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外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2013010908002 通信（8)班杨江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之前，先把定义讨论清楚。

什么是信仰？
借用网上的解释：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某人或某物极其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

这个定义肯定是有问题的。

至于正确的定义是什么，我不敢妄断。

我暂且把信仰只局限在宗教范畴。

而终极关怀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更大的范围。

那么那么我把你的问题变一下：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与理性是分开的？
我觉得不是的。

理性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信仰分道扬镳了。

信仰是关于价值的规范，而理性则是对于事实的规范。

所以，任何一种文化中，理性与信仰都是分离的（理性产生之前除外）。

金观涛先生对理性最精彩的论述，在于提出“常识理性”这一概念。

常识理性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说：中国农民对生活的态度遵循的是常识理性，市民遵循的是工具理性。

——可见这一发现影响之大。

中国到八十年代以前为止，理性都是对终极关怀进行论证的。

在朱熹那里，读书、做研究都是为了明“理”——体悟天理。

天理是不需要实现的道德境界。

窗外清风认为终极关怀与理性是分开的，是因为现在没有终极关怀了，所以才会有这种错觉。

比如说，你活着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其它什么？象我，就不知道我活着的终极意义。

古人是知道的，他们是为了成君子、成圣人。

他们有终极关怀，我们没有。

西方的大传统，一直是二元论，即物质和心灵是两个领域，互不干涉。

但是在经院哲学中，这个被打通了，因为有上帝的存在。

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于是，研究物理学都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

经过唯名论革命性的反思，信仰和理性分离。

上帝是个人的信仰，物理学是物理学，两者没有关系。

简单的说，科学就是理论，而技术则是产品。

中国人能做出地动仪，但是发现不了万有引力，因为常识理性不探求背后的原因，只认为是自然合理就到此为止了。

我个人以为中国的常识理性跟西方的经验论不是一个东西。

在西方思想史上，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臵。

本文并非对这种关系进行全部的历史考察，而是对英国近代经验论中的理性与信仰问题作出整理和分析。

在正式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之前，由必要对理性和信仰这两个概念进行意义上的澄清。

信仰（faith）源于拉丁文的fiducia和fides。

就fiducia而言，信仰是指人对上帝的崇拜和信任。

这信任是没有附加的条件，它允许激情和完全的服从。

由fides 而来的信仰则是指对人的形质material或存在的认识而达到的相信belif。

可见，这后一种信仰是由认识功能的。

理性reason源于拉丁文的ration，它的意义一
般与精神能力mental faculty和理解力capacity相关，同感觉sensation、情绪emotion和意志will相对立。

由ratio来的另一词理想主义rationalism则更严格第体现了理性一词的含义，它强调观念idea和原则priciple的先验性，它把自己的确定性建立在先验的观念或原则的解证demonstration和推理的基础之上。

从以上的概念辨析中发现，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自其存在以来就已内在于这两个概念之中。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之所以很重要，“人”本身就是重要的因素。

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只去认识而不去相信的人，我们也找不到只相信而不认识其相信之对象的人。

感觉、情绪、意志、理性是每一个正常人的有机组成部分，失其一，则无全部。

就一个信仰者而言，他总要有意或无意地维持这个信仰的事实系统或概念系统，这个系统本身要求或强或弱的一致性，需要人的各种本性和潜能之间达成妥协和平衡，而理性与信仰的张力也就必然从中呈现出来。

理性与信仰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的原因不仅在人，而且在于“上帝”本身。

抛开《圣经》本身，从来没有一个信徒和一个无神论者同时见到上帝。

因此，未见到上帝的人可以宣称：《圣经》得到尊崇的理由只在于信仰者所赋予给它的权威，这权威不是来自经验和理性，而是来自历史传统所宣扬的激情和压力。

因此，对《圣经》里的证据予以理性的考察，失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的本能要求。

人们还有理由指出，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事实上的对普遍公义的一致定义，这充分说明要信仰上帝的全知、全能和全善，就必须对世界作出某种合理的解释。

最后，语言、概念也成为理性和信仰关系紧张的驱动力。

对于心理和精神上所受到的深度刺激，我们发现，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可供交流的工具是大家一致承认的。

信仰，它更多是伴随着心理感受的精神活动。

它有时是无可名状的，这
虽然有寂寞的苦痛，仍然可以保持沉默但是，打破这沉默，引起交流争执的正是语言和概念，特别是理性化的概念，它对生活的概括，对生活经验的积累却向与原初的目的相反的方向发展，使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更加丰富。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世纪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给人玩弄概念的印象，造成这种景观的原因在于，教会再把上帝之言看成权威的同时，也把自己看成权威，在知识的进化上采取一条单纯的路线：只有僧侣才可以看懂神学，形成文化的裂缝，世俗已经成为抛弃的对象而不是走向神圣的背景。

这必然造成神学只是自我的言说，而无法补充新的知识，希腊哲学的理性在此已不是生活的积累，而是对生活的背离，圣经的传统已经丧失了。

圣经真正的传统乃是在所有人，所有人的一切事中呈现上帝，展示问题，特别是那些经典的事件，往往把信仰注释为对心灵的刺激。

宗教改革的出现莫过于重新考虑这个传统，把一切僧侣都看作平信徒，让一切人（包括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可以去信仰。

这也是启蒙哲学的任务。

洛克说，一切观念就是心灵所感受的一切东西，概念不是对感觉的否定，而是解释生活的一种工具。

理性与信仰终于获得了新生。

完全注重于概念化的理性与信仰，它们就会像物质、心灵和上帝一样成为不可交流的实体，放弃语言的实在论（realism），就是解放神学和人性的一条最佳途径。

经验哲学在这方面最先动摇了经院哲学。

西方的经验论认为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唯一来源，强调经验或感性认识的作用和确实性。

也就是说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常识，这是合理的。

如果有人说太阳从西边升起，那肯定是骗人的，因为不符合常识。

中国人用这种常识合理的理性精神来辨别谎言是否正确。

这跟个人经验是没有关系的。

这里古代人的“常识”跟今天中国人
的“科学”是一样的地位。

今天中国人说这个事情对不对，首先说这个事情科学不科学。

即符合不符合“科学”。

判断标准从“常识”变成了“科学”。

西方人不是这样的。

他们判断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看它合法不合法。

合乎法律的事情才是对的。

所以他们不可能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提法。

他们会琢磨：发展观为什么要是科学的？如果不合法，那么科学的就是正确的？……
如此。

作为信仰对象的知识，有一部分是靠上帝的启示和权威而得到的，它们是他人奉主的名义传对于一切知识，我们不可能全靠自己的亲身体验与论证去得到。

关于信仰，也是承给自己的。

托兰德把这种方法称为告知的方法。

但是，理性要检验一切知识，就要得到信仰的证据evidence。

托兰德把此称为“信服的根据”。

证据是一切知识得以信服的根据。

理性是得到这一证据的基本方法。

那么，理性验证的可靠性在那里呢？只有把人们对于事务的观念的确定与实在建立在明白无误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把凭借观念而进行的理性验证看作是一切认识和解释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