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制造”的发展——基于国富论思想的现实意义陈奕奕*（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 110136）摘要：从《国富论》前三章的分工思想角度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浅析与探讨，并论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为我国制造业逐渐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提高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富论全球价值链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一、引言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跨国公司将产品价值链分割为研发、设计、原材料与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若干个独立的环节，并将每个环节配置于全球范围内能够以最低成本完成生产的国家和地区，因而这种国际分工被称为全球价值链分工。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分工参与国承担的是产品价值链某些工序或环节而不是整个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各国生产并出口的是产品的价值链环节，根据其承担环节对产品价值增值的贡献分享贸易收益。

长期以来，中国凭借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专业化从事全球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比如加工和装配等），成为最终产品的出口国。

尽管随着中国贸易模式的转变，加工贸易占比逐渐减低，但仍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往，中国制造业将面临着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和被边缘化的风险。

那么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如何协调好参与价值链分工和分工地位的关系，关系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实现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的研究，已有文献有以下几种。

如金芳（2008）认为，国际贸易规模和出口品的行业结构是判断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经典指标，研究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分工地位，应从其出口产品进行分析。

R．Koopman．et al（2010）提出国际分工地位指标，从增加值的视角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国际分工地位。

刘遵义等（2007）构建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以此计算一个国家单位出口品的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和对就业的完全需要系数，以判定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黄先海、杨高举（2010）进一步指出，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集中体现为对外贸易的获利能力，即出口产品中包含的由国内生产所带来的增加值以及对该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国内完全增加值）。

张会清、唐海燕（2011）以中国制造业部门作为研究对象，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是否产生了技术升级效应。

研究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从进口与出口两方面共同促进生产率增长，但出口的贡献更大。

王岚（2014）利用国际分工地位指标，测算出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黎峰（2014）从行业层面分析了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对贸易利益的影响，发现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贸易收益呈现出明显的三次型关系，且随着垂直专业化率的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对贸易收益的影响逐步增强。

*陈奕奕，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专业，Email:chen.yi.7@，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南大街58号辽宁大学内，邮编：110136。

作者感谢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郭广珍教授的有益评议，文责自负。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率先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分工的思想，因此，许多学者开始从国富论角度研究国际分工。

如黄锦明（2009）将亚当·斯密国际分工贸易理论的完整体系分成“绝对优势”、“市场扩张”和“剩余外溢”三个理论分支，分析斯密的理论对后世国际分工贸易和国际竞争力理论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斯密及其发展者的理论对我国具有重大启示作用。

陈璐（2011）对亚当·斯密国际分工思想的表述进行简要的分析。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对《国富论》分工思想进行分析，并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进行研究，为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战略提出设想。

三、《国富论》分工思想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分工。

前三章分别从“分工”、“分工的起源”、“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三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探讨。

《国富论》中提到“分工之起，由于交换力，分工的范围，亦往往受限制于交换的范围，换言之，常为市场范围所局限”。

即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分工的程度则受市场范围的强烈约束和限制。

而外国市场的存在，则有助于克服国内市场狭小所带来的限制。

发展对外贸易就能利用外国市场，扩展市场范围，必然能够促进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

而专门生产大量产品并出口的国家，通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就必然会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取得自我强化的绝对优势。

这种自我强化的绝对优势来源，就是技术创新。

斯密指出，在开放性的对外贸易国家中，初始专业化的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事件偶然因素、技术水平、制造业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共同决定的。

因此，对外贸易能够使国内产业更大程度利用分工，获得动态递增报酬。

斯密认为，专业化分工与报酬递增，是获得国际分工好处的重要来源，应当是国际分工学说的思想核心。

分工是社会生产力成比例增长的关键因素，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恰恰是分工的国际化开端，经济全球化直接作用于市场，将市场扩大到了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极限，这就使得分工的必要性更加明显，分工产生的条件更加充分。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际分工地位的高低，根据《国富论》思想，低端的地位就会导致中国在分工中面临不公平，“国富”中的富足成分会向其他处于分工高端地位的国家流动。

因此中国制造业必须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上，才能保证“国富”的实现。

四、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中国今天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和16年前的入世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目前经济依然受着传统国际经济秩序缺陷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中国目前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改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依然较低，中国比较优势指数总体上出现了下滑趋势，贸易摩擦也不断加深。

在新经济体系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合作和分工专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发达国家将生产制造这一功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中国以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资源承接了全球价值链转移当中的生产制造环节，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

但由于跨国公司通过加强研发、市场开发和制定品牌来达到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制造”与购买者之间的非对等关系。

事实证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依然还是比较低的，根据2015年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平均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是-0.046，分工地位指数大于0的行业，大于0是处于高端的，大于0的仅有两个行业，所以总体上中国依然处于国际价值链低端。

从制造业各行业来看，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主导行业中，除了运输设备行业外，其他所有行业都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下游。

而且对于电子和光学产品、机械以及运输设备等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我国出现了明显下游化趋势。

与之相反，中国传统的出口优势产品，纺织服装以及皮革鞋类的国际分工地位稳步提升，逐渐靠近上游位置。

在其他资源型（煤炭炼油、木材、橡胶等）制造部门中，中国则处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上游位置，而且上游化趋势明显。

但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资源型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多地扮演原材料提供者的角色，其代价是大量的资源输出和环境污染。

五、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的战略选择亚当·斯密《国富论》不是单纯从供给的比较成本优势角度，而是从综合全面的角度阐述国际分工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原因与模式，他认为，后天培育的高级要素优势、规模经济、市场需求和容量、分工协作的产业体系、竞争性的市场制度、企业的竞争力等共同决定一国国际竞争优势，决定了一国国际分工贸易地位和获利能力。

这要求中国制造业改变传统以出口规模、出口市场份额为导向的外贸发展模式，转而培育并形成以加快产业升级、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发展模式，更好地发挥出口大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应有贡献。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提高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主要措施包括：1、应进一步加强高级生产要素培育、加快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引导中国制造业向高增值环节攀升。

对于生产企业而言，扩大出口应更加依靠科技投入、品牌创建及销售渠道的拓展，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及附加价值，而不是单纯依靠成本价格优势。

中国企业应该“走出去”并生产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提高中国的增值能力以实现功能升级和过程升级，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对于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教育政策、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联动，加大力度培养中、高技术劳动工人，增强中国在高增值环节的优势，增强中国对价值链核心技术环节的吸引力，引导资本要素向价值链高增加值环节转移。

并搭建教育科研网络，在促进产学研的同时，加强与价值链高端领头企业的培训交流，为价值链高端环节领头企业与本国当地企业的科研合作提供便利化环境，通过技术模仿和技术溢出，加快当地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步伐。

2、建立产业集群，优化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关联模式。

对于全球买家和需求者而言，产业集群远比单生产商更容易吸引ＧＶＣ分工的布局和选址。

促进产业集聚的措施包括：根据本国产业优势，在融资、税收、研发等方面对产业集群给予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建立产业集团，壮大企业规模，充分发挥聚集效应和范围经济对于提升中国企业议价能力的积极作用；在智力密集区（如高校、科研机构、实验室等）选址建立集群网络，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通过产业聚集促进跨国公司向本土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外溢帮助企业以嵌人的GVC环节为突破口提高技术吸收能力，并推至产品的全价值链，将中国的优势由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向研发设计等高增值环节转换，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升级。

3、提升基础设施环境，优化ＧＶＣ布局的区位因素。

较低的离岸成本和运输成本是ＧＶＣ布局的重要决定因素，只有通过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构建和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中国制造业才能更好地承接ＧＶＣ分工环节。

这不仅要提高硬件环境，更重要的是构建软件环境，比如国内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可获得性、当地的技术吸收能力、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服务等，其中，发展高效便捷的通讯运输服务对于距离ＧＶＣ较远的发展中经济体尤为重要。

《国富论》给了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许多划时代的启发和点拨，尤其是前三章对于分工的解说更是从起源开始，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做了本质的解释，这也给了中国制造业许多启示，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有积极影响，这是机遇，而同时也会有消极影响，这是挑战，时代就是这样，机遇与挑战并存，把握好分工的尺度与分工的“上下游”关系，积极发展尖端科技，建立自己的运输网络，多角度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加上政府的积极有效引导，中国的制造业就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