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功与过他有着清一代汉族官僚的最高殊荣。

他是当时国外知名的“中国第一人”。

欧洲雕塑家把他与德国的俾斯麦、英国的格兰斯顿并列为“世界三大伟人”，并雕像纪念。

他——李鸿章，生前谤言丛集，死后馆盖难以定论。

贬之者称其为大刽子手、大汉奸、大卖国贼、誉之者称其为近代化的开创者、奠基人。

李鸿章毕生所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

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年的历史。

他任直隶总督兼北大大臣25年，既是手握行政、军事大权的第一总督，又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代表人物，权大任重，内外兼顾。

这一方面使他在洋务运动中大显身手，干出一番事业；大另一方面，弱国外交的困境又使他战难取胜，和必退让，最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受攻击和诽谤的悲剧性人物。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观，把他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

一、功李鸿章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

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和百姓骂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其实这不仅对李是不公平的。

因为在我们看来，此运动的局限性更加明显，综观历史，农民起义，只是以武力实现了改朝换代。

它并不能直接地推动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也不能引导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更不能派生出伟大的学说和先进的理论。

它只能以一个新政权，取代一个旧政权。

正是因为大清帝国有像李鸿章这样的臣子拼命保驾，有像李鸿章这样的才学超人之士运筹帷幄，太平天国才没有完成他们消灭大清的志向，洪秀全才会兵败如山。

李鸿章创立了淮军。

作为淮军的最高统帅，李鸿章对其严格治理，加大训练强度，整顿军中纪律。

他要求自己的军队不能依靠洋人，一定要“自强”，而最初的自强之道，就是所谓“讲求洋器”。

在任命统领时，看中能力，不论出身与文化。

他鄙弃那些空有一肚子才学而不知世事之人（可见他“务实”的治世思想在这里已经有所体现）。

在征集军饷的时候，采用关税和厘金分开使用的办法，主张厘金的用途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从商人手中多收钱，而不是剥削农民。

这支军队在保卫上海，转战苏南，牵制太平军东线兵力，为扑灭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之后在转战黄河、运河之间，取得了“剿捻”的胜利，完成了曾国藩难以完成的任务。

李鸿章晋升江苏巡抚时，对江苏各方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他整顿江苏省的吏治，罢黜一批官员，启用一批务实肯干的人才。

筹建自己的幕府，召集各种各样有能力的人才。

建设地方经济，在战后地区恢复农业生产，减免田赋。

在财政管理上倾向于从地主豪绅手中获取钱财。

这些措施多少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他还使得科举制度重新焕发活力，增添乡试名额，在苏州谁新科，重建书院。

李鸿章与秘鲁签订《中秘有好通商条约》。

他在为不准秘鲁在澳门及各口岸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一条反复争论，字字较量，保护华工的利益。

虽然条约双方各有让步，但这实为一次难得的强硬外交。

李鸿章凝聚了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

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者各项活动。

在甲午战争前的20多年中，李鸿章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作用。

正如许多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都视李鸿章为中心。

严复、王韬、郑观应等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李鸿章有着不同于当时庸众进步思想。

一、他认识到了开放是不可逆转的，与顽固守旧派不同，他主张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

二、他的部分洋务思想，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

虽然其主张有许多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是见识超群。

三、关注维新运动，认识到自己先前思想的局限性，“臣实是康党”表现了他对以变法自强为目的维新派的同情理解甚至支持，这一思想的转变，是一个亮点。

李鸿章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者。

他主持的洋务事业涉及到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是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

他做出的功绩有：一、兴办军工企业。

他指出中国必须先“富”而后才能“强”，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军工企业，培养相应的军工人才。

自1863年起，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

在社会生产力极低的环境下，这类官僚资本的介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进步作用。

二、创办民用工业。

自1873年起，先后成立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

这些企业，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对推进中国近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受益。

三、重视海防，创建北洋海军。

竭力解决船舰问题，建立海军基地，培养海军人才。

采用英德军官并用原则，使得列强没有能够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

北洋海军的组成建军，是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辉煌顶点。

四、关注人才，重视教育事业。

积极倡导改革科举制度，培养新式人才，设立天津水师学堂，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

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

李鸿章在当时财政困难、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等种种困难形势下，当仁不让，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大力兴办洋务，开创了中国近代化事业。

这种开路先锋的精神，在守旧落后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

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二、过李鸿章洋务思想有其局限性。

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观察中华名族和外国的种种，包括历史、制度等方面，外国人唯一比我们强的就是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

可将李鸿章等洋务派当时的认识只局限于“器物”层面，并未深入到“制度”乃至“思想”，这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李鸿章及洋务派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那种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的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

再如李鸿章提出把“外须和戎”作为洋务运动纲领，他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这必然包涵了外妥协投降，李鸿章自已也承认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

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

李鸿章曾经想放弃新疆。

沙俄侵略中国，土地占领最多。

中国如今收复了大部分土地，却唯独俄罗斯的大片领土无法收回，还独立出去了一个蒙古。

当沙俄煽动新疆叛乱时，李鸿章却目光短浅，主张放弃新疆领土。

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并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这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

尽管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终在一年后全境收复新疆，但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渲染的败笔，差使中国如丧失外蒙古一般丧失新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李鸿章对于外国侵略一贯妥协退让，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

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

李鸿章主张讲和，“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签订了《中法新约》。

由于他“保船制敌”的方针，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签订《马关条约》。

还有《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众多条约签订，是李鸿章被称为卖国贼的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说李鸿章“卖国”并不是因为代笔签订了众多不平等条，而是他的懦弱的思想构成了错误的形势判断，以至于他受到爱国士的痛骂。

再来说“外须和戎，内需变法”这一思想，在中外交涉中，他主张议和，试图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东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决定了他们不会坐视中国的发展，反而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挑起战争。

李鸿章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谋求和平，其艰难窘况可想而知。

比如检讨甲午战前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举措，确实有诸多失策之处。

最初，他想与朝鲜维持宗藩关系，却又无力保护藩属国，结果连自己也卷入进去。

战争迫在眉睫，李鸿章仍然是“和”字当头，不是全力备战，而是立足于列强调停，“以夷制夷”的结果只是麻痹了自己，最终为夷所制。

在战争中，李鸿章总是以兵力不齐为由，株守以待，错失先机。

在海上，更坚持“以保船制敌为要”，消极防御的结果只能是惨败。

再如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被评价为“老来失计亲豺虎”，后患无穷。

俄方打着中俄共同御敌的旗号，实际上极大便利了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这次外交的失败，也是李鸿章一贯坚持的“以夷制夷”外交态度的失败。

然而我们仔细想想，“弱国无外交”，在随时有亡国之危的近代中国负责“外交”，实非易事。

李鸿章虽有“国人皆欲杀”的时候，朝廷要谈判时又离不了他。

李鸿章夹在封建主义和帝国列强之间，他需要在当时的统治者和帝国列强之间找到平衡点，对于一个晚清的重臣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人都说他卖国，其实在当时整个一个清王朝都已大势已去的时候由谁去签订这些卖国的条约其结果都是相同的。

所以对于李鸿章外交行为的评定，仍需要我们仔细斟酌。

例如：李鸿章在中法交涉中的失败，主要不是他谈判技巧和能力的不足，而是由中法战争的形式和中法两国政府的态度决定的。

总的来看，清王朝对外政策的摇摆不定，面对军事侵略的战和不定，才是导致李鸿章外交失败和最后签订屈辱条约的根本原因。

关于北洋海军的覆灭与甲午战败，在许多各式各样的历史著作中，李鸿章都被写成是由于他严令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威海卫军港而直接造成的。

但是有关专家对当时电报分析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李鸿章没有发任何一份电报严令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军港。

他给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只是“保船制敌”的方略，这与“避战保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此战略是实力不济而又不得不自保的下策。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

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

《中俄密约》的草案全由俄方拟定，一般认为李鸿章在签约时收到了愚弄并收受巨额贿赂。

但是目前史料来看，指责李鸿章受贿尚缺乏可靠的证据。

所以我们不同意清流派说李鸿章是一个因缺乏爱国心而不断向中国的外部敌人出卖国家利益的人。

李鸿章虽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全是他个人的过失，这一切应归咎于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

李鸿章签卖国条约只是奉行太后懿旨，他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减少中国的损失。

李鸿章已经在清王朝走向腐败和没落，列强瓜分中国的国际大环境下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