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SS N 100928976CN 2221322/C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卷第1期J.Changchun I nst .Tech .(Soc .Sci .Edi .),2010,Vol .11,No .1　32/381052107试论夏目漱石文学的基石收稿日期:2009-10-12基金项目:哈尔滨理工大学青年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8XQJR009)作者简介:孙苏平(1982—),女(汉),湖南祁阳,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日本文学。

孙苏平(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哈尔滨150040)摘　要:介绍了夏目漱石青少年时期接受汉学教育情况;结合他一生的创作来探讨中国文学对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影响;指出贯穿夏目漱石作品的是一种入世的、重实际的、侧重于道德与伦理的文学观,这种经世济民、劝善惩恶的文学观与中国文学的思想根源———儒家思想是一致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是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基石。

关键词:漱石文学;中国文学;基石;儒家思想中图分类号:I 313.4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8976(2010)0120105203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与森鸥外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两座高峰,他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对日本近代文学与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目漱石是位大器晚成的作家,明治38年(1905)发表处女作《我是猫》时已经时年38岁。

他真正从事创作的时间只有短暂的12年,可就是在这段短暂而宝贵的艺术生涯中发表了《虞美人草》、《哥儿》、《三四郎》、《从此以后》、《门》、《行人》、《过了春分时节》、《心》、《道草》、《明暗》等中、长篇小说和《文学论》、《文学评论》两部文学理论著作。

此外还留下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诗歌、评论、讲演稿、书信、日记、小品文等。

夏目漱石早年接受过东方正统文化的教育,汉学造诣颇深。

后来考入东京大学英语专业学习英语,精通英国文学,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是一位同时受东西方文化影响的作家。

日本著名文学史家吉田精一说:“漱石和鸥外一样,作为文学家和作家,是最典型的‘两条腿走路的’人物。

像他那样把东洋和西洋在思想深处浑然融合的例子是鲜见的。

”[1]那么,中国文学在夏目漱石的文学创作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围绕此问题进行论述。

一夏目漱石在幼年时期就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特殊的爱好和情感,熟读了唐宋的诗歌和史书。

夏目漱石7岁进入小学学习,当时的小学课程虽然已经有算术、物理问答、物理启蒙等,但其核心依然还是汉学。

教材多为当时西洋学者翻译西方教材的直译汉文体教材。

夏目漱石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子弟一样很早就广泛阅读了汉文书籍。

1878年2月夏目漱石11岁时模仿史论的体裁写作短文《正成论》。

文章通过武将楠正成舍生取义报效祖国的故事,颂扬了忠义报国的儒家思想。

1881年春,他从东京第一中学退学,进入当时有名的汉学家三岛中洲创立的汉学私塾二松学舍,在此共学习一年左右。

二松学舍讲授了《日本外史》、《十八史略》、《小学》、《蒙求》、《文章规范》、《唐诗选》、《孟子》、《史记》、《论语》、《唐宋八家文》、《前后汉书》等。

[2]除此之外,每周都做作文和作诗的练习。

夏目漱石的文学素养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夏目漱石在《文学论》的序言中坦言:“我小时候就喜爱阅读汉籍。

尽管所学时间较短,但在阅读《左国史汉》(《左传》、《国策》、《史记》、《汉书》)之中渐渐体会到文学的定义。

”[3]1889年在用汉文写成的房总纪行文《木屑录》的开头部分他这样写道:“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文章。

……遂有志以文立身。

”他在《处女作追忆谈》中也讲述:“我十五、六岁时,通过阅读汉籍和小说觉得文学很有意思,自己也想尝试一下。

”[4]可以说夏目漱石通过大量地阅读汉文书籍从而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之所以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孜孜不倦地用笔触来刻画、描写他生活的明治时代,正是青少年时期大量亲近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果。

他是如此地喜欢汉文,甚至在《我认为对文章有裨益的书籍》中如此写道:“总之我对于和文那样的柔软、冗长、絮絮叨叨的东西很讨厌,对于汉文那样强有力即雄劲的作品是喜欢的。

”[5]正如吉田精一所说:“但是,对他来说的东洋主要指的是中国。

尽管创作俳句,但他受本国的传统诗文和思想的影响并不深。

虽然他曾把《方丈记》翻译成英文,但他轻视除美术之外的本国文学古典作品。

他有没有通读《万叶集》、《源氏物语》都令人怀疑。

”[6]二谈及夏目漱石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及他创作的汉诗。

夏目漱石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创作汉诗,虽然期间曾有过中断,但总体来说诗歌创作贯穿了他的一生。

题材有纪行、唱和、书画题记等。

现存的汉诗总共有208首,这相当于我国诗仙李白900百多首诗歌的1/4左右,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日本汉诗诗人。

我国研究者常静将夏目漱石的汉诗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7]1.学生时代(1889年—1894年)共创作51首。

现存的夏目漱石的第一首汉诗是一首七言绝句,据推测是他17岁时的作品:鸿台冒晓访禅扉,孤磬沉沉断续微;一敲一推人不答,惊鸦撩乱掠门飞。

该诗借用了唐代诗人贾岛著名的“推敲”典故,营造出一种寂静、孤独、探索的氛围。

小小年纪就能写出如此有蕴意的诗篇,可见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和深厚的汉学功底。

2.松山、熊本时代(1895年—1900年)共创作23首。

1895年夏目漱石到松山中学任教,一年后转入熊本第五高中。

熊本期间夏目漱石也热衷于俳句的创作,所以此阶段写的汉诗往往带有俳句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喜用季节性词语和意象入诗方面。

[8]3.“修善寺大患”之后阶段(1910年—1916年)共创作59首。

1910年是夏目漱石在生活和创作两方面均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当年夏目漱石在修善寺疗养期间,胃溃疡严重发作多次吐血,险些夺去他的性命。

夏目漱石在经历了“修善寺大患”之后创作的汉诗五言体居多,以清新疏淡为其主要特点。

期间他还写下一系列静观自然人生、颇近唐诗风格的汉诗作品。

[9]4.临终前夕共创作75首(1916年8月14日—同年11月20日)。

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夏目漱石每天上午撰写《明暗》,“下午作作汉诗,当作日课。

一天约一首,而且是七律。

”[10]夏目漱石不顾病魔缠身,顽强坚持写作。

本阶段创作的汉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多为精品。

多数汉诗反映了夏目漱石“则天去私”的立场。

“则天去私”是夏目漱石临近晚年时提出的一种观念,它是夏目漱石所期望达到的一种境界———顺从天意,忘却自我。

三夏目漱石的作品特别是初期的作品,大量地使用着汉诗文和汉语表达方式。

例如《草枕》中有如下的一节:“且喜东洋的诗歌中有解脱尘世的作品。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只在这两句中,就出现浑忘浊世的光景。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天地的功德,不是《不如归》或《金色夜叉》的功德,是在轮船、火车、权利、义务、道德、礼仪上的筋疲力尽之后忘却一切,浑然入睡似的一种功德。

”[11]从上述话语中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夏目漱石对中国汉诗的喜欢和热爱。

《我是猫》纵横自在使用的汉语词汇和汉文表达方式不仅充分表达了汉语的音韵和庄重,而且很好地表达了夸张和反语效果。

例如在苦沙弥先生和金田夫人初次见面时,猫公偷偷地进行观察“鼻子の方は天が下の一隅にこんな変人がやはり日光に照らされて生活しているとは夢にも知らない。

”[12](中文:鼻子夫人做梦也想不到茫茫大地竟有如此怪人同在一道阳光下生存。

)该句中虽然没有过多地使用汉语词汇,但句子的整体音韵效果还是接近汉语。

就像“天が下(普天之下)、日光に照らされて生活している(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夢にも知らない(做梦也没想到)”这样很让人联想起汉语。

我国研究者刘介人考证,在夏目漱石的早期随笔《人生》中,虽然其篇幅只有二、三千字,引用的中国历史故事、典故有塞翁失马、竹林七贤、荆轲入秦、伯夷叔齐等。

此外,也大量使用了顺逆二境、祸福二门、遭逢百端、千差万别、铢分缕析、茫然自失、反复熟读、芳声嘉誉、衣冠束带、大声放歌等汉语词汇。

[13]提及对中国典故的运用,其实漱石这一笔名也是取自我国典籍《晋书・孙楚传》中的“枕流漱石”一词。

四中国文学对夏目漱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更体现在他的文学思想上。

中国文学的思想根源在于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它提倡的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核心的入世思想;以“仁、义、礼、智、信”为标601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1)准的道德观念;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诗文以教化为功用的中国文学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

民生的苦乐、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

贯穿夏目漱石文学作品的同样是这种经世济民的思想。

夏目漱石是日本著名的文明批评家和社会批判家,对明治社会各种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是夏目漱石文学的一贯主题。

我国之所以有研究者把夏目漱石视为日本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其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经常对社会时弊进行批评。

处女作《我是猫》借猫公之口传神地揭露出社会的丑恶,对当时日本国民盲目崇拜西方、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等进行了无情地讽刺和批判。

例如作品第七章猫在开始运动之前,做了如下的评论:“至于连连提出无聊要求———什么运动吧,喝牛奶吧,洗冷水澡吧,游海吧。

一到夏天,去山间避暑,聊以餐霞饮露吧……这是近来西方传染到神国日本的一种疾病,可以视之为霍乱、肺病、神经衰弱等疾病的同宗。

”[14]《哥儿》通过一个不谙世故、坦率正直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后同周围俗物展开的种种戏剧性冲突,辛辣而巧妙地讽刺了当时教育制度的黑暗,鞭挞了卑鄙、权术和虚伪等社会上的丑恶现象。

《三四郎》中小说开始部分,三四郎在去东京的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女子。

她的丈夫曾长期在海军任职,日俄战争中去了旅顺,战争结束后曾回来住过一段时间,但不久为了赚钱,再一次去了大连,近半年以来音信全无。

得不到丈夫音信的她想到中国去寻找自己的丈夫,但因没有旅费而无法成行。

可以说,该女子是战争的受害者。

邻座的老头同样也是受害者。

他的儿子也在战争中死去了。

“不明白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是战争能给人带来些什么好处倒也罢了,可是宝贝儿子被杀,物价直往上涨。

还有比这更蠢的事吗?世道太平,何须离井背乡去赚钱?这都是战争造成的!”[15]作者借老头之口对战争的罪恶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对伦理与道德的探讨是夏目漱石作品的又一重要主题。

夏目漱石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具有伦理的内容始称之为艺术;而真正的艺术则必具伦理性。

”[16]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虞美人草》通过让女主人公藤尾自杀身亡告诉人们应该以“理性和道义为第一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