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读《法哲学原理》引发的思考摘要：市民社会理论作为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首次进行的明确区分，以及对市民社会性质与特征的分析把握，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向。
他是思想史上全面阐释现代意义市民社会理论，并系统研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开创者。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奠基性著作。
本文试图以《法哲学原理》为线索，剖析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构架及其现实意义，通过马克思对其理论的批判和继承，从法治角度探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黑格尔市民社会国家一、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黑格尔的哲学是关于客观精神的哲学，客观精神实际上主要指社会意识，其包含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环节。
抽象法是人所享有的一般权利，道德是人内心主观意志的体现，伦理则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们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不过是某种客观伦理精神发展的环节或表现，伦理是个人权利（抽象法）和个人道德自由（道德）的“承担者和基础”，只有在伦理生活中两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这意味着个人只有投身于社会群体或共同体中，并在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身份里，才能找到他真正的自我和身份认同感。
这就是道德与伦理既相区分又相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之中。
首先，市民社会是由每个各自独立而又彼此相互依赖的特殊个人所构成的共同体或联合体。
作为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人是构成市民社会的最基本单位。
市民社会具有两个主要原则：其一，作为特殊的个体，市民社会的成员本身都是相互独立的，每个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来说，它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
”1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领域，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也是私人利益与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
其中的个体都按其欲望和需要等自然的意志行事，成为追逐私欲以满足为目的的自利主义者。
其二，由于市民社会的成员在本质上的相关性，个体以自身为目的，其它人作为“中介”，达到自身目的和满足需要。
为了欲求的实现，个体必须凭籍他人、与他人合作、同舟共济、彼此互利，“我既从别人那里取得满足的手段，我就得接受别人的意见，而同时我也不得不生产满足别人的手段。
”2黑格尔指出：“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
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
”3其次，市民社会是“需要的体系”，是物质生活的领域。
黑格尔所说的“需要”，即指人们的物质生活、物质利益的“需要”，它是市民社会众多个体彼此联系的纽带。
“需要体系”中的人是通过相互依赖的生产劳动取得财富，来满足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各种需要的，而这种需要又是“人”的目的和活动，它和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
人们通过劳动，把自然界所给予的原料改造成适合于满足他们多样化需要的形式，并且人还能对自己需要的情欲加以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4页。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7页。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7页。
抑制。
不过，作为物质生活的领域，“需要的体系”的市民社会，即社会经济关系领域，它是法律制度和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外在的”政治秩序，因而它又被黑格尔看作“外部的国家”。
4第三，市民社会必须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组织，用“司法”维护市民所有权，以预防社会危险和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
由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并且拥有财产的权利，再加上劳动及分工的不同，社会财富的分配按照个人特殊性如教养、技能等等来决定，因而形成了各种等级。
等级之间的财产关系和契约关系由法律来规定和维系。
黑格尔宣称，对市民财产和人格的侵犯是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行动，应当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来预防这种社会危险和保障市民生命财产。
警察和同业公会是增进个人特殊福利的组织，“如果说警察主要地以外部的方式保护和保全特殊利益的话，那么，同业公会主要是以社会成员的内部方式实现和促进特殊利益。
”5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概念划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一个不同于国家且又独立于国家的概念。
它既存在于家庭的范畴之外，又未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既与家庭和国家相联系，又独立于它们。
因而，剖析黑格尔的国家观及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对于解读其市民社会理论至关重要。
查尔斯·泰勒在考察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的模式时说道：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
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
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
”6首先，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两个不同的阶段、领域、范畴。
市民社会是知性的领域，黑格尔把它称为“外部的国家”；国家属于理性领域，它才是“真正的国家”。
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在前者中，个人对他自身来说，是唯一目的，所以他的目的是特殊的；而在后者内，国家是更高的目的，个人为了这种目的而存在，所以他的目的是普遍的。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的分解，它构成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的基础。
它不同于“伦理观念”第一阶段上的“家庭”，“家庭”虽然以“爱”为原则，体现了“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7然而，这个以爱作为价值取向的家庭阶段，却压抑、淹没了个人的特性。
市民社会作为“特殊的领域”，它维护市民社会成员具体的、特殊的利益，它用“自私”、“利己”的原则去弥补“爱”之不足，使人们物质上的需要都得到满足，从而使个人的目的、任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发挥，然而市民社会在彰显了它的自主性的同时，却又成了一切人为私欲而反对一切人的无休止的冲突场所，这远远偏离了伦理生活的理想和真正意义。
“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伦理精神的真正体现。
国家以伦理为原则、以普遍利益为目的，它超越了个人私利，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力量，代表着最兴盛最完善最圆满的伦理生活，并克服了在市民社会阶段占统治地位的任性、偶然性、贫困、压迫以及各种对立和冲突等等缺陷，解决了市民社会中存在的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矛盾，使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有限的领域得到了统一。
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成了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7、198页。
5吕世伦：《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6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页。
“恶”的源流，国家则被塑造成“善”的化身。
其次，黑格尔认为，国家把自己“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
”8在市民社会里，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分离，相互对立；而在国家中，普遍性和特殊性则趋于一致，达成了统一。
因而，市民社会与国家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特殊性的市民社会有待于上升为普遍性的国家，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只有“被提升到普遍性”，才意味着伦理观念变成了现实；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普遍性的领域，又包含了特殊性的领域。
国家作为伦理观念发展进程的“结果”，它不是抛弃了作为特殊性的市民社会，而是扬弃了市民社会中的特殊利益。
国家的目的是普遍利益，并且这种利益是同特殊利益相结合的。
黑格尔说：“国家是现实的，它的现实性在于，整体的利益是在特殊目的中成为实在的。
”它代表并反映着普遍利益，因此“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
”9再次，黑格尔在区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同时，也指出了市民社会的欠缺与不足，以及市民社会在伦理阶段从个别性(家庭)过渡到特殊性(市民社会)再升华到普遍性(国家)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不再是以往思想家们所构设的那种理想社会，而是诉诸于世俗的资产阶级社会，并肯定了市民社会的进步性。
他说：“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
”10它表明，只有在现代世界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才成为可能。
因为现代世界造就了人们追求私利的自由和可能的市场，个人的意志得到了肯定。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由此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导致各阶层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社会领域日趋成熟。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剖析和批判，在有关市民社会的本质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上，以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为出发点，形成了迥异于黑格尔既有理论的解读和回答。
第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作出了与黑格尔全然不同的本质界定。
马克思经过研究指出“市民社会包括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
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11。
不同于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的本质界定为“需要的体系”，马克思用“物质交往”这一概念来赋予市民社会以确定的物质内容，超越了“需要的体系”的主观精神性，把握了“需要的体系”的本质，也指出了通过现实的物质交往活动来实现需要的满足。
“物质交往”表明了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界定上根本不同于黑格尔，也表明马克思已经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立场来剖析市民社会。
“物质交往”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的经济生产和交往关系是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本质把握，继而获得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间的真实关系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最终提炼出“生产关系”的理论，并将两者间的真实关系升华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由此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创建。
第二，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有关政治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3页。
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0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页。
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思辨唯心主义思想，指出两者的真实关系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
黑格尔基于其思辨唯心主义体系，认为“国家”这一理念在概念的运动中把自己“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12。
家庭和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前只是现象和经验的关系，本质的关系则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