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早期全球化内容摘要：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一种发展趋势，对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已经和正在产生着不可避免的影响，它的启动最早可以追溯的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的“地理大发现”，而正是15世纪早期中国郑和七下西洋揭开了这个伟大的“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并对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亚非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字：郑和下西洋全球化远洋航海地理大发现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不能独立其外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所谓的全球化，通常意义上是指全球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联系不断加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及全球整体意识崛起的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现象及其过程。
全球化也具有很大的综合性，“至少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基本内容”①。
而关于全球化过程的的最初启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有过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广义上可追溯到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各个民族和地区在远古时期和中世纪的联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有限的展开了；另一种观点认为，狭义上是指16世纪以来的事情。
例如，我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可追溯到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航海技术克服了海洋的障碍，人类洲际交通能力成为可能，……，他们对世界市场的拓展和向亚非国家的殖民活动是全球化过程开始阶段的根本特征”②，国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随着16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全面展开，以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为标志，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就开始了”③，“16世纪以地理大发现为主要内容的诸多事件，决定了世界向整体化方向的基本趋势，从而标志着全球化的最初启动”④。
因此，把15世纪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作为早期全球化启动的标志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是谁开启了这样一个人类大规模地远洋航海，探索未知世界的“大航海时代”呢？是15世纪早期中国明朝的郑和以及他的船队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远洋航海活动，他们是人类远洋航海的先驱，“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郑和航海探险的丰功伟绩，就在于引导了人类发现世界，从而导致了以后被称为‘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其他航海探险家的一系列的航海探险活动”⑤。
本文就从郑和下西洋对欧洲航海家们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所产生的影响，和对广大亚非国家之间联系交往的强化作用等方面来阐述，郑和下西洋与早期全球化启动之间的联系。
一、“大航海时代”的先驱15世纪至16世纪是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开始探索未知世界进行远洋航海的“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最早是从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开始的，到欧洲人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等进行开辟新航路时达到高潮，这些活动共同揭开了人类迈向全球化的第一步。
越洋探险是以科学探索海洋为标志的，是以先进的航海船舶，并掌握一定的航海科学技术为一定条件而得以实现的。
古代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很高的造船技术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关于郑和下西洋时的宝船，许多文献资料中都有记载。
《明史·郑和传》记载说：“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命和及王景弘等，通便西洋。
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敌”，其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⑥，可见当时中国造船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当时中国所造海船已拥有隔离舱，而当时西方的造船技术虽有一些进步，但与中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等人远航时所乘的船仅数十吨最大者一二百吨。
更为重要的是郑和船队还能把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罗盘指向，测量航程，水深和底质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据郑和船队的随行人员巩真在他所写的《西洋番国志》自序中记述“往还三年，经济大海，绵邈迷茫，水天连接。
四望迥然，绝无纤翳之隐蔽。
为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
斵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
经年累旬，昼夜不止，海中之山与形状不一，但见于前，或在左右，视为准则，转向而往。
要在更数起止，计算无差，必达其所”⑦。
郑和船队的这些物标导航，罗经指向，天文定位，计程计速等航海技术的综合运用，已把定位航海技术推向了一个新水平，对欧人所进行的远洋探险有巨大示范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哥伦布到达美洲，迪亚士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之所以成功，是接受了郑和船队的航海经验和技术。
正如坦普尔所说：“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指南针，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
”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早期全球化的开始是中国的航海技术为其指明了航向。
郑和下西洋，遍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
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加剌，浡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拉丹，南巫里，锡兰山，南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勒，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呢，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代，那孤儿凡30余国。
”这不仅延伸了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原有许多航线，而且还开辟了许多新航线。
就其出航地点而言，就有20余处，主要航线竟达42条之多⑨，而且还绘制了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也最先进的航海图—《郑和航海图》。
郑和船队最先所开辟的海上交通网，东西线与南北线的航路纵横交错，大艐小艐之船随之往来穿梭。
此外，更设有四大交通中心站:占城，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郑和船队的分艐从此四大中心出发后，分作扇形前往所要访问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郑和船队还从印度古里北上，到达波斯湾，在此接通了唐代贾耽所记的通海夷道后，继由锡兰出发，途径溜山，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麻地等地，亚非海上交通网至此形成⑩。
而且郑和船队是最先绕过好望角，到达大西洋东南海域的，李约瑟说，郑和在“1417至1433年间的三次远航则囊括整个东非海岸，包括摩加迪沙，莫桑鼻给，最远至马达加斯加海峡”，“16世纪的中国地图上的南非图形式是非正确的，即尖部向南”11。
此外，郑和是有史记载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在《郑和航海图》上也标明了这条横穿印度洋的线路。
这不仅是空前的壮举，更对其后的越洋探险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葡萄牙远洋探险队最初只是沿着非洲西海岸南行，经过多次的探险才达到北纬8度海域的几内亚一带，这些航行全部仍“是沿岸航法，横渡大洋的技术还全然不知道”12。
当后来的达伽马到达非洲东海岸后，在马林迪找到了富有航海经验的阿拉伯水手艾哈迈德·伊本·马季德领航，就是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路，横越印度洋，直达科泽利特的13。
郑和船队在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中发挥了先导作用，为达伽马的航行做了“铺路”的工作，也为早期全球化人类走向世界开辟了“新航路”。
二、商人，使者？世界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可以说是全球化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内容，而这些联系的广度速度强度和影响的加强又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所以，早期全球化的启动应该是首先从一个或几个地区之间联系交往的加强开始的。
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到访过亚非三十余国，大大促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特别是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推动了早期全球化最先在亚非地区启动。
郑一钧曾概括说“郑和航海在政治上建立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和平友好局势，在经济上带来了“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在外交上使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关系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军事上为海路畅通，海外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努力，在文化方面向亚非各国传播了中国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医疗技术”14。
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亚非贸易网，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物资文化技术和人员在这个网络流动性日益增强。
中国的瓷器丝绸等货物就是循着这些航路源源不断地到各国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瀛洲胜览》，《星搓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三书中就记录了郑和船队在亚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瓷器为“货用”来“换易”当地商品的情况。
马欢在《瀛洲胜览·祖法儿》条中记载“中国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白竭，芦岑，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之类，来换紵丝，瓷器等物”的情景。
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非东非等地出土的明代瓷片，瓷器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坦桑尼亚海岸发现出土的中国陶瓷片的遗址就有46处，据詹姆斯·卡尔科曼氏调查发现在15世纪初，中国明代海军曾访问过的马林迪的柱墓建筑的非常壮观，竟高达9米，这些柱墓是用15世纪中国的青瓷，青白瓷和钴蓝色花纹的青花碗来装饰的。
经过郑和航达东非，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瓷器在那里都被普及了，潘克胡斯特说，在野外工作时所暴露出来的看，几乎从亚丁湾到桑给巴尔的整个非洲东海岸，都有中国陶瓷碎片15。
另据霍布松氏调查所见，在荒凉的海岸和内陆的达姆巴克发现的中国瓷器是15世纪，即中国明代初期的青花瓷；在孟买的威尔斯王子博物馆，以自15世纪后一直到17世纪前半期的明代青瓷和青花瓷这两种瓷器占绝大多数。
不仅仅是这些，郑和船队还带去了中国特产的锦绮，纱罗，绫绢，紵丝，以及新近发展的青花釉里红瓷器，这些都是独步世界的产品，深受各国人民喜爱。
至于铁鼎，铜器也是大宗出口货物，从印度洋运往中国的货物更是名目繁多，据《明史》《瀛洲胜览》等书统计，共计158种，香苏，胡椒，苏木和珍宝，棉布占进口货物的多数。
其中，有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出产的乳香，香脂，宝石，珊瑚，象牙，犀角，名马，颜料，波斯湾的珍珠，碾花琉璃，叙利亚的拂郎双刃刀，孟加拉霜糖，戗金琉璃器，科泽科特的胡椒，印度棉布，还有科罗曼德的槀泥布，红八者蓝布，沙特里布，红番布等四大名布。
随着郑和下西洋，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生产技术的交流也逐渐展开，中国的烧瓷技术开始流传的阿拉伯地区，而且中国也从海外引进了先进的烧玻璃工艺，《事物原会》说：明初，“三宝太监下西洋，携烧玻璃（最早译作玻瓈）人来中国，故中国玻瓈顿贱。
烧者有气眼而轻。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热爱和平，历代统治者对外族都奉行怀柔政策，明朝政府也一直奉行这样的对外政策。
明初，朱元璋颁布《皇明祖训》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永乐七年明成祖派遣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也说“敕（帝王命令）谕四方海外诸藩王及头目人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吾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16。
郑和作为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第一为和平使者，也一直遵守着这一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这不仅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且也推动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及文化交流，为早期全球化在亚非地区首先启动创造了和平的环境，这与欧洲人最初远航探险时所具有的殖民扩张性质是明显不同的，正如李约瑟指出的那样“在战争与冲突方面，对比也是很鲜明的，而一边，葡萄牙的‘东方苏伊士’几乎立刻从事起全面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