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只是替罪羊摘要：1894年，甲午战败，李鸿章的政治资本全部沉没于大海中，他因此获罪。
当时中国只有李鸿章可以做国际社会承认全权代表。
李鸿章被迫出面收拾残局，他独自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孤立无援，可谓“一夜白头”。
当《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成为了众矢之的，很多人要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
那么这场战争的责任，李鸿章应该负多少呢？真的全都是因为李鸿章的避战保船，不可轻言战事，而导致战败吗？这么简单的结论吗？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外交第一人，对于议和这种事情，除了让他去还真没有别人可以，要派别人嘛，外国人不承认！还是因为这场战争有其他的根源呢？还有那些人或者那些群体应该为这次的大败负责任呢？关键词：李鸿章甲午战争替罪羊北洋海军思想李鸿章的垮台关于一次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那么120年前的那场战争究竟是败在哪里？是否真的只是简单的传统的官方说法：李鸿章为保政治资本，避战保船而贻误战机，最终导致失败，以及含混的说是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导致战争的失败这般的牵强的理由。
我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根本在于一个“穷”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其实早已积贫积弱，再加上进行大规模的铁甲化兵船的建设更为早已不堪重负的财政起了“雪上加霜”的打击，洋务运动的第二阶段的口号是“求富”，因为前面的“自强”把钱给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打出了“求富”的口号就是为了可以继续所谓的海防建设，海陆空三军当中，海军相比陆军、空军的花费要大得多。
而且不是海军不是你想发展就可以发展的，不单单是烧钱，人选也不是像陆军那样，有人有枪就可以拉出几百万人来。
按今天的话说，一辆坦克几百万；一家飞机几千万；一艘军舰至少上亿，核潜艇得十几亿，航母得几十亿。
我们现在建设海军都有些力不从心。
要知道海军是一个国家大工业化的象征，现在的中国都不能说是一个工业化国家，更何况倒退到120年以前的晚清末年呢？尤其同时装备北洋、南洋、福建、粤洋四支海军，其花费放在当时其他发达国家负担一定也是很重的，更何况是晚清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呢？那么穷的根本在于哪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用农业来支撑现代化发展，焉有成功的可能？更何况还是落后的农业。
当时一发克虏伯的炮弹需要30两银子，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的一年的收入。
李鸿章对这个情况十分清楚，他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千里，数百里方圆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
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
”这些在于一个落后的、难以变革的农业国要发展的阻力很大，尤其在思想观念上很难有人可以突破，就算在这个帝国的精英阶层也只有少数人看清这一点，但只有他们的力量够吗？答案很肯定：不够。
甲午年间的中国依旧是重农鄙商，不屑壮大商业，也不知道靠商业来富国，或者说社会的主要力量依旧停留在封闭的状态中，那些所谓新兴的商人要么是官商，要么是官加商，就算是这些相对进步的群体也只是少数，更何况在这些当中的许多人或依靠商业发家致富，或依靠职权发家致富，但成为了新兴的地主，满足自己的需求尚且不足，更何况能够有公心去富国。
李鸿章的手下盛宣怀通过协办洋务成为了清末首富，但这些只是影响了他自己的腰包而已。
正因为商业群体力量的弱小，商业的影响力在一个思想落后、封闭的帝国中十分有限。
思想的落后导致思想的愚昧，思想的愚昧加剧思想的落后！李鸿章费尽心机在西苑给慈禧安了一台蒸汽机车，最后却让她上演了一出马拉火车的闹剧。
还说火车动了“龙脉”。
帝国的最高层的文化生活应该是最广泛的，因为他们毕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以及能够接受相对较好的教育，但他们固步自封，依旧赖在天朝上国迷梦迟迟未醒。
据统计，在1875年，日本全国总共开设了15600所“室子屋”当时日本男子的就学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三、女子为百分之十。
十年之后的数据据说就翻了一翻。
而法国大革命时男子的读写能力在百分之三十以下；新中国成立时大约为百分之十五；印度独立时才百分之十。
下层百姓连字都不识，所以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力量暂且不能指望。
他们连自己应该去做什么都不知道，你如何去发动他们呢？以前看过老舍先生的《茶馆》，它的第一幕是以戊戌变法的失败为背景。
两个细节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茶馆里的柱子上写着“莫谈国事”，另一个就是当听说谭嗣同要被斩首时，一个茶客问另一个茶客，这谭嗣同是什么人？戊戌变法搞到这种程度，它不失败才是奇事一桩。
相较日本，明治维新时候的很多事情无不是全民动员，为了建设海军全民捐款，他们的皇后甚至捐出了自己后冠上唯一的一颗珠宝，我们的慈禧太后如果听说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想法，我们不得而知。
中日同时看中最新的英式巡洋舰，但因为慈禧的六十大寿，建颐和园以及光绪结婚挪用海军经费700万两，无力支付导致该舰被日本买去。
在甲午海战中，那艘军舰的作用我们都有目共睹。
可见，当时的社会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绝非一个人之力可以改变的。
留美幼童虽然学成归来，但毕竟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并且他们大多是服务于技术领域，在文化上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孩子从小只学四书五经，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怎能应对？诚如李鸿章所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
”李鸿章希望有留美幼童能够进入美国的军校，培养出他所需要的军政人才，但是此项愿望随着政策的突变并没有如愿。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人才队伍不仅结构不合理，而且数量上也不占优。
他们可能经常要面对落后的同僚，甚至受到他们的排挤，因为他们毕竟是少数的群体，大多数人还是“科班”出身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恐怕也是无法接受。
虽然国内也有先进的学堂，但是多少还是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而不能有效地发挥它们培养先进人才的作用。
我们来看看北洋水师当时的情况。
它错过了十九世纪海军发展的两次历史机遇。
清政府对于发展海军一是没有钱，二是不受重视，大清帝国的近代化就是三分钟热度。
没有钱有双重因素：一、中国的财源的匮乏，二、舍不得掏腰包。
一方面，总理海军事务的大臣醇亲王奕譞是光绪帝的生父，他考虑最多的不是海军，而是自己的儿子。
他千方百计的讨慈禧的欢心，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让慈禧早日让出权力给自己的儿子。
另一方面，无非就是怕李鸿章兵权益盛，担心自己的儿子的安危，儿子比什么都重要呀。
李鸿章只是一个汉臣，能够达到那种地位已经是举步维艰了，办海军受到那些满臣的倾轧和阻挠，只能束手无策。
这般的境况，海军的建设怎么可能顺利进行？李鸿章曾经私下叹苦：“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
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此等欺诈，明显是嫡系的满臣占优势，哪里是虽然权大但实际位卑的李鸿章可以应付的。
海军建设的命脉——钱，并不掌握在李鸿章的手中，要是上面不给钱，他再有决心也是徒劳无功。
上梁不正下梁歪。
各层官吏不但思想落后，而且欺上瞒下，私吞公款，参与走私的现象十分严重，在丰岛海战中，吉野号本已被炮弹击中，但那是无弹药的炮弹，所以吉野号只是受了轻伤。
这只是很多例子当中的一个。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大发感慨：“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傻瓜都可以看出当时之境乃是强敌环伺，他们还如此荒废兵事，这般的懈怠，只是等待败北而已。
甲午海战之时，北洋水师早已不是远东第一，其总吨位、总舰船数、主要作战舰数都远不如日本，且北洋水师没有速射炮，日本打6发中国打1发，炮弹质量太差，能不能爆炸是一个问题，炮弹里面到底是装弹药还是装沙子，这个完全取决于运气。
平时训练，弄虚作假，战时如何应敌？那么此时日本是如何为了打败中国而不懈努力？1886年中国的“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等四军舰访问日本，大大刺激了日本政府投入巨资建设海军，从天皇到老百姓踊跃捐款购置军舰，力争短期赶超北洋水师。
1891年，清政府在外交上继续坚持对朝鲜的保护权的同时，在军事上通过炫耀强大的海军力量，希望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
而此时的日本为了摸清北洋水师的底牌，也特地发出了访日的邀请。
北洋水师在访问横滨、长崎后，于8月4日离开日本回国，8月11日返抵威海，结束了此次访日之旅。
一些将领对日本海军发展速度之快吃惊不已，认为自身装备已陈旧落伍，纷纷上书要求添船换炮，却被户部以经费短缺为由拒绝，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也未添一舰一炮。
反观日本，朝野各界将北洋水师作为日本的头号威胁，立志以战胜北洋水师为目标，掀起了超常规加速扩充海军军备的高潮。
1892年，伊藤内阁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在天皇的裁决下很快得以落实。
1893年，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此后6年中再从内帑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
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已拥有各种军舰55艘。
中日双方海军实力此消彼长，日本海军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
1894年，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水师在丰岛、黄海、威海卫三战皆败，以全军覆没的结局收场。
对比中日的做法，似乎可以看出一些迹象。
北洋海军的建设目标模糊，敌人就在眼前却不知，就算知道的人也无力改变，一切就显得那么的无力和让人们扼腕叹息。
而日本却从北洋海军第一次访问日本之后就加大海军建设的力度，目标十分明确，超越北洋海军。
中国、日本，一个盲目采取守势，连自己的敌人都不明确，甚至到了挨打了还在争取所谓的“国际调停”，进一步丧失战机。
另一个则为了打败中国而全力开进。
由此可见，北洋舰队在全面的落后于日本这个“隐藏”中的敌人。
琉球事件，已经暴露了日本的野心，但中国政府对于此并没有予以重视，虽然大力建设北洋海军，但过程却和愿望相去甚远。
这些事情实在不是李鸿章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就算他有决心，但是没有历史的机遇，这些情况我们在先前已经讲过了。
说起来，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间谍在起决定性作用，打仗最关键的就是情报的搜集。
拿破仑宣称：“一个好的间谍抵得上战场上两万名士兵。
”对于这方面，我们的大清帝国和日本又各有怎样的作为呢？大清国情报工作反应迟钝，作战中枢多次出现人为造成的情报事故，甚至连媒体也胡乱报道不确实的战争信息，使战争的决策和民众对战争的认识产生错误判断。
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也极度欠乏情报观念，常凭主观经验臆测或偏听偏信来指挥作战。
但是指挥中枢又不是只有李鸿章一个人，难道其他人都是傻瓜，瞎了、盲了？显然不是。
清国的国家机构及军事体系中均未设置专门的情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