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性格与人格美学李　蓁(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021)【摘　要】　生活于战国时期的孟子,性情刚烈豪爽,泼辣直率,始终是一种傲岸不逊的气度,保持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

而孟子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其注重自我人格的培养———“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不无关系,可以说,这种浩然之气深层次的人格心理即是对“士”或曰“知识分子”独立身份的自觉。

【关键词】　孟子;性格;人格美学;自觉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大约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二八九年)[1]。

孟子出身于鲁国贵族,他的祖先即是鲁国晚期煊赫一时的孟孙。

但当孟子出生时,他的家族已趋没落。

孟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困,由母亲独立养育成人。

孟母是一位坚强又优秀的母亲,竭尽心力地教养幼子,由“孟母三迁”、“杀豚不欺子”、“断织教子”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可以想见孟母的风采。

孟子能最终成长为命世亚圣之大儒,其母的启蒙与教诲居功至伟。

周显王元年(公元前368年),孟子二十二岁,离开家乡赴鲁游学。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

孟子学成后,一直在邹安心讲学。

四十三岁时,因齐威王招文学游说之士,孟子第一次由邹到齐国临淄,才开始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与孔子一样,孟子一生的政治活动以失败告终,但他在文化和学术上的作为却对儒家学说的传播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与孔子的温柔敦厚不同,孟子的性格要激烈得多。

他毅然宏扬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并以充分自主的精神建立了他的人格美学,形成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特别是提出“充实之谓美”、“万物皆备于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等一系列高扬主体人格和理想精神的话语,表现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人生自信力,创造了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论语》中对孔子的形象有很多直接的描绘,总体上是一个仁爱的老师和长者,待人接物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论语・乡党第十》一篇中详细记载了孔子在不同场合的言行举止:“恂恂如也”、“便便言,唯谨尔”、“侃侃如也”、“訚訚如也”、“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处处表现出谦恭谨慎、温和持重的风度。

孔子以这种性格处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与之相比,孟子的性情和处世方法则大异其趣。

这由后代儒者对二人的评价即可看出,如程颐就说:“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

”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两人风度之不同。

从《孟子》一书看来,孟子的性情刚烈豪爽,泼辣直率。

他非常自负,以圣人自许(《滕文公下》),并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他承认自己好辩,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己也。

”(《滕文公下》)他自恃清高,表现出贫贱不移的坚贞节操。

如齐宣王欲面见孟子,孟子托病不见,认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因为他心中充溢着浩然之气,自恃道德仁义高于人,故而能够骄于统治阶层。

齐王宠臣王驩,孟子和他同路数日,连话都不和他说。

(《公孙丑下》)后来,王驩当上了右师,孟子在公行子家里吊丧遇见他,别人都忙着去逢迎巴结,孟子却睬都不睬(《离娄下》)。

对当时所谓的英雄、大丈夫如管仲、公孙衍、张仪等等也瞧不起,他说“吾不为管仲”(《滕文公下》),还骂公孙衍、张仪等纵横家是“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同上)。

在各国君主面前,孟子始终是一种傲岸不逊的气度,保持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大丈夫人格。

笔者以为,孟子傲岸性格的形成与其注重自我人格的培养———“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不无关系,可以说,这种浩然之气的深层次的人格心理即是对“士”或曰“知识分子”独立身份的自觉。

而这种自觉无疑又来源于孟子一以贯之的道,即其整体思想。

孟子对知识分子独立身份的自觉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知识分子天职意识的觉醒《孟子・万章上》,借伊尹之口,说了如下一段话:“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

予,天民之先觉者也。

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知识分子以其天生的忧患意识及在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优势,自有文明以来,就一直是也应当是民众的先觉先导,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这段话的精神内涵与佛教“菩萨”(全称“菩提萨埵”)一词的“自觉觉他”之义何其相似乃尔,大可看出孟子与古今中外的圣哲们及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共同具有的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二、知识分子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确立《孟子・滕文公上》,有一篇孟子与陈相关于社会分工的辩论。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一句话便揭示出许行、陈相等农家之徒的复古倒退言行的荒谬。

然后又更加坦率地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这话或许给了后世的阶级论者以攻击的口实,但实际上,孟子说的也只不过是常识罢了。

《滕文公下》,与彭更的问答更是直接论及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分配的问题,彭更认为:“士无事而食,不可也”,孟子便举例说明“为仁义者”,跟梓、匠、轮、舆等手艺一样,是“食功”而非“食志”的,即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的。

同时,孟子又指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

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孟子正义》对此篇总结道:“此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禄养贤,修仁尚义,国之所尊,移风易俗,其功可珍,虽食诸侯,不为素餐。

”[2]三、知识分子身份的独立性和自由化《公孙丑下》一章中孟子曾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很有点对自己独立身份的自鸣得意的狡黠意味。

此处的“我无言责也”是说自己不是诤谏之官,并非说身为知识分子而不对社会和时代提出批评意见;此处的进退裕如,说的也是自己在朝或不在朝的来去自由,而非失去知识分子的立场。

同章回答陈臻对取与之道的疑惑时,又说道“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

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更鲜明地指出了坚持身份独立性的重要,为了保持自己的立场,应该兼金不顾,即面对再多再好的金钱,也不能被收买。

若由前述分析来看,孟子不仅是千古士子的人格楷模,即便以萨义德对现代知识分子定义的高标准来衡量,他也应毫无怍色。

而孟子“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大自信、“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大悲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决,当代知识分子又有几人具备?【注　释】孟子生卒年及以下生平事迹依据(元)程复心:《孔子论语年谱孟子年谱》,中华书局,1985.【参考文献】[1]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3]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4]　张奇伟.亚圣精蕴—孟子哲学真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下转第82页)孟子的性格与人格美学文史纵横目,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防止垄断者利用垄断的优势随意定价、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而在本案中,政府定价却成为要求消费者承担不合理收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依据,这显然违反了《价格法》的立法宗旨,怎么能成为合法的抗辩理由呢?其次,我国《价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具体适用范围、价格水平,应当根据经济运行情况,按照规定的定价权限和程序适时调整。

消费者、经营者可以对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提出调整建议。

依此规定,任何一级政府部门,其不仅有依法定价的权利,而且有依法调价的义务,在本案中,政府的定价事出有因,当这个原因不存在时,政府应该积极地履行义务,对不合适的价格进行调整,而当地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这属于行政不作为,是违法的,怎么能因政府的违法行为而限制消费者合法权利的实现。

2、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分析在该案中,原告的身份应该属于消费者,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对经营者的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十九条、二十二条、二十四条分别规定:经营者有提供真实信息的义务、保证质量的义务,经营者不得单方作出对消费者不利规定的义务、即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在该案中,被告一方就是以告示的方式免除了自己应当履行的部分义务、并且隐瞒了部分真实信息,这已经违背了“消法”的规定,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在“消法”中并未规定经营者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后有可以免责的事由,那为什么在该案中被告会成为一个特例呢?笔者以为,在该案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而法官审理时,在利益的分配上偏向了公共利益,所以出现了违背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规范相关规定的审理结果。

三、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利益配置原则在本案中,被告虽然也是经营者,但是它与一般的经营者不同,因为它除了有自己的私人的经济利益、即获取旅游服务的收费外,还带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因为该景区是三峡坝区,它的安全事关公共安全,所以对景区景点的开放并不带有随意性、也并不针对某一个消费者提供不完整的服务,开放情况取决于大坝蓄水情况和公共安全的需要,从这一点上说,经营者关闭部分景区完全是合法、合理的,其性质也完全不同于一般经营者缺斤短两、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这或许也正是本案中法官作出最终判决的出发点吧。

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当其不能获得完全的服务时,要求退还相应的价款也应当是合情合理、并且合法的。

那么当这两种利益都合理合法且同时存在时、能否兼得呢?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定价权在政府手中,这两种利益是不会发生冲突的。

笔者假定,若景区停止开放一些景点并非永久性的、而是具有临时性或者季节性,因此当景区的门票价格由政府部门核定后,不便于根据这种临时性的变动申请政府部门调整价格,而景区经营者又无权调整价格,所以只能按照原价收取门票、并对公众作出一定的公示,而此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私人利益就要受损。

同时也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探讨,那就是在个案中,我们能否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违背私法的基本原则、让私人承担利益的损失?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谈及相互冲突的利益之调整的问题时也提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关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上述利益不能同时得到满足,那么应当如何来确定它们的先后位序与确定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呢?在对上述利益中的这个或那个利益的先后位序进行安排的时候,人们无疑要作出一些价值判断;然而这些价值判断可以或应当根据什么东西来决定呢?这就提出了一个‘利益评价’的问题。

一般安全方面的利益是否优越于财产保护和最大限度自我发展方面的个人利益呢?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的社会利益是否就高于充分运用私有财产,如开发石油财产方面的个人利益呢?”[4]关于利益评价的标准在我国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即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笔者也认可这个标准,但是笔者以为,在个案审判中我们绝不能草率的应用这一原则,而应当具体分析,分析的方法可以应用经济学中的成本和收益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