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当代中国文学的“寻根”运动
前言
1．基本背景
1977年7月，文化大革命（1966—1977）正式结束。

在经过了10年动荡之后，中国大陆踏上了恢复秩序的道路。

四年后，似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化圈内掀起了一场争论的浪潮，显而易见，这场争论是为了寻求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有效之道。

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古代传统与当今为了实现现代化所做出的努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的优缺点。

1981年10月，“中国委员会”发起了这场争论，它由政府委任的中国学者组成，其任务是应联合国的要求，编写《人类科学文化历史》一书中的中国章节。

参与编写该书的作者首先提出复兴古代文化，以便于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针对文化这一问题，1981年10月—1986年3月期间召开了10次国内和国际会议。

另外，一些城市定期举行研讨会并邀请海外学者来做讲座。

许多国营报纸与期刊杂志也登载了关于此争论的一系列文章。

其中，文汇报、解放日报、儒学研究等大部分政府控制的出版物都对此争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此外，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与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比较研究中心。

一般来说，讨论的题目如下：1）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2）现代化与传统；3）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接着，1985年4月在深圳召开的一场会议在地理上将学者讨论的研究题目划分开来。

得到的一致观点是，来自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学者致力于古代传统与现代文化的问题上；来自上海地区的学者致力于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上；来自西安的学者致力于汉代（公元前206—220）与唐代（618—907）的传统上；来自湖北的学者致力于明代（1368—1644）与清代（1644—1911）的传统上；来自广州的学者致力于现代岭南文化上。

通过以上此番努力，出现了思想领域的四大学派：
1．儒家思想的复兴。

此学派的理由在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经济成功。

他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家的国外调查，如麦克法夸尔把“东亚经济奇迹”归因于改良后的儒家思想。

他们仅仅不停地重申国外发现并故意忽略西方世界对这些经济发展快速的东亚之“龙”的影响，想要证明给反对者看儒家思想是有用的，而且并不只对调整自己适应世界的人们适用，还对那些试图改变世界的人们适用。

这些学者在本质上是保守的，他们认为正如儒家思想曾经作为主流社会哲学为汉、宋、明朝带来了积极影响一样，其复兴同样可以促进我国的发展。

因此，对儒家思想历史成就的研究是必需且有益于国家的。

2．新文化的创建。

与第一个学派恰恰相反，这一学派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封建文化扼杀了个体创造性，纵容了独裁专制。

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超稳定”、超绝缘的，因此是不可能更新的。

所以，他们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这样才能建立一种现代文化。

在他们看来，建立新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打破旧文化。

他们的口号是：“反传统！除传统！”而这恰恰就是五四运动的标语。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五四运动对他们的启发，这一学派在世纪初同样进行着新文化运动的革命。

他们因为要求改变上层建筑这一激进的立场而受到了比其他学派更多的关注。

在争论中，共产党的领导表现出空前的忍让，也使得这一学派表达出自己的不同声音。

3．启蒙运动。

这一学派相对温和许多，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教育。

他们提倡将早先19世纪末开始的启蒙运动在20世纪初同样进行下去。

他们认为民众只有懂得了平等与自由，才能拥有真正的民主。

这也许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同时是不可跳过的。

同第二学派一样，这一学派主张西方个人主义，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唤醒民众意识、逐渐提高人口素质，并反对革命带来的激烈变动。

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这一学派渴望一种传统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的混合模式。

除了其表面的现代说辞，他们实际上希望中国留在原地，没有提出任何改变。

尽管以上几点简介的总结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争论的复杂性，但是这也证明了这场争论的重要性，它代表着为了理解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做出的努力。

正当国内热火朝天地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许多西方文学著作被引进中国，尤其是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引进和文化争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自从20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引进西方文学，大量的翻译作品来自浪漫主义作家与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

尽管19世纪30年代有一些作者尝试使用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如“意识流”进行写作，但是由于当时国家处在抗日战争中、生存问题十分迫切，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成熟，并没有受到关注。

所以，1978年之前，现代主义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知。

1979年，两本致力于介绍、研究外国文学的杂志面世。

第一期《译林》大致介绍了现代主义运动并登载了关于加缪和荒诞派戏剧的文章。

《外国文学研究》也在其第一期上刊登了关于现代主义和美国梦、存在主义和当代美国小说、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和象征主义与经典中国诗歌的对比研究的文章。

1980年又发行三本新的杂志。

其中两本，《当代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流传甚广。

国内第一次对各种文学理论表现出了广泛的兴趣。

《文艺理论研究》为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主义以及之后的解构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文学理论的介绍与讨论提供了空间。

短短时间之内，这些新杂志就如获好评并拥有了大批读者群。

除此之外，当代中国作家发表的许多作品也为非中国文学提供了场地。

象征主义、印象主义以及其他现代西方文学流派流行起来。

这其中最有野心的当属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的《外国文学现代派作品选》。

这部书籍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关于20世纪西方文学的汇集，它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及其深远的影响。

同时，它也显示了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在理解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上的困惑。

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国人对现代主义的观点甚至比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学者的认识更为令人困惑。

包括袁可嘉在内的一些中国学者关注着西方评论，也知道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

然而，就像袁可嘉收录了所有的19世纪末以来与“现代主义”有关的作品，这使得中国读者特别是那些没有任何外语知识的读者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误解，即，现代主义是一场国际流行的文学运动，因此中国也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环节。

这种理解出现在1981—1983年关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学关系的争论中。

这一争论由徐迟（资深作家、《外国文学研究》主编）的一篇文章引发。

这篇文章的发表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已经持续一年的关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讨论。

起初它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1982年11月《文艺报》将其再次刊登，以图在这一问题上做更深一步的探讨。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徐迟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经济现代化的自然副产品。

毫无西方文学历史知识背景的他天真的声称，“但是不管怎么
样，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

”“我们终将会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而这种文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

显而易见，这种现代主义与西方所谓的现代主义毫无相同之处。

徐迟用自己的话为他所理解的西方现代主义总结了三点基本特征：“模糊，古怪，色情，”他同时指出这三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写照。

很明显的，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认识是幼稚、扭曲的。

然而，全然不顾反面评价，他欣然接受了这一点。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乐于接受的姿态，其文章受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抨击。

结果证明，实际上所谓的《文艺报》上的争论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对现代主义的抨击，因为现代主义的反传统、非正统和颓废的主题被认为是对中国社会的威胁。

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中，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被提升为政治活动。

因此，1983年后半年理所当然地进行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