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是全球陆地生态最多的国家，基本囊括了全部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这些生态系统是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目前我国的生态系统都在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之中，形势不容乐观。
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必须认清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和存在的关键问题，其中西部是重点。
生态治理应当从基础的科学问题入手，减少人为压力，释放自然恢复潜力。
国外成功的经验是利用自然力，国内外一些大型的生态工程之所以不能成功，正是因为违背了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
为此，我们建议对于我国的退化生态系统治理应当“以人为本”，将退化生态系统治理与正在发展的城镇化集合起来考虑，实施人口城市化、生态自然化；先易后难，分类治理；保障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并形成生态治理产业，促进我国各类退化生态系统的全面治理。
全球共有十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我国占其中九类，分别是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寒带针叶林、红树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苔原。
我国唯一缺乏典型的非洲萨王那群落(稀树疏林草地生态系统)，但是中国的四大沙地(浑善达克、科尔沁、毛乌素、呼伦贝尔)在健康状态下其结构与功能恰恰是“萨王那”类型的。
这样，我国不仅是全球生态系统类型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囊括全部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
然后，非常不幸的是，我们这些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刘国华等, 2000)。
除了众所周知的森林锐减、荒漠化扩大外，那些过去较少受到破坏或轻度破坏的高寒草甸、温带草原也出现了严重退化。
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的现实异常严峻，如果控制不住，将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国家安全。
由生态系统退化的诱发各种生态灾难，业已使国家蒙受了重大损失，如1998年仅长江和松嫩流域特大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2000亿人民币！(温家宝, 1998)。
生态破坏还加剧贫困，影响社会安定。
在我国一些沙化严重的地区，当地农民被迫远走他乡，成为生态灾民。
因此，我国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应当列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能力建设的头等大事情来抓。
一、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二、要认清生态治理存在的关键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国家相应启动了许多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工程(国家林业局, 2002),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治理效果相对于巨额投资来讲却不尽人意。
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下述关键问题的存在：第一，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忽视了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薄弱的社会基础这些基本事实。
毛泽东(1956)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有关于少数汉族与民族关系的精辟论述：“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
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确切地说，黑河-腾冲线是我国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业类型的综合分异线：东部以汉族为主, 占全国的94.3%，面积为42.9%；西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人口虽只有5.7%，然其面积却达57.1% (张善余，1999)。
目前，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赶，但由于人才、交通与基础条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赶上东部。
中国1000个著名制造业的89%在东部，而西部仅占11%；仅一个江苏省(13.7%)就超过了西部十几个省的总和。
因此，西部无论怎样追赶，经济的不平衡这条鸿沟是很难逾越的。
而在盲目追求gdp中造成的西部生态退化所需的高额治理费用，却不得不由国家来“买单”，如2002年国家“六大林业工程”的256亿元主要用在了西部。
西部脆弱的环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盐渍化、气候干旱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当成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
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00 000 km2，其中约有80%发生在西部，全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西部孕育着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库，如云南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缘种都在这里分布；新疆干旱区、青藏高原地区分布
有很强的适应特殊环境(高温、干旱、寒冷、强光、强紫外辐射)的物种，蕴藏着我国农业、医药业、工业持续的后备基因库。
西部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傣族、瑶族、壮族等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国陆地生态最完整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感谢少数民族为中华大家庭保留了如此多样和美丽的生态系统。
西部开发决不能盲目追求gdp，而必须提倡绿色gdp，将这里的生态保护好就是对国家重大的贡献：一可以节省下来巨额的治理费用，二可通过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东部和海外的观光客; 三可将上风、上水向的环境保护好，为东部输入清洁的空气、水分、能源，如将这些折算成现金也是巨额的一笔费用，国际上流行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就是基于这种思路(costanza r. 1997); 四可为子孙后代保留完美的生态系统。
而目前的现状是，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永远不清，长江将变黄河，真是令人痛心。
第二，在生态治理措施方面，一些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没有搞清。
如目前沙地草地普遍实行的种树与飞播种问题就没有考虑到生态本底。
在草原上天然分布的就是草或者灌木，试图造林改变这种生态基础，但收到的效果是不大的。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建国53年的森林覆盖率仅0.87%(其中包括浑善达克的天然榆树!), 恰说明了造林实际上是失败的。
另外树木“阻挡”沙尘暴比起草“捂盖”沙尘暴的作用来要小得多。
飞播仅解决了生态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没有种子或种苗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
实际上，退化沙地和草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体（孢子、种子、根、幼苗等），只是人们没有给它生长的机会，或者人们没有管住牲口的行为。
另外，飞播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种，容易使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变成物种比较单一的系统，如毛乌素沙地就变成了以羊柴、油蒿为主的灌丛，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大大降低了。
第三，在治理费用的使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分割现象。
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如经费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当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实际效果如何，而上级领导也会以“专款专用”的理由监督，造成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局面。
地方领导关心的是生态治理费用有多少，而不是恢复效益有多大。
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也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了。
人们最热衷造林工程，很显然这里有“油水”，越是那些树木不能成活的地区，“油水”就越大，且基本上没有风险——树木早晚都得死，怨不到他们头上来。
很多贫困县的造林工程都是“一把手”亲自抓，连“二把手”都摊不上，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 1.5m的獐子松报价300元! 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帐去？年财政收入仅1 000余万元的某旗县，三年来国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项已高达1.5亿，其所在盟共有9个这样的旗县！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是不言而喻的。
沙尘暴问题出现后，地方领导的车辆变得高级起来，试想这些贫困县(旗)的财政收入因为减免了牧民的牧业税大大下降了，而公款消费的水平却很快提高了，钱从那里来？第四，重建设，轻保护，甚至不愿谈保护。
长期以来，人们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只是认为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资源，而较少考虑到生态系统对于大量外来力的承受能力，利益的驱动促使人们把生态系统当成能够“赚钱”的场所。
一旦当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了，人们又轻易地把退化的原因推向“自然”的一面，或者认为是别国的退化造成了我们的生态灾难。
在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哪里退化严重得到的治理费用就越多，而保护好的地区，得不到经费；在对牧户的补助中，谁家的羊多得到的补助也多。
这样就变相鼓励了“生态破坏”。
“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的自我维持能力考虑，盲目下任务、下指标，地方政府为了从中得到“移民安置费”，也会去抢任务。
这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荒漠化土地越治理越多，一些冠冕堂皇的“生态建设”实际上是深层次上的“生态破坏”。
以沙尘暴为例，大量的土壤物质每经历一次沙尘暴，就被刮掉一层地皮。
这些物质在异地是有害的、令人讨厌的，但在当地却是宝贵的、是支持土地生机的关键因子，亿万年形成的土壤，损失了就不能弥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高明, 2002b)。
可是，一些科学家不是将这个简单的道理及时地告诉国家，而是热衷于引进先进的仪器来监测我们损失了多少土，
长期下去，于国家何益？而采取“人退保土”的办法，我们是能够减缓或者遏制土壤损失的。
生态保护的关键就是保土。
自然界虽然存在着应对环境波动的能力，但是人类的力量可以超越这种能力，使得生态退化超出能够恢复的“阈值”。
因此，生态恢复必须在加大投入实施生态建设工程的同时，重视生态保护的作用，释放自然力。
其中帮助社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是解决所有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liu et al, 2003)。
在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中，要旗帜鲜明地提倡“以保为主、以建为辅”的原则，而不能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