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版本学》（第二版）与《古书版本学概论》之比较摘要：《古书版本学概论》和《中国古籍版本学》系统整理并总结了版本学研究成果，代表了当代版本学的整体水平，在版本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实践经验的传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者各有千秋，从古籍版本学史略研究之不同，对善本介绍的设置及定义之不同，古籍源流研究之不同，引用材料之不同以及各自的不足之处对二书进行比较。
关键词：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籍版本学；比较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在文化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古籍承担起桥梁的作用。
自先秦两汉起，已有文人仕士和统治阶级注重收藏古籍，除去已散佚的部分，我国的古籍收藏量仍是汗牛充栋。
在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如何鉴别其价值以及如何挖掘同书异本中所蕴含的时代、文化和现实价值，成为历代文人及书商所重视的问题，由此，对于版本的研究便应运而生。
时至今日，版本学专着纷纷涌现，各有所长，其中李致忠先生所着《古书版本学概论》和曹之先生所着《中国古籍版本学》（第二版）脱颖而出，成为后学入门津梁。
本文拟就李曹二先生之大作的特点及不同之处微加探讨。
一、古籍版本学史略研究之不同在关于古籍版本学的定义中，李先生的观点是“中国古书版本学是以中国古代图书为对象，以版本鉴定为核心，以考订为主要办法，凭借多学科知识，借助校勘学，利用目录学完成全面揭示图书任务，并忠实地为中国古代社会各学科研究服务的辅助性科学”。
①曹先生认为：“古籍版本学是研究古籍版本源流以及古籍版本鉴定规律的一门学科。
版本源流有广狭二义：从广义说，是指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从狭义上说，是指每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
”②从二者对古籍版本学所下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李致忠先生重注版本鉴定，而且在书中，李先生多次提到版本鉴定是版本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并且在书中用了74页，近三①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8.②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9.分之一的比例来介绍版本鉴定。
曹之先生在注重版本鉴定的同时，花费了很多心血论述古籍版本学的史略，并提出关于古籍版本学发展分期的五分法。
纵观近当代对于古籍版本学研究的着作，我们发现大部分研究都不乏对古籍版本源流的论述，但是对于古籍版本学史略，即古籍版本学这一学科自身历史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在几位版本大家，诸如叶德辉、钱基博、黄永年、毛春祥、李致忠、曹之、姚伯岳等的版本学着作中，仅有李致忠、曹之、姚伯岳三位对古籍版本学史略进行研究。
现只选取李曹二家的研究进行对比。
首先，从篇幅上来看，李致忠先生在《古书版本学概论》一书中，在第一章导论部分的第一节“古书版本学的起源与演变”中，用了七个半的页面介绍了古籍版本学的发展情况。
曹之先生《中国古籍版本学》一书中，在第一编第二章中用了九节70页的篇幅对古籍版本史略进行了详细了考证与论述。
其次，在具体研究方向上，二者也是各有千秋。
李致忠先生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着手。
在纵向研究方面，李致忠先生选择以汉代作为起点，简单列举了汉代、南北朝、唐初、宋代以后等几个例子，并认为从理论上来讲，雕版印刷出现之前的版本“不好直接成为版本学”，但是在实际意义上，雕版印刷前后出现的关于古籍的版本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此外，在对版本学史略的纵向研究中，李先生强调了版本鉴定是版本学中最核心的内容。
李致忠先生关于古籍版本学的纵向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只是以简单几例略述版本学史略，且宋代以后的例子只是笼统介绍，并未缕出完整的脉络。
在横向研究方面，李致忠先生版本学先是从属于校勘学，在目录学成熟后，又从属于目录学。
“故探讨什么是中国的古书版本学，决不该脱离它所脱胎的校勘学和借以表现自己的目录学”。
①在横向研究中，李致忠先生再次强调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的核心内容，是版本学的脊梁。
曹之先生在《中国古籍版本学》一书中，将我国的古籍版本学发展分为以下五个时期：产生时期：先秦两汉。
发展时期：晋至隋唐五代。
成熟时期：宋元。
繁荣时期：明清。
①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4.另：第九节专门论述当代古籍版本学，其中包括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近百年的时间。
曹之先生的《中国古籍版本学》，将古籍版本学史略一章分为九节，按照时代顺序，分别论述了我国历代古籍版本学学科的发展状况，又将每节大致分为“同书异本的研究”、历代“善本”、历代“古籍版本学成果”这三大方面。
其中，由于至清代时，古籍版本学发展到达了一个繁荣的顶峰，所以较它章来说论述略为详尽，共分“清代同书异本研究”、“清人的善本观”、“清代古籍版本学家”、“清代古籍版本学成果”这四个方面，论述了清代古籍版本学的成就。
至于本章第九节“当代古籍版本学”，则分为了“民国时期的古籍版本学”、“新中国成立后的古籍版本学家”、“新中国成立后的古籍版本学成就”这三个部分来进行论述，详细介绍我国自清代以后的版本学发展。
而在今人的诸多版本学着作之中，这方面的内容一直是被忽略的。
“当代古籍版本学”一节，对于我们了解目前我国古籍版本学学科发展状况、成果，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而本节中关于一些近代、当代版本学家及其着作的介绍，对于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导读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关于“古籍版本学史略”的一章，是颇具新意的一章，由于前人涉及较少，所以，在本书修订之后，关于本章，也进行了很大的改动，就如曹之先生在本书第二版自序序言中所说：“古籍版本学史略"是本次修订的重点内容之一”。
由于标准不明，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古籍版本学的发展源流的说法有很多种，曹之先生在书中将古籍版本学的产生、发展标准定为以下四条：“一是同书异本，这是古籍版本学的物质基础。
二是同书异本的研究，这是古籍版本学的学术基础。
三是善本问题，这是研究版本源流、版本鉴定的目的。
四是版本学专着、版本目录等，这是版本说法。
再次，在古籍版本学自身的起源问题上，二位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
李致忠先生认为确切意义上古籍版本学应起源于雕版印刷大肆盛行之后，范围再小一点则是以宋代尤袤编制《遂初堂书目》为标志。
但李先生又认为，就内在而言，版本学应是起源与西汉。
而曹之先生认为，古籍版本学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初步确立，并以孔子七世祖正考父校《诗》及孔子、子夏校勘辨正误为例，指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对同书异本的研究。
此外，曹之先生对于《遂初堂书目》的介绍，仅是在论述宋代古籍版本学的丰富成果时，在书目类成果中，一笔带过，并没有像李致忠先生一样认同《遂初堂书目》的地位。
二、对善本介绍的设置及定义之不同善本这一概念对于任何一位研究版本学的人来说，都是必须了解的。
二位专家对此都进行了论述，但是在概念在书中的位置设置及理解上也略有不同。
首先，在概念在书中的位置设置上，李致忠先生在第一章第二节部分就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来介绍善本，这就为初学者在后续的学习过程中，更好的理解善本的定义及其重要地位打下基础，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版本鉴定。
曹之先生虽然在版本学史略中就已经提及善本，并作为重点部分，但并未对善本的概念进行解释。
曹之先生将对善本的介绍安排在了全书的最后一节。
从循序渐进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曹先生这种设置不及李先生设置之合理。
其次，在概念的解释中，李书中对“善本”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前人基础上深入本质，一一辨析。
此时引入“三性”标准既顺理成章又明白晓畅，体现了着者清晰的思路。
“三性”虽早已为今世所熟知，但本书既阐述其所从来，又举例说明其在善本遴选中的作用，经验难能可贵。
又如在雕版印刷起源的考证上，作者注意区别“印书之始”与“印刷术发明”，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提出印刷术应当具有一个发明和发展的过程，认为印书之始“只能说明是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持论颇为公允。
曹先生在对善本的介绍中，首先考证了“善本”一词的出处。
然后将善本的标准分为三块：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当今善本。
曹先生将人们对善本理解的外延扩大，并从经济、时代等方面全方位的揭示善本的概念，使人们对于善本的理解更加鲜活，而不是死板的文字理解。
三、古籍源流研究之不同在对中国古籍版本源流研究方面，李致忠先生仅列举了宋、元、明、清四代刻书的特点，对于唐五代的刻本及唐以前的写本则并未提及。
在这一点上，曹之先生所撰《中国古籍版本学》则有的明显的长处，他不但介绍了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重要写本及写本的发展源流状况，还按照时代顺序，分不同的小节，介绍了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的写本古籍发展状况和重要的写本古籍。
在“写本源流”这一章中，本章按照时代顺序，每小节则分别介绍了官方、民间的重要写本古籍，历朝各代写本古籍的特点与价值。
另外还将佛经写本这一特殊种类的古籍写本另列一节特别介绍，尤其是介绍了历来容易被人忽视的，除《敦煌遗书》之外的其他佛经写本，这也是颇具新意的。
本章章节编排条理清晰，一目了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写本源流”一章，共用篇幅50余页，计4万余言，其篇幅之长，内容之详尽，也是诸多版本学专着所不及的。
在众多版本学着作中，历代刻书的特点都是各书值得大书特书之点。
但是大部分着作都只涉及宋、元、明、清四朝的刻书情况，曹之先生从刻书源头开始，对于唐五代的刻书情况也进行了详尽论述。
除此之外，曹先生还论述了太平天国刻书，这是其他版本学着作所鲜有的。
四、引用材料之不同《古书版本学概论》和《中国古籍版本学》都引用了丰富材料。
李着的材料来源大致有三：一是引用史料。
全书旁征博引，叙述翔实可靠，因此特点直观易见，这里不再详述；二是采用他人成果。
如第三章历数造纸术的发展概况，因“主要是采用潘吉星先生的成果”而在全节结尾进行声明。
明清抄本部分，作者转录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中所列表格，同样加以说明，既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也给读者的深入学习指明方向；三是作者自身经验。
李致忠先生充分运用所见善本实物，如在“旋风装”样式问题上提出所见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作为“绝无仅有、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又引用唐兰先生的考证及《归田录》《墨庄漫录》等文献，以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解决了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
而曹之先生也是认同李致忠先生对于“旋风装”的研究，否认了黄永年先生给“旋风转”所下的定义。
《中国古籍版本学》搜集材料颇下功夫，可谓每事必引，引用必详。
作者往往成段引用史料，并致力寻找新材料，避免老生常谈。
如“后周显德二年刻印《经典释文》”一条下陈列《五代会要?经籍》《玉海?艺文》《容斋续笔?周蜀九经》等材料，使刻印经过一目了然。
进行归纳排列和量化分析，以数据说话是曹着材料安排的显着特点。
对于大量材料，作者以多种形式进行呈现，既丰富了全书表现形式，又加强了观点的科学性。
论述中时而穿插书影和插图，与文字内容相映衬，对于较琐碎的资料则以表格进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