收的一个主要渠道。
虽然康熙下令禁征火耗，但火耗禁而不止，康熙对这种现象无可奈何，道：“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是好官。
”[1]除了因为清朝实行的低俸政策以外，实施养廉银制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加强。
到清朝，皇帝的权力不断地加强，最终导致皇权越来越尊、臣民越来越卑。
此外，养廉银制度的实施与赋税制度的改革不无关系。
赋税制度采取单一金钱的方式，使得“耗羡私征”成为可能。
在“一条鞭法”实行后，赋税普遍征银，因熔炼碎银过程中产生损耗，百姓又要多交“火耗”。
这样，官吏们为了自己的私利，随意加征“火耗”，使得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
这些都坚定了雍正解决耗羡问题的决心，推进了“耗羡归公”最终实施的进程。
（二）养廉银制度的实施过程雍正对耗羡及与其相联系的弊端早看在眼里，继位后在元旦谕地方官文告中就说：“今钱粮火耗，日渐加增，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胺削何堪”。
[2]自此，雍正开始寻找既能削减耗羡又能用耗羡银清偿亏空的办法。
雍正元年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提出“耗羡归公”的建议，于是雍正元年（1723年）特设养廉银，“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知大臣禄薄不足用，故定中外养廉银两，岁时赏上方珍物无算”。
[3]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4]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
[5]耗羡归公后，雍正采纳诺岷的建议，以各地征收火耗的实际数额为基数，把征收火耗由非法变为合法，明确稳定征收额度，规定各地应当提解的耗羡数额，再把这一款项全部分配给各级地方官作为养廉银。
针对京官无养廉银的情况，雍正六年下令，给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发双俸，新增的这部分叫“恩俸”。
养廉银制度的完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为使耗羡的征收和分配更加合理，雍正曾多次组织官员进行讨论。
十三年，雍正令户部查明各省公费和养廉银开支的情况。
勒令各省自该省议定公费与养廉数目之年起，将额征公费、完欠杂支、余额等按年归款，并将各官养廉起止月日、应得分数，扣除空缺后逐一彻底清查，嗣后“按年分晰造册，随同奏销钱粮各册咨送户部核销”。
至此，一套相对完善的养廉银制度基本确立。
（三）养廉银制度的积极影响雍正将治官与治财结合，实行火耗归公与养廉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主要表现在：第一，整饬了吏治。
“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实施后，廉洁奉公的官员俸禄收入大幅度提高了，过去私征贪占官员的行为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这种激励与约束作用，对吏治与社会风气的改善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雍正曾经表示：“自朕即位以来，严饬官方禁止私贿，又恐督抚等官用度不敷，暗中巧取，是以给与养廉之项，俾其公私有赖，俯仰从容，庶永杜苞苴，以为澄清吏治之本”。
[6]第二，增加了财政收入，为乾隆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
“火耗归公”后，一部分用于弥补亏空，一部分作地方公用。
这都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存银仅八百万两，雍正问渐积至六千余万两。
至乾隆五十一年，虽经南巡、蠲免、西北用兵等巨额开支，仍存七千万两。
因此，乾隆时财政丰盈，“皆雍正十余载清厘整饬之功”。
第三，人民的隐性负担有一定减轻。
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后，私征、暗征减少了，火耗征收率降低了，人民的隐性负担相对减轻。
对于耗羡及耗羡率，雍正要求只许减少，不许增加：“倘地方官员，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
[7]第四，强化了财政制度管理。
“火耗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使税收附加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
将制度外的财政资金纳入了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收支计划。
这不仅强化了国家财政管理，促进了吏治清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还加强了财政制度建设、法制建设，完善了财政的运行机制，财政资金运行的公开性、效益性得到了提高。
二、当代高薪养廉制度（一）高薪养廉制度清雍正皇帝实施的养廉银制度也可以称作我国古代的“高薪养廉”。
进入20世纪，随着香港、新加坡等地实施高薪养廉政策的成功，高薪养廉政策逐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一批被誉为“廉洁之国”如奥地利、瑞典、瑞士、新加坡等国都推行了以政府官员的高薪制度为特点的反腐措施。
这些国家所确立的政府官员或公务员的薪俸各不相同，其共同特点是：官员或公务员的薪金较高，并享有其他待遇；各级官员或公务员的薪金依级别拉开距离，并大都高于其他同级的非政府人员．该措施的目的即通过优厚的物质待遇保证政府官员享有较优越的生活，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某些蝇头小利而舍弃已享有的地位和待遇。
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腐败依然是困扰着我国社会的一个尖锐问题。
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安全稳定的大事情，而高薪养廉政策就是反腐败的措施之一。
为了将高薪养廉政策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必须做到：首先，必须从革除各式各样的“规费”入手，将政府官员的权力设置在一定的监督体制之下，同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其次，制定高薪养廉政策时，要考虑惯性习俗的对抗，人类行为会自然形成某种惯例，要充分考虑到惯性的因素。
最后，高薪养廉政策要有制度保证实施，要在规范公务员和各级政府部门运用公共权力的前提下执行。
（二）对“高薪养廉”的看法学界对高薪养廉这一思想的争论主要分为高薪可以养廉、高薪不能养廉、高薪与养廉无关三种。
本文所持观点是高薪不一定养廉，但低薪肯定助贪。
1、高薪不一定养廉国内外众多学者利用决策学、统计学相关知识，通过实证分析证实高薪不一定养廉，认为薪酬与腐败没有出现理论预期的负相关关系。
[8]首先，从腐败类型看，腐败有源于需要和源于贪婪两种。
现实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
从现实研究看，因生活贫困而腐败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但是极少数。
而源于贪婪的腐败是高薪所无法克服的，相反，高薪可能更加刺激他们贪婪的欲望。
其次，经济学的研究显示薪酬具有刚性，易高不易低。
一旦薪酬增加，想降下来就难于上青天了。
在这种理论推进下，薪酬只会不断地上涨，而相反激励作用却越来越薄弱。
再次，经济是诱因。
犯罪学研究表明：“社会生产力落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初级阶段，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收入差距的增大导致了部分人心理失衡，当有腐败的“机遇”出现，且贪污者认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小，腐败成本较低时，人们的侥幸心理就出现了，认为法不责众，腐败就在所难了。
最后，从心理学角度看，除贪婪心理、失衡心理和侥幸心理，还有消极从众心理、集安全心理和怕得罪人心理。
[9]古语云“学而优则仕”，部分人因为害怕被说成有权了就不近人情，或者认为腐败是很普遍的现象，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不情愿地被同流合污。
此外，性格本身的缺陷也是造成腐败的重要推动力。
2、低薪肯定助贪战国管子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官吏都衣食不足，那又何谈廉耻？管理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最基层的是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其次是情归属及被尊重的需要，最高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
忽略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倘若腐败的产生是源于需要，那么，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后，腐败的现象就应该消失。
但是，在现实中，人总是不能避免地被各种因素干扰。
正如清初在低薪情况下实行的养廉银制度，起初是收到了好的效果，但好景不长就变味了。
该理论还指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当一种欲望被满足后，另一个新的欲望就产生了。
也就是这种欲望的不断生成，膨胀了贪念。
因此，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三、结束语无论是清朝的养廉银制度还是我国现在的高薪养廉政策，它们都是集中“薪”与“廉”的关系，都希望借提高薪酬来加强官员的廉政建设。
并且，都对腐败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在实行的初期，促进了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现在我们为了更好的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必须从清朝养廉银制度中探求它失败的深层原因，借鉴历史经验，为我国更好的推进“高薪养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加快我国廉政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1]清圣祖实录[M]．卷239.[2]清世宗诗文集[M]．卷l，谕布政司．[3]清稗类钞·礼制类[M].[4]清稗类钞·恩遇类[M].[5]陈康祺.郎潜纪闻[M]卷二：“雍正间，耗羡归公，定直省各官养廉，由世宗之独申睿断，因时制宜。
”[6]清世宗实录[M].卷一五七.第918-919页.[7]正朝起居注[M].四年十月十四日条．[8]杨晓梅.从心理学角度看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4[9]韩锐，李景平，张记国.国内外关于“高薪养廉”问题研究述评[J].人力资源管理，2011.引言养廉银为中国清朝特有的官员之俸禄制度。
创建自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的该薪给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并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后，清政府将所有税收（包括酒醋税等地方税）改归朝廷所有，致使地方财政困难，看似高薪养廉，实际上将地方行政费用归于地方首长所有，导致清朝地方贪腐情况为史上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