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摘要:全球化是指它的超地域性,也就是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与特定领土框架的连接变得越来越松散的趋势。
领土距离的日趋有限和疆界意义的日益淡化,从根本上冲击着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传统职能及其价值,国家本身及其作用必然要有一个历史性的调整和转变过程,但国家不会失去对其领土范畴内的社会进行管理的合法性。
全球化松懈了空间与文化的关系,对民族文化(尤其是非西方的文化) 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挑战,但全球化越加强,民族性也就可能会越高涨。
在此背景下,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将出现杂交化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全球化;领土疆界;国家;民族文化以超越领土框架为标志的全球化,突出了与“边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国家司法权、经济活动、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和政治经济治理等。
目前,全球化进程已非常明显地冲击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以及传统的管理模式。
其中,地域性最强的国家与民族文化处于全球化影响和冲击的前沿地带。
准确地理解全球化与人类社会几百年来不断呈水平式国际化发展的历史相比,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向垂直式纵深方向发展的进程,其深刻之处在于它所包涵的民族间、国家间、社会间和文化间的渗透性和全面的高强度的相互依存性。
我们可以从对全球化的社会学和经济分析中准确地理解它的深刻性。
任何事情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印记,对空间的组织和利用,既界定了时代特征和社会关系,也为取得权力提供了关键的条件,如资本在世界范围的空间内自由流动,使得资本的所有者拥有了决定性的优势,而工人由于流动性受限制则获利甚少。
同样,时间也代表着价值和权力的源泉,投资的获益时间对投资者和引资者的利益与政策均有着很大的影响。
这里,起作用的问题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
今天,技术的进步“无疑大大地压缩了时间- 空间的方程式” ,即缩短了穿过同一距离所需要的时间。
尽管受到难以逾越的空间距离的制约,但时间已不再是决定性的障碍,而非物质交流则基本上不存在空间与时间的分离问题。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与结合,创造出了一个缩小了和高度流动了的世界,不论身居何处,不论属于何种地域性约束的共同体,人们都已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了解到各种重大事件的发生及其发展进程,同步地产生相互间的作用与影响,也可以建立起密切的和深刻的社会关系,甚至组成共同体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逐步地具有了全球治理委员会所提出的“天涯若比邻”的感受,提高了“全球意识”,从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谈论全球命运,关注全球事务与个人间的互动关系。
因此,罗伯特森指出,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的显现,就是认识到我们都参与到了全球网络的互动之中, “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现象,由它推动着跨国界的经济一体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强化程度” 。
全球化的经济属于一种生产、交换和消费逐渐与距离和疆界的地理范畴相脱离的新型世界经济。
第一,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标准化。
跨国公司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技术的进步而在全球范围内灵活地组织生产被认作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但更为重要的是应看到跨国公司的发展正在产生出一种新的贸易方式,即产品内部的贸易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产品间的贸易。
这种贸易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产品与服务在技术、质量、专业、价格、性能等方面的标准化趋同,基于市场的要求,通过协调和相互认可,这些标准已实现了国际一体化。
世界上所有的机器制造商都深感拥有ISO9000 认证,按全球标准确立其产品质量的重要性。
许多著名公司产品生产的操作与管理模式不断成为全球效仿的规范,即使是国家竞争力也按共同的标准由国际机构加以排名, “…复制猫的世界‟(Copycat World) 一词表达的思想是,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质量与性能标准已按国际参照点来确定”。
第二,贸易与金融超国界的交易活动的加强。
标准化促使了不再带有民族国家痕迹的“全球产品”的出现、分配和销售,分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消费者能够在同一时间内购买到这些格式化了的相同产品,潜在消费者的国家地理位置在他们了解和决定购买这些相同商品方面的重要性已变得有限。
通过全球公司跨国界的生产及产品流动,全球贸易已成为所有全球公司和很多消费者日常生活中一体化了的部分,无论走到何处,生产者对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反应都可谓形影不离,使人有着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感觉。
这种变化随着服务性产品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命脉而得到加强,而服务贸易比传统的产品贸易更能超越自然的疆界和人为的壁垒。
在金融方面,跨国界资本与货币流通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货币的形态,并使它不再被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而是充斥到了全球的空间中。
全球性和全天候的外汇交易已没有可能被固定在特定的国家进行,“没有任何一项金融活动可被局限在一个国家,它们都是按照世界作为一个单一地方的准则来经营的”〔4〕。
这就削弱了货币与财富紧密结合的传统社会关系,动摇了它的功能稳定的经济基础。
因此,全球化的含义绝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世界贸易和投资迅速地水平扩展与量的增长所能涵盖得了的,实际上是指不同的民族及社会之间以相对无距离和无边界为特征的不断增长与强化的相互联结的过程,它的本质在于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超领土性,在于它们受特定疆界限制的可能性大为减少。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全球化是国际经济体系中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引起的全球范畴内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变革的产物,是高度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经济实体逐渐将其触角和影响伸向广泛的世界领域的结果,因此在目前阶段,全球化的表现、特征与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反映得较为明显。
全球化潮流中国家的变化及前景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变革,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全面的震撼,国家、社会、企业、组织和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总的来看,全球化带来的宏观挑战主要集中在国家与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民族性及其文化的凝聚力和持久性问题上。
随着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本质的国家与无疆界和全球增长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之间张力的强化,国家的作用在整体上已进入了一个彻底改变的过程,它正在失去许多传统的职责,控制国内社会进程及其与全球联系和融合的能力在不断地下降。
全球化对国家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对国家主权的削弱上。
按照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的框架,主权给予每一个国家(政府) 以对其疆域的绝对控制权,尽管从产生时起主权原则在实践中有时会受到侵犯,但是“在前全球化的环境中,国家通过增强其权力机器能够从它的合法性中获得绝对的实质的主权”。
这种主权的维护得益于国家间的关系或者国际事务是在领土的司法权范围内较固定的场所进行和发生的, 如贸易和人员的往来要通过指定的边界口岸并受到严格的监视,国家的开放抑或封闭主要体现在它对边界的控制程度上。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关系不再完全受地域的限制,已具有了非地域的性质,超边界的资本、服务、信息和人员的流动,动摇了全面与绝对主权存在的先决条件及其可实践性。
一方面,诸如网络数据、跨国公司、全球证券交易、跨边界的污染等现象不再被固定在任何国家能够行使排外司法权的单一领土空间和位置上,大量的电子货币交换以及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使国家失去了对主权的另一个标志———本国货币———的唯一所有权。
另一方面,与这些物质性的变化相适应,排外性的民族文化价值和社会心理也到处因全球化而受到了挑战,国家主权的内在凝聚力、认同和忠诚有所下降,国民的利益与社会活动开始从传统的国家中心向外转移和分散,导致“许多人确立了一些新的甚至是无视先前给予了国家主权合法性的忠诚” 。
以英语为主要表达工具的全球视听媒介及其逐渐不受地域限制的传播,既在很大程度上同化了世界大众娱乐和新闻认知,又很容易使身居海外的少数民族的根基意识得以增强,因此它在促进全球化的同时,也会导致许多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分裂。
人们对全球化好处的预期以及对随之而来的不稳定和危机的担忧,都或多或少地引导他们接受对过去属于民族控制的政治经济事务实行多元治理的必要,继而认可主权的让渡和共享。
与之相适应,国家治理社会的能力受到了史无前例的限制。
其一,全球化推动了国家起作用方式的变化。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民族层次上的政治共同体,奥克苏特则进一步指出国家具有市民共同体的特征。
按照传统的功能分工, 国家与市场是分离的,它们是两种影响社会发展的平行力量。
然而,全球化则导致国家结构更多地向市场方向甚至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组织转变, “国家正在一个经济上日益相互渗透和影响的世界上寻求竞争力的过程中改造着自身” 。
为了保持控制所及的领土内经济的增长,民族的政治领导人不仅要在国际上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还要最终对自身的结构进行调整,世界市场的压力和国内经济发展要求的结合迫使国家转变为考克斯所称的“国家的国际化”。
国家与市场不再是两种相分离的力量和制度,而是融合在了一起,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受到适应市场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国家从市民共同体转向了一个有较大限制性形式的企业共同体” ,即国家自身的活动与结构已逐渐市场化。
过去主要由国家为社会提供的许多公共政策和公共商品,由于或在结构上具有了跨国特征,或已成为私人商品,或可以由社会和私人机构共同提供,现在已经不再完全在国家的控制之下,成为社会各种力量在市场的基础上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二,全球化削弱了国家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措施调节社会生活的功能和能力。
为了使市场机制在国内正常运行,使逐步自由的国际贸易政策得到保护,国家被赋予了实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的功能,如合理的就业政策、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和社会保险的提供等,从而缓解因国内国际竞争对社会的压力和冲击。
为此,国家就有了对一些经济部门的所有权和干预权,有权力采取国家补贴和保护主义的工业政策,对劳资关系制度施加强制性的规则。
但全球化使得传统上的企业与政府、与劳工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通过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就可获得必要的财政资助来源,以及随着管制被取消,国家对商业活动的微观管理减少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间传统的密切合作已不复存在,而且企业也不再受过去那些与劳工达成的旨在保持民族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妥协性就业与收入政策的制约,企业越来越不愿承担劳工工作安全与稳定的职责与道义。
与此同时,由于比企业和资本的流动性小得多,工人对雇主降低工资标准的压力难以回避,也不再对依靠政府的支持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寄予太高的期望。
结果是,一方面工人收入的降低提高了对国家加强社会调节与保障的需求,另一方面资本流动的增加导致国家很重要部分的税收基础不再稳定和有保障,政府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能力坚持较高程度的社会保护。
因此, “开放的贸易会与保护特定的活动免受自由市场残酷性侵害的社会契约发生冲突,这是全球化所引起的一个最紧张的关系”。
其三,民族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有所下降。
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全球贸易和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大规模快速流动,限制了政府对其领地内经济角色和各种交换活动的控制,降低了政府坚持其货币价值和资本市场稳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