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习禅并以禅入诗的实际情况
在唐代，习禅乃是一种文人的时尚。

禅的思想渗入到文人士大夫人生理想与生活情趣中,由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形成了禅理与诗歌、绘画密不可分的局面,导致了绘画对墨法的研求,对韵味和意境的追求。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产空前发展的一个繁荣时代。

疆土辽阔,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民族杂居,对外贸易发达,外来宗教和文化的流入,均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构成影响。

经济的繁荣,势必带来文化上的大发展。

儒、道、佛三家思想至唐代也是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从禅宗自身发展的角度讲，由于大量士人进入丛林，禅门与文人有多方面联系，又大大提高了禅宗的文化水平。

中晚唐产生的大量偈颂与语录，就是显示这种文化水平的特异成果。

而禅宗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又反过来加强了对于文人和整个文化领域的影响。

在这个循环往复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文人与禅的关系加深了，多种形式的禅文化的成果也产生了，禅宗本身随之也不断发展变化。

唐代文人习禅的风气很浓。

许多文人都在习禅方面很有作为。

盛唐王维号称“诗佛”，他中年好佛，宴坐蔬食。

他的诗是唐代诗人中最能传达出禅悟的过程、体验与境界者，这已是历来诗家公认的，他在《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中云：“龙钟一老翁，徐步谒禅宫。

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

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

莫怪销炎热，能生大地风。

”
裴休则一生奉佛，公余之暇还与僧人讲论佛理，他曾迎黄檗希运禅师至州治的龙兴寺，著有《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一文。

即使以道、儒著称的诗人李白、杜甫，也有习禅之举。

李白有《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何人也》一诗云：“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

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此诗虽为戏言，对湖州司马名迦叶的调侃，但自许青莲居士，用金粟如来维摩诘居士之典，也可以看出他受过佛教熏习。

除圆熟运用佛典外，李白对佛理的认识应为不浅。

李白集中涉禅之作不在少数《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云：“观心同水月，解领得明珠”，《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云：“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一坐度小劫，观空天地间”，这些都是禅语禅机之作。

杜甫对佛教的领会早已有学者论及，他在天宝十四载所作的《夜听许十一诵诗》曾云：“余亦师粲、可，心犹缚禅寂。

”晚年《秋日夔府咏怀》又云：“心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七祖指的是北宗普寂，可见杜甫对佛教心向往之。

至如中晚唐，元、白、韩、柳、刘禹锡、贾岛、姚合、李商隐、温庭筠，没有不涉及禅学的。

柳宗元中年亲佛，《送选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却自云：“自幼学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他与石头希迁、马祖道一弟子往来有年，《送僧浩初序》是他与韩愈论佛，舍世道求佛道的宣言。

刘禹锡早年曾拜名僧皎然和灵澈为师，中岁与僧元、浩初、惟良等往来，现存《刘宾客文集》中至少有与僧人往来诗廿余首。

白居易对佛教的濡染既多且杂，他自称“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晚年称为“香山居士”。

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日常生活是焚香、扫地而坐，与皎然唱和为友。

刘禹锡信仰禅宗。

贾岛本来是僧人，名无本，后来还俗。

李商隐的诗中大量引用佛典……。

中晚唐的许多文人可以说是“披着袈裟的文人”，由上可见，唐代诗人习禅的普遍性。

诗禅交融也在诗僧的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在唐代，诗僧辈出，禅宗兴盛，以诗说禅示法或做象譬、暗示的禅诗偈颂更形多元面貌。

例如《坛经》中神秀与慧能的示法偈是纯粹的哲理诗，僧璨所作的《信心铭》、永嘉禅师《证道歌》也都是较近哲理化的古体，晚唐五代“五家七宗”以文字斗机锋的开悟偈、示法、传法偈，
是质直的五七言诗歌体裁，寒山、拾得、灵澈、皎然等诗僧的乐道之作，肯定人生，表现情趣，则保有丰富的诗歌艺术，也不乏严整的五七言律体等等。

从唐代诗僧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诗意与禅意兼得，都能成熟地转化自然意象，成就清净禅境。

例如：齐己钟情于诗又归心于禅，诗染世情，禅求寂心，二者在他的《白莲集》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诗禅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史上除“格义”之外的一大问题，也是诗学发展与诗歌历史上的重要问题。

唐代是禅宗鼎盛、诗歌繁荣的时代，诗禅交互影响在唐代已有全貌，因此作为观察诗禅交涉的断代重心，极为合适。

诗僧们实践了诗禅之间由矛盾到统一的过程，成就了幽栖乐道的清幽诗作，蔚为唐宋以下文学风尚的林下逸韵，同时又以禅论诗，喻显诗歌幽微胜境，这是诗禅文化史上韵姿幽迥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