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及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发表时间：2019-05-07T16:52:11.760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8月24期作者：曾佳[导读] 智库在国家发展和思想市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尽管我国的智库发展迅猛，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智库类型、资金来源、人员构成方面分析了老牌智库建设国家德国的发展现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 610071）摘要：智库在国家发展和思想市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尽管我国的智库发展迅猛，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智库类型、资金来源、人员构成方面分析了老牌智库建设国家德国的发展现状，并且从运行机制、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生存环境、公共性方面的差异、政治体制导致的差异五个方面将中国和德国智库做了对比，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德国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德国智库；中德对比；智库建设智库是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政策建议和政策咨询的机构，其发展依赖于充足的资金保障，其灵魂基于独立的研究立场，其活力在于开放的思想市场，其前途寄托于国家的发展进步。
智库大多是非盈利的私营或公共组织，致力于考察与分析政策相关问题，并以出版物、报告、讲座和研讨会等形式产出研究成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智库的目标受众是希望能够影响决策与舆论的人。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影响下，新型智库开始涌现，德国也成为最早一批建立智库的国家之一，尽管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上与中国差异很大，但是两国的智库发展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百余年的发展之中也形成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特色和优势。
一、德国智库的现状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8》显示，德国共有智库218家智库，居全球智库数量排名的第六位，其中一半以上的智库成立于1975年以后，只有不到10%的智库的历史可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或德意志帝国时期[1]。
智库被称为继“政府、立法、新闻”之后的第四部门，在政府决策、政策取向、社会心理、公众舆论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2]。
一些德国智库与各国政党关系密切，因此在各国都设立了办事处，与当地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具有国际化特征。
（一）德国智库的类型德国智库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学术型智库、拥护型智库和政党智库。
学术型智库在德国占据主流，这类智库强调研究的独立性，即不希望政府影响研究的进程或结果，因此这些机构多是由研究人员进行管理而非政府官员，对研究结果的评估也采用同行评议制；拥护型智库往往由于希望对民意产生影响而并不保持中立，因此会根据自身机构的目的做出决策，其关注的焦点较多，可能是关于某一地区的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也可能是环境问题的某一专门议题；德国的政党智库由六个与政党有关的智库组成，基金会是其主要存在形式，政党建立政治基金会这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是素养和参与度，二是推广其政治纲领和价值观[3]。
（二）德国智库的资金来源德国智库的经费可以依靠公司、个人、基金会等的资助和捐赠，但是社会大众期望智库能够与企业等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因此，德国政府财政资金直接支持的智库比例比较高，影响力也较大。
有资料统计，德国75%以上的智库都接受政府公共资金的资助，另外约25%的智库完全依靠私人资金。
对学术型智库的资助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1：1的比例均摊，其次才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资助。
德国采取的这种公共财政资金直接支持智库的运作机制既能够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使其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又能够保证智库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政策研究。
（三）德国智库的人员构成德国智库的人员规模大于欧洲的平均水平，在56家已知详尽人员规模的智库中，13家的雇员人数超过100，15家的雇员人数在51-100人之间，仅有28家少于50人[4]。
高标准的研究人员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多元化，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
德国的智库研究人员大多拥有博士学位，研究主管则多由政府离任官员和知名学者承担。
为了保证研究的独立性，激发研究人员的创造力，德国智库并不会给高级研究人员提供终身工作保障，这也是避免智库官僚化的有效手段。
二、中德智库的差异决策者缺乏的并不是足够的信息存量规模，而是可靠、科学和权威知识的系统整合与理性解读。
智库作为连接学术话语与政治议题之间的桥梁与中介，以偏好政策的理论研究为关注中心，而活动轨迹又相对独立于正式政治领域，因此其在政治生活不同圈层的沟通传导作用便凸显出来[5]。
《全球智库报告2017》显示，中国智库以512家的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在“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中，中国有7家智库上榜，这也是中国社会智库首次进入百强榜单。
中国智库和德国智库在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和智库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德智库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运行机制不同。
中国智库的形成和运行机制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德国智库大多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其主要目的是影响舆论和公共决策，往往采取各种公开的手段来向公众和决策者传递策略和观点；二是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不同，中国智库往往是为政府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德国智库则是政治沟通的工具，能疏导各方的利益表达，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依据，是公共决策的源头[6]；三是生存环境不同。
中国的智库往往有政策性的约束，不能完全自主管理，在资金上受制于政府，资金和研究者的依附性直接影响了研究的独立性，使智库的研究受其所依赖的利益部门和领导的个人意志左右，有学者评论说“这种带有预设结论的研究与追求科学严谨客观、从事实出发求解问题答案的智库原则不符”[7]。
德国的智库则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资金来源也较为多元，保证了研究的独立性；四是公共性不同。
中国智库往往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浓重的官方色彩也容易导致提出的政策建议偏离现实和社会期望。
作为公共产品，德国智库不仅仅是少数政治精英的幕僚集团，还很注重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为提高决策的公共性服务。
五是政治体制导致的差异。
我国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大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因此，我国智库以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为主，呈现圈层结构，多数为从属于党政机构的智库，大多通过层级管道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承担政府委托的课题或运用内参输送观点，通过相关会议汇集政策观点、为决策者当面授课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
德国虽然采用多党竞争制，但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小，政见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呈向心性竞争态势，这一认同性的政治氛围，促使德国智库扮演着“社会共识”的独立角色。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我国智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党中央提出的智库建设要求和社会期望相比，我国智库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是中国特新新型智库的治理能力稍显不足，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谋划和综合研判水平不够，对公共决策的服务和支撑作用有限，政策研究的成果质量不高，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处于似有似无的状态；二是智库人才存量大但质量不高，对研究人员管得过多、过死，降低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还有待提高，三是智库的组织管理有待完善，公共决策体系的科学性不足，智库参与决策的规范化程度不高，使得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智库既缺乏制度安排，又缺乏组织保障；四是政府的购买服务机制不健全，智库与政府决策之间的沟通渠道不通畅，降低了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效益和支持决策的效率；五是智库的影响力不足，没有健全的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和观点输出渠道，使社会大众对智库研究成果知之甚少，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是不足。
三、德国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一）加强智库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市场化的管理和运营方式是智库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要加强对智库的宏观管理和规划。
一是要提高智库的独立性，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影响，保证研究的的独立性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二是要加强智库与市场的联系，建立智库、公共部门和市场相结合的新型管理制度；三是要拓宽智库的资金筹措渠道，鼓励智库的多元化发展，可以学习德国经验，逐步引进个人、企业、基金会的资金；四是鼓励民间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引导社会力量的积极投入，例如各类专项政策研究机构、民生问题研究中心和公益性质的研究机构等。
（二）须完善人才选拔和培育机制智库的发展以来高素质的人才，从德国的经验来看，智库的人才立足于高校，并且拓宽了高等教育的外延，高校优质的学术资源和科研人员加入智库能够有效的节约人力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8]。
要完善人才选拔和培育机制，一是要吸纳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有能力的政府官员，鼓励优秀的公务员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二是要成立相应的下属研究机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专项政策分析和研究人才；三是政府要提供对智库研究人员进行专项培训的补贴资金，对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理论系统进行培训；四是要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对研究人员从能力、贡献、品德等多维度进行综合评价，为人才晋升提供依据。
除此之外，智库还可以适当打破学历门槛和专业限制，对急需的应用型研究人才可以采取自主招聘的形式，鼓励智库吸收部分离职官员、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员参与研究。
（三）制定财政和制度政策支持智库发展当前，中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文件对智库的登记都规定了必须同时具备登记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这种规定限制了体制外的智库发展，使得其难以登记。
应该适当放宽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条件，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为民间智库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鼓励各行各业成立智库，引导企业对民间智库进行资助，确立对智库进行投资的税前抵扣政策。
此外，还可以加大财政项目的拨付比例，给各类智库争取政府资金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引导研究机构的适当竞争，以激励其产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四）搭建成果发布平台，探索转化机制在成果推销机制上，德国智库主要有出版专著类研究成果、媒体互动以及直接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三种主要方式。
主要面向德国立法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主张，对德国政党、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等单位则主要进行观点输出[9]。
德国智库通常都设有专门的宣传推广部门，并且媒体的联系较为紧密，据统计，一半的德国智库编写并发布新闻，三分之一的智库举办会议和研讨会，仅14%的研究机构为报纸专栏写作或是出版政策简报[10]。
我国的智库也应该拓宽与公众对话的渠道，积极通过电视、网络平台输出自身的观点和成果，通过对舆论和民意进行引导来达到影响政策的目标。
大型智库还可以通过搭建网站、开展论坛、撰写专栏等方式宣传新思想、新观点。
（五）注重提高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深化中国智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有效的提升智库在外交领域对政府的帮助，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中国智库和世界各国智库的交流沟通，便于学习优秀智库的先进经验；二是中国智库才满足国内需求的同事，开始服务于海外市场；三是和世界各国智库开展合作，共同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