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比德国的魏特林迟生一年，但年寿更短，只活了五十六岁。

蒲鲁东与魏特林一样出身贫苦，甚至更贫苦；他与魏特林一样富有才华，但更有才华。

蒲鲁东的一生，较之魏特林更为精彩。

蒲鲁东一生的精彩程度，与圣西门、傅立叶是属于同一水平的。

蒲鲁东出生于法国边远省份的一个半农民半手工业者的家庭。

他的父亲既是一个农民，又是一个木桶匠。

蒲鲁东很以自己的庄稼汉祖先而自豪。

1848年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一次发言中，蒲鲁东针对一位与他辩论的以出生显贵而自傲的贵族说道：“我的十四代先人都是庄稼汉，请你给我哪怕只举出一个有这样高尚先人的家族来。

”蒲鲁东在自传里写道：“我有一个少见的优越之处，我生来就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木桶匠，他有子女五人，其中我年岁最大。

十二岁以前，我的生活是在田野里度过的，有时作些轻微的农活，有时放牛。

五岁时我就作了赶牛者。

”那时，“我在密密的草地上倒身翻滚，很想也像我的牛一样去吃那些青草，我光着脚在小路上奔跑，我爬树，我捉青蛙、捕龙虾，这使我多么快乐啊。

有多少次在六月的温和清晨我脱去衣服沐浴在朝露里。

我几乎不能把自己同周围的自然界分开。

”（以上引文见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223、224页）然而，愉快的牧童生活很快结束了；蒲鲁东十二岁时，他的父亲破产了，既失去了自己的作坊，又失去了土地。

蒲鲁东去到一家旅馆当雇工，凭自己的劳动谋一碗饭吃。

后来由于亲友接济，他被送到一个中学读了几年书。

但由于穷困，中学也未上到毕业。

以后，他又到一家印刷所去当排字工人。

据说，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这部重要著作，就是蒲鲁东自己排版的。

中国古代的孔子虽出身贵族，但他也自述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子罕篇》）相比之下，马克思会做什么普通人谋生的事呢？马克思又如何能真正了解普通人的人生呢？蒲鲁东在劳动之余不停息地勤奋自学，阅读能找到的各种书籍。

1837年，他28岁时，写成一本小册子《普通语法论》。

他拿着这本小册子希望得到贝桑松大学的一笔奖金，未能如愿。

后经努力，获得该大学为期三年每年500法郎的助学金。

有了这笔钱的宝贵资助，蒲鲁东研究与写作的条件有一定改善。

1840年，他出版了他的名著《什么是所有权》；1846年，出版了他的名著《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在这两本书之间，1843年还出版了一部哲学论著《论人类秩序的建立》。

蒲鲁东比马克思年长9岁，大约从1844年起二人就经常交往，当时马克思住在巴黎。

后来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仍继续交往。

1846年，马克思致信蒲鲁东，邀请蒲鲁东担任马克思的一个组织在巴黎的通信员。

蒲鲁东在 1846年5月17日发出的回信中答应了马克思的要求，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表达了他与马克思不一致的观点。

蒲鲁东的信中写道：“……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不要在一切教条主义消灭之后又想起强使人信奉某种主义；我们不要陷入您的同国人马丁·路德的矛盾里，他在推翻天主教的神学以后立即借着开除教籍的办法创立了新教徒的神学。

整整三个世纪以来德国完全忙于揭掉马丁·路德的这块新泥皮。

我们也不要再制造麻烦事，为的是不再给人类添累赘。

“……我们在领导运动的时候不要领导新的固执，也不要扮演新宗教的圣徒，尽管这是逻辑的宗教、理性的宗教。

……“还想谈一下您在来信中所用的行动起来的时候这个说法。

您可能仍然抱着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出其不意的攻击，如果没有早先被称作革命而实际简直是乱动的那种东西，就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实现。

我理解这个看法，我能替它找到辩护的理由。

我愿意以后对这个题目加以讨论，我自己也在很长时期里同意过这个看法；但是，老实说，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见完全改变了。

我认为，为了取得胜利完全不需要这样，因此我们也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

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

“……据我看来，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

”（以上部分见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218、219页）蒲鲁乐在这封信的偏后部分还写道：“我必须顺便告诉您，法国工人阶级的意愿显然是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的；我国的无产者对知识的渴望是这样地强烈，倘若有谁除了血以外不能给他们别的饮料，那他们就会对他老实不客气。

”（此段译文见梅林《马克思传》161、162页）蒲鲁东这封信中有几段话都是名言，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蒲鲁东时常引用的蒲鲁东的“反动观点”。

总之，蒲鲁东不愿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消灭私有制，而且他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

并且，蒲鲁东反对把新的社会改革理论变为一种新的宗教。

在今天看来，蒲鲁东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警惕马克思把其理论变为一种压制人的新宗教，这些看法确有相当的先见之明。

1846年春天，马克思与魏特林完全决裂。

接下来，由于这次通信，马克思与蒲鲁东也完全决裂了。

蒲鲁东本来不愿意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法国1848年以推翻路易·菲力普王朝为直接目的的革命把他卷了进去。

二月革命的初期，蒲鲁东又出版了一本新书《社会问题的解决》，他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获得了许多群众的支持。

自从他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问世以来，他对富有的剥削者及整个私有制的激烈攻击，已在贫苦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848年4月，蒲鲁东作了《人民代表者报》的编辑。

他的报纸的激进态度招来了资产阶级的憎恨，几次被政府查封，他又先后改名《人民报》、《人民之声报》继续出版。

他的报纸销量达到七万份，这个数字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销量。

1848年6月，国民议会补选，他以七万七千票当选为巴黎的代表。

6月30日，正当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失败后刚几天，统治集团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最厉害的时候，蒲鲁东在议会里发表态度激烈的演说，猛烈抨击统治阶级，指责他们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咒骂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整个社会制度是以无知和奴役作为基础的。

连同马克思也十分称赞蒲鲁东的这次演说，认为“在六月起义之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46页）由其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决定，蒲鲁东对政治革命不寄予过分的希望，他希望在经济领域里促成改革，使贫困阶级从经济上获得解放。

路易·勃朗主持的国家工场被解散后，蒲鲁东发起组织开办国民银行的活动，希望给穷人以无息贷款，使贫苦阶级从经济上翻身。

然而，这些努力都未能成功。

到了1849年，蒲鲁东终于因为他的报纸而被判刑三年。

在监禁初期，他仍继续领导他的报纸，不断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

例如，他攻击路易·波拿已总统的政策模糊不清，他质问道：“请你告诉我，总统先生，你是个什么人物：是男人，是女人，还是半阴阳人？是兽还是鱼？”在监禁期满前不久，蒲鲁东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道：“我打算在经过这样的一番幻想以后重新做我那排字工人或店员的旧工作，因为现在在法国凭著作是不能为生的。

我曾打算改革经济学和哲学；此外，我还在从事于世界历史。

这些我都能作到，因为我习惯于在贫困中、在不舒适的物质条件下工作。

我的头几部著作是在看印刷机的时候写的，并且自己排印自己的作品。

‘经济矛盾’一书是我在里昂站柜台的时候写的。

最近的作品是我在监狱里写的。

我希望我一生的末尾就像一生开头时那样。

我作了许多事，最后我也能够因为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们当中的一个而引为自豪。

”（见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252页）实际上，蒲鲁东出狱后仍在进行研究和写作，1858年写了一部大部头的书叫做《论革命和宗教中的正义》，对天主教教会进行尖锐的攻击。

因此，他又一次被判处三年监禁。

这一次，他不愿再住监狱，于是选择了被逐国外。

我手边没有任何从基本态度上肯定蒲鲁东的他的传记或其他资料；我所有的资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是批判蒲鲁东的。

但是，在上面引用的卢森贝的书的253页上，有如下一个脚注，还是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他的人格。

这个脚注说：“在私生活上蒲鲁东是不贪图己利的。

他的物质生活极为困苦，时常寻找办法以脱离窘境，这时他决定组织一个股份公司，来修筑巴黎到柏桑爽的铁路。

这个计划倒不是什么空想的东西，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蒲鲁东的这个计划被一个机警的生意人、原先的圣西门主义者伊沙克·培雷抢去了。

后来伊沙克·培雷把他作为这个计划的创制者而送给他一万二千法郎，但是他拒绝了。

”这里说的是他第一次出狱以后的事情。

到了1860年，路易·波拿巴皇帝专门颁布命令，对蒲鲁东免于处罚，并允许他回到法国。

但他并没有享受这个宽待立即回国，其原因，据卢森贝的书中说，“是当时的物质状况不允许他从比利时迁回法国。

”仅仅因为贫穷，连自己的祖国也无法返回，于此可见蒲鲁东晚境的凄凉。

他于1862年才得以回到法国，1865年1月便因病去世。

以下来说蒲鲁东的思想。

先来说他的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把蒲鲁东列为那个“反动至极”的无政府主义的始祖。

其后继者还有俄国的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

无政府主义的先驱，有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施蒂纳和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葛德文；这是一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所提到的。

其实，无政府主义有更深广的思想渊源。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以及一些共产主义者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都为蒲鲁东开始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思想养料以至几乎是直接的思想模式。

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也与无政府主义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只当好守夜人的角色就行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

这种观点，自然表现出一种削弱政府职能的倾向。

早期的共产主义设计者们，其中一部分人设想未来的社会就应是由一个一个独立自足的公社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式的结构，不要强大的中央政府，甚至根本不要官吏，不要军队。

至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张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是没有政府、没有官吏、没有警察、没有法庭的。

蒲鲁东在其《一个革命者的自由》（又译为《一个革命者的忏悔》）中，区分了两种社会构造：“我把整个社会分为两种构造，一个是我们所叫的社会的构造，其他一个就是政治的构造；第一种之于人类是本有的，自由的，必然的，它的发展特别在于逐渐衰弱并隔开第二种；而第二种则本然地是造作的，束缚的，和过渡的构造。

“社会构造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利益建筑在自由契约与经济力量的组织之上的平衡，所谓利益，是一般的，即：劳动，分工、合力、竞争、商业、钱币、股票，互相保证，等等。

“政治构造以权力为原则。

它的形态是：阶级的区别，政权的分立，行政的集中，司法等级，以选举为主权的表现，等等。

……“这两种构造，如我们所容易看出的，有绝对相异而且又不可并行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