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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研究性课题论文课题名称: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研究时间:2011年03月15日班级:高一五班指导教师:胡润华组长:靳庆华小组成员:杨少雄、王蕊、石家驷、祝丽兵、范荣刚学校:临洮县第二中学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靳庆华、杨少雄、王蕊、石家驷、祝丽兵、范荣刚[摘要]:鲁迅小说的题材反映了时代本质和精神特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采用了“画眼睛”“勾灵魂”等的手法而生动传神。

小说结构形式以显示个性为准则,形式丰富多彩,同时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语言风格文约意深,简笔传神。

[关键词] :鲁迅小说题材结构人物形象等。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

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江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编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

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城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

中学语文教材选用过《社戏》、《一件小事》、《故乡》、《孔乙已》、《药》、《祝福》、《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节选)等八篇。

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

一、自觉选择反映时代风云的题材鲁迅称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遵奉的命令。

”“五四”前后文坛上的作家描写男女恋爱、风花雪月的小说占绝大多数。

鲁迅把他所见所闻的农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景况再现于笔下,“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鲁迅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

如《药》、《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等,是以辛刻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反映这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借以表现主题。

《孔乙已》、《祝福》、《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明天》、《离婚》等,作者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些人物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

可以说《呐喊》和《彷徨》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刻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鲁迅在回顾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又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福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小说中所写的农民或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有孔乙己受酒店里顾客和掌柜的嘲笑,后挨打伤残致死(《孔乙己》);阿Q求爱被断了生计,进城当了小偷,最后要“革命”,被枪决了(《阿Q正传》);祥林嫂一生勤劳,夫死,儿子被狼吃了,最后被赶出鲁四老爷家,沦为乞丐,死在除夕夜的街头(《祝福》)。

这些人的死亡悲剧,是旧社会封建统治势力的迫害、封建迷信和礼教对人们的毒害所造成的。

鲁迅把短篇小说比作大宫殿中的雕栏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能够“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

《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反映了人民在受苦和挣扎,中国要革命和解放,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精神。

《故事新编》中有八篇小说。

鲁迅只是取神话、史实中的“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所以“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

可见鲁迅着力于发掘神话、史实素材中与现实斗争有密切关系的东西,提炼出有“为现在抗争”的题材。

《补天》、《奔月》、《铸剑》三篇取材于神话传说。

《补天》歌颂了劳动和创造,对“古衣冠的小丈夫”这种封建卫道者作了辛辣的讽刺;《奔月》刻划了羿这个古代英雄在艰难环境中的挣扎,也揭露了以怨报德、趁火打劫的逢蒙一类人物的嘴脸;《铸剑》歌颂了眉间尺、黑衣人两个英雄的复仇精神。

《理水》、《非攻》、《采薇》、《出关》、《起死》五篇,对大禹、墨子、伯夷和叔齐、老子、孔子和庄子等给予适当的评价,借历史上的人和事,对现实中的鬼怪现象进行了批判,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意义,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

因为鲁迅当时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抨击反动派的杂文很难与读者见面。

他就选择古代神话、传说和史实题材,也穿插进现代社会的内容,捎带给敌人一刀,为我们提供了借古讽今、古代今用的典范之作。

二、以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鲁迅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所说的“拼凑”,并非随意生拼硬凑,而是采取许多内在的神貌相同或近似的人物,突出其性格的本质的、主要的方面,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鲁迅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来。

例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魏连殳、娟生……等,还有《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风波》中的赵七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封建顽固派人物,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第一流的艺术形象。

请看:《阿Q正传》中的阿Q,头戴破毡帽,拖着黄辫子,长着癞疮疤,他遭打后不敢反抗,贴上酒钱后骂:“儿子打老子。

”这就把一个落后的农民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写得活灵活现。

《孔乙己》中写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偷书被打,申辩说:“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揭示了一个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的性格。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塑造人物形象也是采用“画眼睛”、“勾灵魂”的手法。

例如《理水》中写禹及其治水的人们出场:“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

”写大禹不辞辛劳,长期治水,“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突出了大禹舍已为公、一心为人民治水的形象。

三、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

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1、单一线索结构。

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

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

《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

《幸福的家庭》把青年作家的构思与现实的纷扰交叉起来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困难处境。

《肥皂》围绕着“把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面目。

2、两条线索结构。

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

《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同时又以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

通过二十年前天真活泼的看西瓜的小闰土与二十年后凄苦的闰土形象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穷困的生活现实;二十年前闰土喊“我”为迅哥,亲密无间,二十年后闰土叫“我”为“老爷”,前后称呼的对比,突出了阶级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通过宏儿与水生的关系、儿时的“我”与少年闰土关系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恶势力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贯串成一个故事情节。

这样明暗线的情节结构是很巧妙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3、截取生活片断结构。

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

《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按先后顺序写孔乙己几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

《阿Q正传》从总体看是纵向片断型结构,但其局部写“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写阿Q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

4、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

先写结局,然后补叙、追忆人物的悲剧过程。

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

《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5、按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组织情节结构。

《狂人日记》通篇都是写狂人的病态心理,但可以从中理出一条线索。

狂人从历史上研究,发现字缝里是“吃人”;而且看现实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看出吃人者的虚伪手法;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大家都来推翻这人吃人的社会。

这篇小说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6、采取侧面烘托与正面描写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

《理水》第一节写现实文化山上的学者议论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第二节写绅士和学者恭迎大禹;第三节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

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大员的腐败,从反面烘托了大禹的一心为公,同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组成浑然一体的结构。

茅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评价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时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四、思辨性更具诗化的特征思辨,就是思中有辨,辨中求实、求真。

思辨性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

思辨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

如《祝福》中的“我”与祥林嫂关于人死了有没有灵魂的对话之后,有一段描写“我”的心理思辨:“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与她有些危险。

她大约因为别人在祝福的时候,感到自身寂寞了,然而会不会有别的意见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仔细推敲,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何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

”这是一段思中有辩、辩中有思的心理描写。

《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心理活动,体现了作者对“狂”与“非狂”的思辨。

《阿Q正传》第一章关于“传”的辨析,关于阿Q的姓名、籍贯的“考据”,是思辨性的文字,第七章关于阿Q的“革命畅想曲”的描写,体现了鲁迅对私欲、成见、旧有的思想意识与精神超越的矛盾性的思辨。

鲁迅小说中人物面对读者吐露心曲,让主观情感喷射出来,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更具有诗化的特征。

如《故乡》的结尾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富有深刻的哲理,使人们在迷茫中看到希望的路,具有散文诗的特征。

《伤逝》中有一段触景伤怀的抒情:“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也还只有会馆是还能相容的地方。

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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