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文明与儒家传统（杜维明）今天的主题主要是对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关系进行反思，因此可以把它摆在一个宏观的背景，从轴心时代文明发展的脉络来看。

所谓轴心时代这个观点，来自雅斯贝尔斯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史，尤其是对哲学发展特别关注的专论中所提出的观点。

尽管所谓的轴心时代或轴心时代文明的提出，表面上看来和我们要讨论的课题好象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如果想对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作一平实的理解，轴心文明的讨论可以提供宽广的背景。

西方学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很多激烈的批判。

譬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其中有个强烈的意愿，就是要脱离欧洲中心主义，在更广阔的世界文明发展的背景下来探讨现代西方。

这种尝试有的很成功，有的则否；有的较全面，有的还是很片面。

像雅斯贝尔斯这种有全球视野的提法，很少见。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于欧洲以外的文明，基本上还有一种平等互惠的原则，甚至一种由衷敬佩之感。

如伏尔泰是个很明显的例子。

他对中国文化极为重视。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晚年所写的《单子论》，表现了明显的世界性。

莱布尼茨从天主教，特别是耶稣教的教士的通讯中，发现中国哲学中朱熹对理的讨论乃至《易经》的思想，和他的思考有相契之处，感到很高兴。

这是18世纪的状况。

19世纪以来，特别是从黑格尔开始，绝大多数的西方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韦伯在内），都认为现代西方的发展才是人类走向未来的趋向，所谓“以动力横绝天下”（梁启超语），于是判定人类文明的焦点是西欧，因此产生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

他们对其他文化不是使之历史化，作为人类文明的初期，就是使之特殊化、相对化，当作各种被西方逐渐转换、消解而且必然过时的对象。

动力全在西方，没有例外。

钱新祖先生所写的《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文认为，这个典范影响到马克思。

马克思在安排五种生产方式的时候，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摆在人类文明发展脉络以外。

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经历早期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中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条路径。

至于孔德所代表的实证主义，把人类文明的发展看做是从宗教迷信时代到哲学形而上的时代，再到实证的科学时代。

这种观点更把东方及西方早期的文明划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

而韦伯的后学，干脆认为只有西化一条路可走，人类文明将来都要被这一条路所慑服，因此不必讨论其他人类文明的创造性。

即使今天很杰出的西方思想家，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到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仍然表现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福柯这位文化多元主义者也跳不出这种观点。

不过，19世纪初期，在德国的主要大都会法兰克福，还在法兰克福学派兴起以前，已经有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是由哈默·贝尔汉的父亲理查德·贝尔汉主持。

理查德把《易经》译成德文，至今仍为欧洲最佳版本（英文的《易经》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销量极大，已持续几十年了，是该出版社的畅销书之一）。

理查德在法兰克福讲中国哲学，参加讨论听讲的有马丁·布伯，后来还有戈伯·马赛尔。

海德格尔亦通过萧师毅先生对道家的老庄思想进行了解，还有其他一些现象学的学者。

这也许是特例，但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意义深长。

不过，从19世纪以来，大部分的欧洲思想家都是欧洲中心主义者。

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也多半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而且所用的模式是雷同的。

相形之下，雅斯贝尔斯的思想显得十分独特。

他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观点。

即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人类几大文明区涌现的几大思想潮流，称之为宗教也罢，哲学也罢，精神传统也罢，这几个大文明经过2000年的发展到现代，对于人文世界仍有一定的导引作用。

如果我们对这些博大精深的文明传统也只能有片面的认识，那么我们对现代化的发展乃至现代文明的发展，也只能有片面的理解。

根据雅斯贝尔斯的思路，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亚洲文明（包括南亚的印度）有三大传统。

印度教、佛教，此外还有一个叫Jainism，中文翻成耆那教，它主张和平共存、和平主义，后来影响到印度教和佛教的发展。

佛教是从印度教中发展出来的，和印度教的基本教义有所冲突又有所联系。

在中国，则是儒家和道家的兴起。

在欧洲，则是希腊哲学的时代。

另外，在中东地区，主要是犹太教的复兴。

他们称之为第二个圣殿（继摩西以后）的时代。

它发展成突出的一元教，即上帝一元论，影响到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顺着这一思路，许多学者都不自觉地运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典范，认为中国文化没有超越性，完全是入世的。

如孙隆基讲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应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中国的习俗进行批判性的理解。

他所提出的重要论点之一，就是中国人没有超越性。

韦政通先生提出中国人没有强烈的罪恶感。

西方人有强烈的罪恶感，因此可以照察自己内在的各种问题。

而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所以很肤浅无聊。

还有人提出中国人缺乏忧患意识，并从韦伯的角度，认为儒家传统是入世的，与现实妥协的，因此有对人格发展的严重障碍。

这些观点的理论背景，来自于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希腊文明。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出现了那么多的重要精神传统？从现代来看，各大传统之间虽有相互影响的痕迹，但都自成体系，源远流长。

这是提出多元文化的深刻的历史理由。

人类文明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表现，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有不同的生命力，各有其长处和短处。

对这些现象都应如实地去加以了解。

这是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观点，也是他的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

这个观点提出后，他写过有关孔子、孟子以及柏拉图、释迦牟尼的思想的书。

从现代文明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倾向不是20世纪以后的现象，而是有着相当长的历史。

举例来说，经过考古的研究，现在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据有所变化。

以前的看法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特别是渭河流域，这是所谓的中心地带。

而中心地带的文明起源甚早，经过辐射型的发展，逐渐扩展到南方和其他未开发的地方。

因此中国文明的一个特别的发展方向，就是同化外来的力量，形成一个大一统的文明。

而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国考古学家经过对各种考古文物的分析（包括张光直先生，他以前亦主张辐射型观点。

他的《中国考古学》发行已有8版。

而最近一版基本上已否定了以前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是多元的发展。

中国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有几个不同的源头。

既有仰韶文化，也有龙山文化；不仅在渭河下游或中国北方，而且在长江流域；不仅有山东，而且有长沙的楚文化，以及更边远地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发展，到了夏商周以后，把这些不同的文化综合起来。

甚至可以作这种玄想：如果中国文化以龙为代表，而龙实际并不存在，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创造。

这种创造的形象本身是一种多元的图腾所组合而成的。

龙有狮头、羊角、蛇身、鱼鳞、鹰爪，是各种不同动物的组合。

这样就可以想象，初民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综合体。

从这个角度看来，多元文化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以后才有彼此的交流：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交流，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交流，等等。

但是，这种交流一直到20世纪的后期，才成为一般人日常都可以接触到、亲身体验到的现象。

在以前的传统社会，特别是过去2000年来，人们大多生活在各自所属的文化结构、思考模式、生命形态之中。

基督教和基督徒交通，儒学和道学以及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佛学交通，穆斯林和穆斯林交通。

不同的文化之间各不相干，当然也没有大融合的现象。

这是一般的情况。

1972年，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史华慈（曾来台湾讲学）提议由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学院的学报Daedalus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后来还出了专集），专门讨论轴心时代文明的特色。

当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即轴心时代文明的特色就是超越观点的出现，也就是超越感和超越现实意愿的出现。

作为这一超越的典范，最容易被理解的是犹太教一元上帝的观念或希腊哲学的逻各斯（Logos）。

另外，在印度有“梵天”的观念，在中国有“天”的观念，道家的“道”的观念，都体现了对超越的向往。

这种对超越的向往，以及超越实体观念的出现，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突破。

这种突破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只是形态有所不同，意义上是一样的。

这个观点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议。

1982年在德国开的学术讨论会，专门讨论韦伯的思想，并针对轴心时代的文明以对超越的向往和超越实体的出现为典范的提法作一修正。

所修正的是：如果以超越实体的出现、一元上帝的观点作为轴心时代的典范，那是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传统而言的。

这是特殊的历史现象。

所以，将此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现象，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时作了这样的分析以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大家发现，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对超越的向往和超越实体方面最薄弱，现实和超越的层次不清楚，天人合一中天和人分不清楚，自然和人分不清楚。

现在中国的学者称之为“黑箱”，即模糊思想。

其好处在于讲东、讲西、讲南、讲北都有道理。

但经过理性分析后发现，这种看法的说服力很薄弱。

实际的问题是否如此单纯？儒家的文化传统真的没有超越的突破吗？一般认为，最成功的是犹太文明，等而下之的是印度的“梵天”观念，佛教的“舍离”观念，还有道家的“道”的观念，最差的是儒家传统。

在1982年，一位犹太教的思想家（也是一位科学哲学家）鄂尔堪纳（Elkana）提出一个观点。

他认为，第二序思想（secondorder thinking）的出现，即反思能力的出现，是轴心时代文明发展的突破。

所谓反思能力，即是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thinking about thinking）。

这一观念的出现，以犹太教为典范，即对信仰的终极关切进行反思。

上帝是什么？这是我们存在的最后真实。

以希腊文明从宗教时代进入哲学时代为例，即对自然的最后真实进行反省。

究竟这最后真实是水，或是火，或是数，或是逻各斯（Logos）？这些思考都是反省最后真实，但不一定提出一元上帝。

印度文明对人的最后超升（无论是成佛或是“梵天”和自我的合一）的思考，也是对人的内在精神和宇宙精神的结合所进行的思考。

而中国的特色是对人本身的反省，儒家的特色是考虑何谓人，如何做人的课题。

最能代表儒家特色的反思，是修身（selcultivation）的哲理和实践。

我们既是人，又要学做人。

学做人的理由何在？儒家有它的一套设置和构想。

对于人的反省，对于超越实体的反省，对于自然真实的反省，对于人的最后得救和与“梵天”契合的反省，形态虽不同，但同样都是第二序反思。

这个观点提出以后，说服力比较强，比较能使大家信服，我本人也能接受。

这一基于不同类型反思的观念，在我看来胜过超越说一筹，有其独特之处和生命力。

这一观点提出以后，大家开始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有阶段性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