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贸研究 200414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析杨晓东(厦门大学经济系,福建厦门361005)摘 要:中国引进外资已具有相当规模,但在地区分布上却极不平衡,这不利于消除我国地区经济的二元结构。
本文概述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状况,并从投资国和东道国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归纳总结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并给出了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区位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变化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大陆版图上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投资地理区域极度集中。
以1984～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存量分析,广东独占29.13%,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的江苏,前三个省市占50.22%,前10位之外的21个省市、自治区仅占16.17%。
位于前10位的省市无一例外的都处于东部沿海地区。
1984～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实际金额存量中,东部沿海12省区占86.12%,中部10省区占10.82%,西部9省区占3.06%。
在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也相对集中于几个省区,在这些省区内,外商直接投资又都聚集于少数几个城市,局部空间分布失衡。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省际变化1.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内蒙、辽宁、湖北各省区所占比例基本保持上升势头,这些省区多地处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湖北省虽属中部地区,但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优越地理区位。
2.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贵州各省区所占比例基本呈下降趋势,这些省份多地处东南沿海和西南大陆地区。
3.其余各省份所占比例有升有降,变化趋势不明显。
4.从吸引FDI的绝对金额来看,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辽宁、北京、天津、浙江等东部沿海各省份一直居前10位。
(二)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变化表1显示了1994年以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带实际引进外资的明显变化格局。
从表中可以看出,1997年前东部实际引进外资徘徊下降,1998年后出现上升趋势。
与此相对应,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趋势则由升转降。
收稿日期:2004203220作者简介:杨晓东(1972-),男,安徽芜湖人,厦门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关系。
表1 1994～2001年我国东、中、西部实际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199419961997199820002001东部85.4485.9983.2681.1685.6986.06中部7.869.2210.439.118.848.76西部 6.70 4.79 6.319.73 5.47 5.18合计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说明:东部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山东、江苏、上海、福建、浙江、广东、海南;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包括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宁夏、陕西、四川(包括重庆)、云南、贵州、广西。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2002年)。
(三)南、中、北变化分析为了分析我国引进外资的南北变化,表2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南部、中部和北部一些省份的数据。
可以看出,全国实际引进外资较多的两个南部省份(广东和福建)所占比例出现显著下降,由1994年的39.62个百分点下降到2001年的33.81个百分点;同期,中部6省份所占比例上升7.6个百分点,上升趋势十分明显;北部省份也在波动中出现较大幅度上升。
表2 1994～2001年我国南、中、北部实际引进外资的变化(%)199419961997199820002001广东、福建39.6237.6535.1334.1336.1433.81浙江、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26.2730.1429.9829.3532.8833.87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20.7520.8821.8821.2420.9922.63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归纳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出现明显扩散。
这种扩散的总的趋势表现为:逐步由沿海省份向内陆省份(主要是中部省份)转移,由南部重点省份向北部地区转移,且中部地区首先出现明显增加,继而北部省份增幅加大且超过中部省份。
这种变化可简单归纳为外资的“北上”和“内进”。
(四)不同外商来源地投资区位的差异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来源地遍布全球,据统计,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华直接投资活动。
但从外资流入量来看,主要源于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01年底,投资额居前6位的国家和地区是香港、美国、台湾、日本和新加坡。
不同的投资国和投资地区在中国大陆投资区位的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主要源于以下几种因素:1.地理距离。
地理距离是指来源地与投资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
就某一来源地在中国的投资区位而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理距离的决定性。
以韩国为例,山东最东部的成山角距韩国仁川港只有180海里,距离韩国西海岸各重要城市不过200余海里。
这一地缘优势为韩国投资者进入渤海湾地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1992年中韩建交,此后短短的3年里,韩国对华投资额一跃上升到来源地中的第四位,这其中在环渤海湾地区的投资占其对华直接投资的约67%,山东和辽宁一直是吸引韩资最多的两省。
显然,地理距离是这一结果的基本决定因素。
2.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是指来源地与投资区域之间在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
外商投资时,会优先考虑与母国的心理距离最近的国家和地区,以确保企业与市场间信息传递受到的阻碍最小,这种心理距离受到包括语言、文化、政治制度、教育水平和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华人投资所占的巨大份额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3.投资动机。
投资动机是外商对华投资的原因,只有当投资动机与投资区域FDI决定因素能够较好地取得一致,外商投资才有可能不断增加。
中国港澳台企业更多地关注市场规模和出口机会;美国和日本更重视中国国内市场及其廉价劳动力;英、法、德特别注意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韩国和新加坡的焦点是廉价的劳动力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这些不同的投资动机也决定了外商在中国国内投资区位的选择。
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外商在投资区位决策时所考虑的区位变量可粗略地分为两类:一是自然禀赋区位变量和经济发展区位变量所构成的硬环境;二是人文区位变量和政府区位变量所构成的软环境。
软硬环境所包括的区位变量对不同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区域时,决非简单地求出各种区位变量之和,而是综合判断、权衡利弊、做出决策。
并且这些区位变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区位变量也在变化。
(一)转轨变量所谓转轨变量(或称改革变量)是指中国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导致的区位变量整个体系的巨大改变。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总体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各地在改革开放的力度上是存在明显差异的,这种差异极大地影响了FDI的流入。
由于数据有限,无法应用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这里选取崔新健(2001)对1997年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有关数据做的一个简单的相关系数测算,结果显示,各地FDI流入量与转轨变量──广告总额、进出口总额和国有企业相关系数分别是0.59、0.95和0.46,分别呈现出中度相关、高度相关和低度相关。
这一结果对转轨变量在地区决定因素中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外国企业对中国成功的进行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在同样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经济政策的改革,也取决于商业政策、外汇政策和外商投资政策的变化”(深作喜一郎、华大伟,1995)。
联系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分布格局,我们可以看出转轨变量对一个地区吸引外资的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赋予广东、福建以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
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根据国家的外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地方性法规,1990年国家又作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决策,并相应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以此为契机,上海大规模吸引外资,加速了向外向型经济功能的转变。
(二)成本因素古典区位论认为,成本最小化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包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工资成本。
根据鲁明泓(1997)、Broadman and Sun(1997)、Chen Chien Hsun (1996)等学者的计量分析,劳动力成本系数均为负数,表明FDI寻求低廉的劳动力。
但笔者认为,中国各地区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决定因素。
主要因为中国大陆各地之间劳动力成本差异和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劳动力成本差异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换言之,中国大陆各地劳动力成本都处于一个绝对值极低的水平,相互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吸引力是极其有限的。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劳动力质量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决定因素。
中国东部地区有着较好的工业基础与国内一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因此拥有素质较高的产业工人和科研、技术人才,这是东部地区吸引大部分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近年来,资金、技术密集型外商企业的增多,外商投资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日见提高,FDI主要是流向一些劳动力素质和工资水平都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在成本因素方面,除了传统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外,交易成本也是一个重要内容。
商品交换中较高的交易成本将促使外商投资的发生,当寻找原材料和服务、搜寻商品市场、雇佣劳动力、谈判合同成本高时,FDI将投向于成本低的地方。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较早较快,市场体系较中西部地区完善,政府的工作效率较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始终保持较高的外资增长率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许多研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外商出于降低信息成本动机的一种理性选择,信息成本的高低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
与国内投资者利用外资相比,外商缺乏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足够了解,因此外商十分关注选择特定区位以降低信息成本。
外商投资于我国沿海沿边地区,正是由于它们是国际交往的必经之路,外商易于了解当地的民族风情和政治经济特点,有助于减少其信息费用。
港澳台与广东、福建不仅地域相邻,而且语言相通,不少投资者与当地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一系列社会关系。
这种社会关系也成为海外华人资本大量进入广东、福建的一个工具,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回避风险。
(三)市场规模(G DP)各地的市场规模或经济发展水平与FDI流入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1999年数据显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2。
有关计量研究也表明G DP作为FDI地区决定因素显著水平达1%;Chan(1996)的研究显示市场(工业部门人均收入)在中部地区决定性显著,显著水平5%,但在西部地区不显著,“这意味着外商与中国企业竞争经济不发达的中部地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