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文献综述（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摘要：随着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增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兴起。

文章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制约因素以及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着手，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梳理。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城市适应性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农民工数量在迅速增长，亦农亦工是其最主要的特点。

当今的农民工内部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分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出现了与80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近年来成为广受关注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王春光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差异，既表现在流动动机上，也表现在他们不同的社会特征上。

他将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的人称为新生代(王春光，2001)。

而在另一篇文章中，王春光又将新生代农民工量化为“年龄在25周岁以下”的群体(王春光，2003)。

许传新(2007)在2006年的调查中，则将新生代定义为28岁以下的农民工。

也有学者受文化研究中断代的提法“80后”的启发，认为可以把新生代农民工在实际操作中量化为在1980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

这样做的好处是：分界点特征明确，便于达成共识；可以和其他文化研究中的概念衔接；避免各个研究者在资料使用上因为标准不同而失去可比性(李伟东，2009)。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这是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却没有对其具体的界定。

本文比较认同的是李伟东的界定。

作为外来人口的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实现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一直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任远、邬民乐，2006)。

当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的现状、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以及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注，他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城市融人情况进行了实证或理论的探讨。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农民工城市融入或城市适应性问题研究是我国农民工问题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越来越多地进人城市，学界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或城市适应性问题研究的对象也随之转移。

较之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观意愿有所增强。

王春光(2001)指出，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者生活型。

如果用推拉理论来解释的话，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拉力的作用显然远远大于农村生活推力的作用。

李涛(2009)通过调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想永久地在工作的城市居住下去，有主动融人城市的要求，而在传统农民工身上的这种渴望就不是这么明显。

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外出的动机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维持生计，他们更想通过这种进城的机会来改变农民的身份，融人到城市环境中，成为一个城市人。

然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依旧很低。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工进城受到不公平的社会待遇，城市对农民工来说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新生代农民工依旧在经历这样的遭遇。

许传新(2007)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等都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处于较低水平。

他们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在城市“生根”，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人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

刘传江、程建林(2008)利用2005年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实际测算，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仅仅处于市民化过程中的中间阶段，距离实现城市融人还有很长一段路，目前仍面临很多障碍。

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人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从而形成了“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尴尬境地(王春光，2001)。

何绍辉(2008)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等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陌生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根”。

然而，受乡村特定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运作逻辑的区隔，新生代农民工亦难以有效回归乡村，难以在乡村社会有效“归根”。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这特殊的大型人群游弋于城市和乡村的边缘，徘徊于“扎根”与“归根”的双重困惑之中。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1．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人城市的制度因素李强(2000)认为，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及城市融人的最大障碍。

传统农民工如此，新生代农民工同样受制于这种障碍。

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户籍之上的城市各种制度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或制度排斥)，学界对此已基本形成共识。

户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任远、戴星翼，2003)。

户籍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城市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的背离。

城市农民工通过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但从身份上看，他们依然是农民。

李涛(2009)指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地放宽，但对身份管理没有改变。

农民有了进城就业的权利，但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根，由户籍制衍生的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人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

李伟东(2009)指出，制度设计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社会有一定的隔膜，既无法参与规则的制定，也无法顺利融入当地社会。

李强、龙文进(2009)指出，城市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和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政治力量等制度政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城市融入有很重要的影响。

在这些方面的弱势，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实现城市融入。

2．社会管理、劳动报酬、社会观念等其他社会因素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除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团体对进城农民工的关注和容纳不够也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度低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组织、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还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建立的社区组织、文化团体、福利组织等，农民工都很难进入，最突出的是工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社区没有对进城农民工必要的承纳与整合(江立华，2003)。

许传新(2007)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得到城市社区参与、组织支持的机会极少，对其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影响，最终制约着他们的城市融人。

在城市工作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高，经济收入较低，在城市中绝大多数处于中下水平，自然难以承受在城市生活的各种高消费，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等。

有学者指出，居无定所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经济因素。

住房问题对于男性来说尤为重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男婚女嫁的传统习俗当中，房子常常是男性青年必须准备的，但由于实际收入跟高昂的房价差距太大，他们的长远打算是不能定居城市。

而女性的长远打算，多数是不确定的，需据未来男友的去向而定。

实际上，他们不是不想在城市永久居住，而是由于买不起房子而不能够在城市定居(李涛，2009)。

朱考金、刘瑞清(2007)调查发现，青年农民工在城市里所拥有的正式社会支持网极其缺乏，从而影响了他们城市融入的意愿，并最终会制约他们的城市融入。

同样，社会歧视也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人。

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主要有两种类型：政策性歧视和市民的歧视，这些歧视阻止了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加深了农民工与城市和市民的“鸿沟”(张时玲，2006)。

当前很大一部分城市市民对农民工有着严重的偏见和歧视，常常将自己视作“一等公民”而把农民工看作“二等公民”，认为农民工素质低下、观念落后，把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市容问题乃至城市人的失业问题都归结到农民工身上，认为农民工的到来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社会秩序，因此产生了城市人与农民工对立冲突。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城市生活经历等方面较之于以往的农民工有很大优势，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被歧视的状况，这使得农民工无法也不愿更多地与城市人交往，而是选择与其他农民工交往，因为后者可以保障他们在交往中处于对等的地位。

交往的局限性限制了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吴振华，2005)。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不少学者从“社会网络”角度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问题。

渠敬东(2001)指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并影响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

中国的乡土社会历来重视亲缘和地缘关系。

这种对亲缘、地缘关系的重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成为一种“习性”，这种“习性”没有因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和交往中，乡土社会网络依旧起着重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互动，不利于他们融人城市社会。

何绍辉(2008)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亦使他们难以真正在城里扎根。

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农村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城里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另外，受到自身收入水平和知识能力等影响，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而被城市主流社会抛之于外，只能是城市生活的向往者。

朱考金、刘瑞清(2007)通过对南京青年农民工的调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过多的依靠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则更易导致城市融人的失败。

三、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同时在心态和文化习俗上更容易接近于市民，但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安排，使得他们的期望与城市体系的客观排斥之间存在差距。

王桂新等(2008)认为，要协调多方主体，应该从推进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革着手，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

徐莺(2006)指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破除制度性障碍因素，加快城镇户口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城市融人的最大障碍。

户籍制度不改，农民工就永远不能转为正式工人，永远只能当农民工，融不进城市的社会，因此必须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其对农民工的种种直接和间接的限制(陆学艺，2003)。

李强、龙文进(2009)指出．政府要在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制度和增加农民工政治权利等方面继续努力，牢牢把握方向，加快制度变革的步伐，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日益良好的环境。

针对城市社会管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遗漏”，有学者提出，倡导城市社区和群体的接纳(周莹、周海旺，2009)，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广泛参与城市社区、工会、第三部门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