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鸿章的历史功过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近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他敢于做事，又精于自保；他顾全大局，不争名夺利；他倡导洋务运动；以求国富民强；他目光长远，派遣儿童留学；他深明大义，支持变法；他身不由己，含恨离世。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海禁大开、强邻环绕的时代，是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挑战，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时代。

中国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个驻外使领馆，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这些“第一个”无不刻着李鸿章的名字。

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这些内忧外患中到处都有李鸿章的影子。

李鸿章的个人命运是末代中国从衰落走向灭亡的见证，是中国逐渐被迫开放的写实，他是中国驶向世界的第一个舵手。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他以军事起家，纵横于晚清外交界，弛名于西方，为晚清一代“兵家”和“外交家”,代表晚清政府主持签订了《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近代史上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重大不平等条约。

同时又对晚清近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史学界中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始人”。

一、晚清军队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李鸿章是晚清政府中较早认识到要向外国学习先进武器才能“自强”的官僚之一中国近代史上首先在自己部队中实行并向西方先进武器学习的就是李鸿章。

由于李鸿章最先给淮军装备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所以淮军为晚清的主力军队之一。

李鸿章在勾结外国侵略者抵抗太平军进攻上海的作战中，“其亲睹器械之利”，“深感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

”决心“取而用之”，向外国购买洋枪洋炮。

他分析“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故不敌于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的重要原因。

李鸿章承认了落后的现实，正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清醒的认识到要抵抗住外来的侵略，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改变落后状况。

必须以自强为基础，以“富国强兵”的实力作后盾。

李鸿章的见解，不仅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也是“救时”、“救国”之要策。

于是，在李鸿章的运筹帷幄下，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中国近代第一批军火企业纷纷出现，这些企业还大量聘请洋人做技术人员并购置外国先进机器来生产制造军火;同时在国内培养一些技术人员以逐步取代一些不合格的洋人技术人员。

中国的重工业发展不能忘记李鸿章。

又由于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自己曾多次强调:要“筹办海防，欲与洋人争衡，非治土寇可比，必须时加戒备。

”。

为了防范外敌，尤其是东邻日本的野心，于是北洋、南洋舰队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筹建，而北洋舰队与更是由李鸿章亲自一手经营，也是他一生花费最多，经营最久的事业。

到19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已成为外国商人的最大主顾，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辖下的北洋水师已拥有总吨数四万多吨，在当时可说是相当可观的一支真正舰队了。

李鸿章当之不愧为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奠基者和创始人。

中日甲午海战使北洋舰队重创。

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指挥失误也是他得卖国贼之骂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场战争也许注定要失败，根源不在李鸿章，而在腐朽的清政府，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机器已经没有太多精力与外敌抗衡。

有传言慈禧曾挪用北洋海军的经费用于私人享乐，在颐和园上她花了千万，国家危难之时，军费紧缺，若有千万补给军费，海战不致输得如此惨烈吧。

西方报纸有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触目惊心，言中其实。

由于李鸿章贪恋权位，忠诚地执行慈禧太后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避战保船，乞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之误，加之北洋海军自身的腐败因素，各省大吏又“徒知划疆自守”的地域、派系之见等种种原因，致使北洋海军及所有海防设施也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覆灭。

李鸿章误国、卖国之罪是不可饶恕的，但不等于所创办的近代海军、工程功绩也随李鸿章的卖国之名而被唾弃。

应该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军事设施、海防工程、北洋海军在反击外来侵略者的“炮战”、“海战”、“陆战”中都发挥了近代化人才和武器的威力。

李鸿章把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策，努力付诸实践，比起昏顽、愚昧、空喊“礼仪”治国、救国的封建顽固派，的确可称“鹤立鸡群”。

他的思想、言行并没有越出封建囹圄，但却给这种封闭的囹圄打开了一道缺口，代表并领着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那部分人，走出国门，顺应历史潮流不自觉地迈开了前进的脚步。

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引路者李鸿章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

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

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

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李鸿章开始注意西方的政治制度，提出改变传统的思想方法和生产方式、注重商务，强调“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

主张“购器设局，自行制造”，达到“敌洋产”、“收利权”，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交通、资金饷源的匮困。

为此，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航运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矿务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条铁路。

由他始终控制的这四大民用工业，在与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中，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1）清中叶以后，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运输，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

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

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

轮船招商局在建立以后的十几年中，所得利润“总共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三千万两”。

正因为如此，他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责难，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是要“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

这虽是言过其实，排挤出去的目的并未达到，可总算收回了部分利权，打击了外国轮运对中国江海运输的垄断，还解决了清政府漕运和部分财政困难。

（2）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李鸿章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

作为大清惟一出访过工业革命后欧洲的重臣，李鸿章深知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

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天津到大沽口之间开通，效果良好，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重要城市。

（3）李鸿章最早于1875年试开湖北阳城山煤矿和江西兴国铁矿。

1877年又奏准开采科尔沁铅矿，同年设开平矿务局，1881年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用机器采煤的矿局。

该局产煤主要供应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也大量销往市场，获利甚厚。

到十九世纪末，总资产已近六百万两，是洋务派所办采矿业中成效最著者。

从此中国兵轮、商船及机器制造各局所需用煤不致远涉重洋购进，打破外资的控制。

（4）1879年李鸿章筹设织布局于上海。

上海开埠以后，“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城市镇，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

李鸿章向清政府奏请表明创办织布局的目的，一方面是看到外资在华设厂办工业日增，生产效率高，获利丰厚，有利可图;但另一方面所表现的“稍分洋利”的动机和目标也不能忽视。

织布局的创办，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客观上起了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作用。

（5）为了开平煤矿运煤的需要，他奏准修筑自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一条全长20里的运煤铁路，这是近代中国修成的第一条铁路。

同年又建议由海军衙门奏准修筑津通铁路，从此开创了中国近代自修铁路计划之始。

可见，李鸿章真不愧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第一人”，而他兴办的这些军用民用实业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毕竟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李鸿章确实在那个时代中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为中国经济近代化奠下了一定基础。

三、中国近代新型外交体制的奠基人中国的近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的，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外交关系基本上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那一时期的一代外交家。

曾出使过日本，晚年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

清与日进行《马关条约》商谈期间，日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要由恭亲王或李鸿章充任谈判全权代表，才能开议，否则清政府不必派代表前往。

于是清政府就派李鸿章前往日，“成功”完成《中日马关条约》后，李鸿章“声名鹊起”。

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原拟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彼得堡参加典礼，但俄国政府表示，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要求改派李鸿章为专使。

于是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庆贺沙皇加冕，并前往英、德、法、美四国“联络外交”。

李鸿章奉命出使的消息一发表，西方列强便纷纷来电，请他先赴西欧和中欧。

俄国急派专使乌赫托姆斯基前往苏伊士运河迎候，把李鸿章接到俄国。

4月30日，李鸿章到达彼得堡，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给予最隆重的礼遇。

此后，又到西欧和俾斯麦、梅特涅等西方重要人物会晤，方返回中国。

李鸿章的这次西行，“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

”可见李鸿章此行中尽现泱泱大国一代外交家之风范，得到外国的高度评价，所以李鸿章为晚清一代外交家，晚清与列强的“平等”外交确实是从李鸿章开始。

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

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

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李鸿章确实为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人”，生逢于大清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都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所以梁启超在所写的第一本《李鸿章传》里，就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一代外交家，并是“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