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朱东安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造就出来的最后一代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不仅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且带头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既是其精华所聚,又是其糟粕所聚。

精华所聚,使其获得事业上的某些成功,声名远播,影响及于后世。

而糟粕所聚则使其顽固保守,倒行逆施,强为不可为之事,硬做不应做之人,永远难逃人民的谴责,最终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

多年以来,人们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常常出现大起大落,有时甚至尖锐对立,大相径庭。

这除了政治上的直接原因之外,还往往出于文化上的原因,即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评价紧密相关。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二者的关联上谈点对曾国藩与传统文化的看法,不当之处,请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一)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门各派,义理、考据、词章、经济乃至诸子百家,都采取全盘继承的方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付诸应用。

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在最后一个果累累,而且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流派几乎无不具备。

他们门户森严,自相标榜,无不党同伐异,抑人而扬己。

曾国藩虽早年讲习理学,却并无门户之见。

他在一封信中表达自己治学的志向称:“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而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能雷同而苟随”。

而自己则“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

对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尤为重视。

以往学者多视经济之学为做官术,不把它当成一门学问。

故姚鼐、唐鉴谈论为学之道,仅及义理、考据、词章三门。

而曾国藩则明确表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四者不可缺一” ,并从儒学创始人孔子那里找到根据,称“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

对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各学派,曾国藩亦主张兼师并用。

他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的治学体会道:“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

” 有时,曾国藩甚至干脆把诸子学说称为孔子的言外之意,并将二者取长补短,结缡联姻,提出以诸子为体、儒学为用的主张。

他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

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天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

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

”只有这样才能算作“闻道之君子”。

对于墨家后学,一向为文人所不齿的游侠刺客之流,曾国藩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他们在不少方面,诸如“轻财好义”、“忘己济物”、“轻死重节”等,皆合《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4卷,第4页。

《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8页。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卷,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4、5页。

“圣道”。

“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

”不过,曾国藩并非平等地看待各学各派,而是各自有所轻重缓急的。

他认为,周末诸子“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则彼有所独缺” 。

故治学当以儒学为主。

而在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科中,则又以“义理之学最大。

义理明则躬行有要,经济有本。

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 。

故欲治儒学必以“义理之学为先”,“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

总之,只有理学才是儒学的主宰,其他各科皆莫急于它、莫大于它、莫重于它,都只能起辅助作用,都是为它服务的。

对于传统文化,曾国藩不仅主张全盘继承、择长而用,还要力求超越前人,有所创见,具独到见解,成一家之言。

在经济之学方面,早在咸丰年间曾国藩就提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研究这些问题,“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

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 又说:“功成以开疆安民为要,而亦须能树人、能立法。

能是二者,虽不开疆不泽民,不害其为功也。

” 就是说,他不仅要立功当世,还要垂范后人。

在理学方面,他从程朱入手,经周敦颐、张载而溯至孔孟,称“许郑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指示之语或失则隘”,为学《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4卷,第5—6页。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7页。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4卷,第4页。

“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唯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貌焉寡俦”。

故曾国藩推崇周张,视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而许郑程朱不过是支流旁系。

在考据学方面,他由清代大儒溯至杜佑、马端临,认为“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沿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

故考据学的主要任务不仅在于文字训诂,而更重要的是对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

这样,就把考据学与经济之学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对乾嘉学派的一个驳正。

在词章学方面,他从桐城派入手,经欧阳修、韩愈溯至司马迁、杨雄等人,力求借汉赋之气势,矫桐城派柔弱之弊,并称“艺成以多作多写为要,亦须自辟门径,不依旁古人格式” 。

表现出自成一家的意向。

曾国藩一生为学甚勤,不仅京宦时期严于律己,刻苦钻研,即于其后行军、作战、政务繁忙之中,亦未尝废学。

他先治理学,再治汉学,对古文嗜好尤深,探索最苦,而于经济之学则花费工夫最多,所取得成就亦最大。

曾国藩在古文方面颇有造诣。

无论在文论上或风格上,曾国藩都继承了桐城文派,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发展。

在理论上,他坚持“文以载道”的“理法”,更重视“气”的作用。

认为“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 ,“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

又说,“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黄山谷、赵雪松辈,凌空而行,不必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

” 故“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下工夫”。

在文章的审美方面,他还把姚鼐提出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分别归结为“雄直怪丽”和“茹远洁适”八字,并各作“十六字赞” 加以解释。

可以《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五年十月十四日。

《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曾文正公家书》,第648页。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八月十六日。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第3卷,第24页。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4卷,第4页。

说是对桐城派文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在文章的写作上,曾国藩颇得桐城派心传,而雄直之气则犹过之。

例如他在“东征”太平军时所发布的反革命檄文《讨粤匪檄》,气势磅礴,一气呵成,道理说得清清楚楚,政策讲得明明白白,用了还不到一千字,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写的奏咨函札也总是朴实简练,情理交融,而悼念性文章则尤为生动感人,仅从文学的角度讲,其中确实有不少佳作。

曾国藩的文章由桐城派入门,经多年刻苦钻研与习练,渐成自己的风格。

它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与经济之学相结合,最适于拟制奏、咨、函、批等各种公文,自己办理起来得心应手,也引起不少人的仿效。

经过多年的选拔培养,在他的门下聚集了一大批熟悉政务的文学之士,其中尤以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大弟子最为突出,形成桐城文派的一个新的分支,人称湘乡派。

曾国藩去世之后,籍隶安徽桐城的吴汝纶成为这一门派的代表。

其文章的风格,由于无法继续象他老师那样以气势奇崛取胜,而渐渐回归于桐城派的阴柔一路。

这一新的分支也就渐渐成为文坛上的陈迹。

后人对曾国藩的文章也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李慈铭称曾国藩全集为“近代之杰作” 。

梁启超谓曾国藩即使没有什么“事业”,仅就文章而言,亦可传入“文苑” ,青史留名。

民国文人徐一士兄弟对曾国藩的文章也很推崇,称“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 。

他还把曾、胡、左三人加以对比,认为三人奏议各有所长,“均为有清大手笔”,而“若以文字学根底论”,则以曾国藩“为独优” 。

其门生黎庶昌甚至认为,曾国藩一扫桐城派后学之窳弱流风,“扩姚氏而大之”,“使司马迁、《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11卷第17期。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11卷第32期。

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

而曾国藩则认为,自己的文章还不如桐城派,尤其与桐城派后人梅曾亮相比,还有不小距离。

他曾对人表示,年轻时见梅曾亮以古文名重京师,“心独不肯下之”,“今日复番视梅伯言之文,反觉有过人处,往日之见,多客气耳”。

他还在一篇读书札记中表示,桐城张氏之“巨卿硕学”,宣城梅曾亮之“古文诗篇”,高邮王氏父子之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

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

不过,曾国藩的文章多含反动的政治内容,不似桐城派游记之类的艺术珍品,后人对它的评价也就不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即使那些专门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也很少有人把他的文章归于文艺作品之中。

他的文章多年来不为文坛所重,这也是原因之一。

在理学方面,曾国藩虽无专门著述,但亦无愧于理学家的称号。

他从世界观、人生观、处世处人、个人修养到政治立场、施政方略、治军原则、战略战术以及用人方针等,无不受到理学的影响。

仅就道德修养而论,曾国藩自追随唐鉴、倭仁讲习理学以来,一直按照封建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一切有违“圣道”的思想行为,无不痛加苛责,终生未曾稍懈。

仅就抽象的道德而论,曾国藩对本阶级的忠诚,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坚韧不拔、勤俭廉洁的品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中都是不多见的。

因而,从“力践”的意义上看,他确实是一位理学家。

有些晚清学者将曾国藩屏之于理学家之外,不过是出于狭隘的门户之见,是不足为据的。

曾国藩一生的最大特点和成功之处在于经世致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各门各派的长处吸取过来,用于实践之中,解决当时面临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第2卷,光绪十六年刊,第10页。

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重大政治问题。

例如,他运用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想残酷镇压湖南人民的反抗活动,运用岳家军、戚家军的治军经验改革绿营军制创建湘军,运用古代军事理论随机应变地制定湘军的战略战术,效法禹墨勤苦耐劳的精神从事行军打仗,以理学家“尽人事”的思想为挽回清王朝的政治颓势而“鞠躬尽瘁”,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精神对待自己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和问题,用“虚无清静、无为自化”的思想看待个人权力的消长和利害得失,用“顺天从命”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一切成败祸福。

总之,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乎全部积累,成功地镇压了发展到农民战争顶峰的太平天国革命,并在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保住了自己的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