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陇东学院学报Mar2013第24卷第2期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Vol．24No．2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以北石窟寺为例段有成1，冯小琴2（1.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2.兰州城市学院，甘肃兰州730070）摘要：忠孝观是佛教的重要教义。
宋金时期，由于佛教的世俗功能加强，佛教的忠孝观不断与儒家传统的主流思想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发展。
位于甘肃陇东的北石窟寺，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在佛教的东渐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保存至今的宋金时期30多方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关键词：佛教；忠孝观；世俗化；北石窟寺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30（2013）02-0111-03收稿日期：2013-01-05作者简介：段有成（1975—），男，甘肃镇原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陇东地方史研究；冯小琴（1963—），女，四川合江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产业研究。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大约到了东汉初年开始传人我国，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推崇。
史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灾难深重的劳苦人民，祈求佛祖保佑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以此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
为了麻痹广大人民的斗志，各族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结合，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宗教。
始建于这一时期的北石窟寺，是佛教开始由中原向西北“倒流”的一个必经之地。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庆阳境内，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始建于北魏，兴盛于隋唐。
宋金时期，陇东地区成为宋金战争的主战场，人民遭受连年战乱之苦，人们希望能够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和拯救，便以烧香拜佛、修造佛像、许愿还愿、广作法事、结社集会等形式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崇拜，宋代佛教的兴盛以不同于唐代的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2］今存于窟内的30多方宋金时期的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一东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最早是受宫廷皇亲贵族的推崇，成为统治者麻痹下层群众的精神武器，佛教主张因果轮回报应，成为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精神寄托。
但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主张佛教徒离家弃世，割断与家庭和世俗社会的一切联系，要求教徒既不能娶妻，也不能生子，更不能对父母长辈尽孝，宣扬一切皆空。
佛教的这些教义，使得这些佛教徒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孝亲思想，这些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儒家思想主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分歧。
因而，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就与中国主流思想意识儒家思想开始了激烈的碰撞，尤其是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唐代的傅奕、韩愈和宋代的程颢，他们抨击佛教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佛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3］，不父其父，不君其君，不事其事；”［4］“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
”［5］这些儒家学者认为，佛教是对纲常伦理的破坏，对国家、对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作为外来宗教，要在本土得到进一步传播，不仅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要适应广大民众的需求，就必须不断地本土化和世俗化。
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教义也在不断地阐释。
在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扶植态度，宋太宗就指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6］在最高统治者和佛教徒的共同推动下，佛教在宋代广为传播，“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7］“老佛之宫遍满天下。
”［8］作为这一时期佛学代表的禅宗倡导明111心见性、即心即佛的佛性说，打破了在家与出家的界限，佛教的教义与本土的孝亲思想顺利结合，目连救母的故事和盂兰会的来历在民间广为弘扬。
现存于北石窟寺第165窟内的宋代绍圣元年（1049）八月所立的《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碑记载了当时北石窟寺盂兰盆会的盛况，其碑文记载：“每岁中元，近寺十社，建盂兰道场，设千佛之供作乐大会。
四方来者，不止百千众，均施筍脯之饭，以广善因。
”碑文所记的中元节，即每年的七月十五，是佛教的盂兰盆会节，是佛教徒为追荐亡灵而设的一种仪式。
盂兰盆又作乌蓝婆孥，为梵语ULLam-banade的音译，意思是“救倒悬”。
盂兰盆会的故事由《盂兰盆经》引出，相传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见其母在地狱中受苦，乞求佛祖解救。
佛祖让他在七月十五日陈设盂兰盆，备下百种美味饮食，供养十方大德僧人超度众饿鬼，这样就可以使厄难中的七世父母及现生父母得以解脱。
目连依样设供，最终使其母脱离了饿鬼道。
而且，《盂兰盆经》对这一故事的主旨也进行了阐释：“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年七月十五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
”规模宏大的盂兰盆会，体现了以佛言孝的孝亲观，使佛教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主要表现之一。
有学者认为，佛教孝亲观的形成，是佛教不断适应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化的结果。
“释迦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
”［9］说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要不断地适应儒家传统思想，减少其传播过程中的阻力。
但笔者认为，佛教孝亲观的不断世俗化，是佛教对自己的不断完善和深化的结果，因为佛教自佛陀时代起就非常重视孝亲人伦道德，在佛经中就有这样的经文：“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没踝，犹不能报父母恩。
”莲池大师将佛教的孝亲观分为三等：“奉养双亲，免于饥寒为下等孝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为中等孝顺；为父母说法开慧，往生佛国，永离三途为上等孝顺。
”佛教视天下苍生为父母，僧人出家是为了实现天下上孝、成就佛道，以度天下无边众生。
所以盂兰盆会在民间的盛行是佛教以佛言孝的教义世俗化的表现，是佛教对中国孝亲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
二据《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碑记载，在绍圣元年的中元节，“近寺十社的民众共同营建道场，做千佛之供的大法会”，在当时的佛教圣地，来到这里做佛事和游览的人“不止百千众”、往来的游人也是“其众如云”。
宋代以前的佛教徒，主要是以上层统治者为主，而到了这一时期，佛教信徒走向大众化和平民化，“佛氏乃为逋逃渊薮，今看何等人，不问大人、小孩、官员、村人、商贾、男子、妇人，皆得入其门。
”［10］与前代相比，宋代的佛教对社会的更加广泛和深入，当时有“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之说。
大量的佛教徒聚集到寺院，烧香拜佛，往往是出于世俗的祈子、祈福、祈平安的目的，满足人们多子多福的愿望，这些可以与当时全国的许多佛事活动相印证。
佛教的世俗化还表现为佛教世俗功能的不断加强。
从碑文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在盂兰盆会节，石窟寺内竞作佛事，超度亡灵，“建盂兰道场，设千佛之供作乐大会。
”在宋人看来，对逝去的长辈设斋超度，可以使他们在地狱中免遭恶鬼的鞭笞和折磨，而且能超生投胎为人，脱离苦海。
这些虔诚的佛教徒，“昼茅霄掏，终岁勤动，衣有不蔽其身，粟有不充其肠，官逋省负，匿名潜迹，以刑绳之不能。
”但他们还是“列金罍、翻玉觥、罗真果于朱罍，敷甘瓜于绀盘，……炼香于前，或胡跪合掌作礼于后。
”尽管这些虔诚的信徒生活十分窘迫，但他们为了追念逝去的亡魂，对佛事活动非常虔诚。
据《靖康要录》记载，“圣旨，金人侵扰京畿，至良民横被杀伤，士卒殒身行阵，除内中已开道场追荐，朕食素食，亲诣行香，并令在京宫观僧道，各设斋蘸忏会，仍遣使分就四邻，严洁致祭。
”据《取经诗话》十七记载：“长者一日思念考妣之恩，又忆前妻之分，广修功果，以荐亡魂。
”宋代的各种法会，是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净土往生和现实利益合为一体，为世俗社会和下层劳动人民所接受。
宋代以前，佛教的世俗观念主要表现为普渡众生，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南侵，高僧宗杲在《示成机宜（季恭）》中提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
”［11］将“忠君爱国”的观念引入佛教。
现保留在北石窟寺内宋人的碑铭和题记三十多方。
最早的淳化三年（992），最晚的皇统丁卯年（1147），多数题记出现在北宋中后期，部分题记反映了金人占领这一地区前后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心态。
今存于165窟门内北侧阴刻“绍兴庚申三月末，蒙勉功缘宪檄经此。
自解职彭阳，俄复四载。
光阴易得，益使人兴叹，因笔以书。
”从题记可以看出，题者有白驹过隙的惆怅，更重要的是在慨叹赵宋统治者对失去国土的冷漠和对金人统治的211无奈，慨叹自己人生将逝，不能以实际行动来报效国家，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远大情怀。
另外，从此题记使用南宋年号来看，“绍兴庚申”是公元1140年，而原州早在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十一月已经归金人统治，相距十年仍然沿用大宋年号，他题辞于佛教圣地，也在告诫佛门弟子，“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国耻家恨佛门弟子也责无旁贷，体现了他的忠君爱国之心。
又如在北石窟寺的165窟内有一壁刻的题记为“政和戊戌夏五月甲辰，大帅种公统五路兵出鄜延，郡倅钱坚迎谒境上，因率巡检祁谨、权邑淳于铎、县尉元沣、工曹范直方同过彭阳石窟寺，回中宋延年继至，相与留恋，抵暮而归。
”这则题记主要记述了宋朝大将种师道率领军队过北石窟寺时时受到当地（彭阳）人们的欢迎和爱戴。
至于种师道率领的军队过境时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一方面种师道是朝廷大将，受到地方官员的接待是正常现象；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种师道筑席苇平城不久，被西夏军队攻破，种师道率领精兵将之夺回，徽宗皇帝御赐“清夏城”。
种师道的抗夏行动受到当地官民的拥戴，因而当他于两年后率兵过彭阳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大家纷纷迎谒境上，以示对抗击西夏名将的尊重和支持，这件事情被记录在佛教圣地，可能一方面是在大力宣扬佛教慈悲济世的和平教义，另一方面也在告诫佛教徒必须以“爱国爱教”作为修行的责任与使命。
不但要孝于亲，而且要忠于君，忠与孝不可分割，相辅相成，这本是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观念，也是儒家的思想主流。
而到了宋代，随着佛教忠孝观教义的不断发展，与传统的儒家主流思想密切结合，表明这一时期的佛教已经完成了他的本土化进程和世俗化进程。
佛、儒理论的一致论，是宋代佛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也是宋代佛教世俗化的依据之一。
宋代佛教的世俗化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这种变化不以佛教自身的演变逻辑为转移，而主要是由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文化的繁荣、教育的发达、战争的频繁及人民灾难的加重等主要因素的影响，体现了这以一时期佛教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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