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购买力平价的基本内容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是国际宏观经济学以及汇率决定理论的重要基础，其渊源已久。

虽然人们一般认为对购买力平价学说的全面阐述及其地位确立来自于卡塞尔在1922年的贡献(即Cassel，1922)，但实际上，1916年他就已经提出了购买力平价学说的一般思想(见Cassel，1916，p62)②。

该思想基于如下考虑:如A国货币的购买力是，而B国货币的购买力是1/PB，那么在均衡条件下，两种货币的相对值应当反映它们的相对购买力，即 1918年，卡塞尔正式将这一关系命名为“购买力平价”。

众所周知，购买力平价包括两种形式: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

绝对购买力平价基于一价定律即如果抽象掉竞争市场上的套利所存在的不完美因素(如运输成本､关税等贸易障碍)，那么同种物品在两国的价格将相等。

推而广之，绝对购买力平价即指两国货币的汇率应当等于两国总体价格水平之比：其中表示国内的总体价格水平表示国外总体价格水平为商品篮子中的第i种商品的价格。

这暗含了计算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水平所使用的商品篮子完全相同，此外它们在篮子中的权重也相同，这些较强的假设可保证绝对购买力平价成立。

然而正如Dornbusch(1987)所说，在现实当中，“信息成本和贸易障碍阻碍了不同空间的价格完全相等，但这些贸易障碍并未排除在不同地点上任何给定商品的同种货币的价格会密切相关，并确实存在套利，它们只是不能完全相等。

贸易障碍和不完全竞争当然也可能使空间价格出现差异，这进一步限制了绝对购买力平价的成立”。

作为一种调和，相对购买力平价对此做了一点放松，它允许存在一定且固定的贸易成本(以常数η表示):式中的上三角“^”代表各变量的百分率变动，即两国间汇率的变动等于两国价格变动率之差。

因而，购买力平价有绝对和相对两种含义:绝对购买力平价在当一单位本国货币用市场汇率转化为外国货币时，其购买力在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之间恰好相等时成立。

但实际上两国的商品篮子通常很难完全一致，所以在实际检验当中，人们通常转而检验相对购买力平价③，它说明汇率在一个给定时期内的比率变动将与同一期间内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相抵消。

购买力平价理论并未指出价格变动与汇率变动之间明确的因果方向。

事实上，这种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即汇率既因相对价格变动而发生变动，同时两国的通货膨胀率也会对汇率变动做出反应，汇率和价格水平都不是外生变量。

因此，Is-ard(1995)认为，购买力平价只是一个关于两个内生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而非汇率或价格任何一方的完全模型。

二､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短期背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20世纪70年代，各国对汇率的放开使得汇率波动频繁而且幅度增大。

“浮动的汇率使那些即使是购买力平价的固执的捍卫者们也明显地认识到购买力平价并不是一个短期关系，价格水平的运动并非每月，甚至也并非每年都会抵消汇率的波动”(Froot and Ro-goff，1995)。

因此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人们对购买力平价的成立性进行了大量的检验。

购买力平价是建立在一价定律基础上的，对购买力平价的背离也必然源于对一价定律的背离。

而一价定律成立与否又严格依赖于国际间的商品套购。

如果货物的运输和交易无任何成本，那么同种商品用一种货币表示的价格在各国之间将会相等。

但事实是，由于贸易品中所含有的非贸易品成分､贸易成本以及价格粘性等因素，一价定律在实际中并不成立①。

Rogoff(1996)指出，即便如麦当劳的汉堡包这样在世界各地都生产的商品，也由于该商品中所含有的非贸易成分，其世界各地的价格按照同一时间的汇率折算的美元价格仍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此外在贸易品中也包含了大量非贸易成分。

如“香蕉的零售价中不仅包括贸易品投入，而且包括当地船运､租金､零售商的费用以及劳动”(Froot and Rogoff， 1995)。

由于非贸易品的流动性只限于国内，不能跨国界套购，这必将影响到一价定律的成立。

Engel and Rogers (1996)则发现在同一国内的两个城市之间，某种商品价格的差异依赖于城市之间的距离。

并且某种商品在同一国内的两城市之间的价格差异要远远小于在不同国家的两城市之间的价格差异。

即城市距离越远，价格的偏离程度就越大，并且不同国家的城市之间的价格偏离度更大，此即所谓的“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

在对“边界效应”的解释中，Froot and Rogoff(1995)认为，除贸易成本之外，零售商品中包含的非贸易成分也是原因之一。

而Mark(2001)认为，名义价格刚性和依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是导致边界效应的另外两个原因。

商品价格对宏观经济波动和新闻的反应迟滞，其变动比资产价格和名义汇率更加缓慢；依市定价说明了垄断性企业能够在分割且具有不同需求弹性的两国市场上制定差别价格(参见Dornbush，1987；Krug-man，1987；Betts and Devereux，1996；Devereux and Engel，2000等)，这也会导致某产品在两国间的价格差异大于其在国内两地间的价格差异②。

Isard(1995)认为在短期中质疑购买力平价成立性的最主要原因是:对于较细的制造品分类，随着汇率的变动，不同国家的产品的同种货币价格经常出现大而持续的偏差。

他(Isard，1977)在考察1970到1975年间美国同德国的贸易品价格时发现，同期的美元汇率和相对美元价格(指德国出口品的美元价格与美国出口品的美元价格之比)之间存在正相关。

这表明在此期间名义汇率对实际汇率有很大影响，或者说在短期内价格也许存在一定程度的粘性。

而价格粘性则可能来源于劳动合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贸易成本､汇率变动所造成的不确定性③以及厂商的依市定价等众多方面，这些因素都会使汇率在短期内偏离购买力平价。

贸易成本是导致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Obstfeldand Rogoff(2001)认为它“在任何对国际价格差异的解释中起到中心的作用”。

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会阻碍国际间的套利，而且还在于它会导致非线性的汇率调整(即汇率将围绕购买力平价做均值-回归(mean-reversion)式的调整)。

比如，如果处于不同国家的两个商品在价格上的差异(用一国货币表示)是由于两地间的运输成本而成立造成的，那么除非预期利润超出两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否则就不值得套利，两地间的价格差异便无从矫正。

Dumas(1992)等研究④的理论模型对此作了阐释。

但实际上早在1916年Heckscher(1916)就指出，由于国际套利中存在交易成本，汇率的调整可能会是非线性的。

因贸易成本导致的汇率非线性调整说明虽然短期内汇率将背离购买力平价，但当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中心过远(处于贸易成本的边界附近)时，汇率就会向购买力平价做均值-回归运动，这表明长期的购买力平价将能够成立。

三､汇率的长期行为与购买力平价之谜虽然汇率在短期内很难符合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但由于购买力平价在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人们仍期望国际竞争的力量能使其在长期中趋向购买力平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在对购买力平价的检验中(关于在此期间的文献综述可参见Officer，1976)，初期的结果都比较好，原因一是由于实行浮动汇率的前两年美元相对较为稳定，二是由于缺乏足够长的数据(Taylor and Taylor，2004)。

但这些检验均未明确考虑相对价格和汇率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⑤。

因此无法保证更多检验结果的准确性⑥。

对购买力平价是否是长期现象的正规检验通常基于对实际汇率的考察。

因为:式中各个变量均取对数。

如果购买力平价成立，对数实际汇率将为常数(特殊情况下，)。

由于短期内购买力平价明显不能成立，因此人们转而考察q在长期中是否是常数。

如果是一个常数，那么达到长期水平需要多久?这实际上就是检验是否是一个单位根过程。

如果β=1，就可以认为实际汇率的过程包含一个单位根，此时实际汇率水平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如果对上式进行后向迭代，最终得到的实际汇率将等于一个常数项加上一个不可预测的随机项。

随着外部随机冲击的累积，我们无法预测其最终(长期)水平，从而长期内购买力平价不成立。

事实上，此时实际汇率是一个带漂移的随机游走，这就是所谓的单位根过程①。

早期对实际汇率的检验大多无法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②。

但Frenkel(1986，1990)认为并不能因此就接受实际汇率遵循随机游走的假设，自1973年开始的较短的时间序列可能也限制了检验的解释力。

为此人们增加了时间序列的长度，所得结果略好于以往，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长期购买力平价成立的假设。

这些研究包括Frenkel(1986)，Edison(1987)，Glen(1992)，Lothian andTaylor(1996)，Taylor(2002)等。

虽然这些研究证实了购买力平价可在长期内成立，但人们也发现，汇率向长期购买力平价的调整十分缓慢，Rogoff (1996)总结道:“一致的估计表明:向购买力平价收敛的速度极为缓慢……同时短期内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又十分大而且波动剧烈”。

“如何调和实际汇率的短期剧烈而大幅度的波动与冲击消失时的极其缓慢的速度”?这种现象被他称为“购买力平价之谜”。

实际汇率的这种行为――短期内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大幅度偏离和长期的缓慢回归――表明汇率存在着非线性的调整。

对此人们在理论上提出了各种解释，如Dumas(1992)通过假设存在贸易成本得到了汇率的非线性调整；Kilianand Taylor(2003)认为非线性来自于外汇市场上人们关于均衡名义汇率的意见差异；而Taylor(2004)中的非线性则来自于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性操作等等。

在经验检验方面，人们对于类似于上述均值-回归的非线性调整广泛采用阈自回归模型(Threshold autoregressive Model，简称TAR模型)来检验③，Obstfeld and Taylor(1997)､Sarno､Chowdhury and Taylor (2004)等应用这种模型均发现了显著的非线性调整，此外Baum，CF，JT Barkoulas，MCaglayan(2001)还采用指数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Exponential smoothtransition autoregressive model，ESTAR)对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期的长期PPP的动态调整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存在着均值-回归的动态过程，其均衡趋势随非均衡的大小而发生非线性的变动。

但在该时期，汇率向长期购买力平价的收敛十分缓慢。

Taylor， Peel and Sarno(2001)运用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Smooth transition autoregressive model，STAR)对法､德､日､英､美等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实际美元汇率的数据进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