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王靖懿(1979—),女,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试论苏轼儒道禅思想的整合王靖懿(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摘　要:苏轼在人格追求、生命实践和艺术创作等方面表现出儒道禅三家思想交融互通的特点。

在一定的现实环境和时代背景中,“心”是儒道禅与苏轼思想相融通的契合点,而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有为而作”与“不能不为”几对范畴的表现上,苏轼明显呈现出儒道禅三家思想的融通与超越。

关键词:苏轼;儒道禅;融通;超越中图分类号:K 825.6=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 (2004)02-0086-04 关于苏轼人格与创作所体现的儒道禅思想的整合是一个常谈而常新的话题,后人最先明确论及的当推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1](P.1126)。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说:“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2](P .9)。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苏轼复杂思想的构成因素,除了“儒家的底子”,还有“庄子的哲学,陶渊明的诗理,佛家的解脱”[3](P.676)。

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典范与理想模式,他身上既体现出传统的三教互补的特点,同时又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时代意义。

儒道禅思想已构成一种整合的文化因子融入他的思维与实践,显示出融通而超越的生命历程。

一、儒道禅思想融合的现实依据与心灵契合点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的、土生土长的思想体系。

作为意识形态的儒道两家在其形成之初便以博大的内涵和无限的包容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两极”,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禅宗是玄学与佛教禅学相结合的中国化的产物,由印度佛学浓厚的抽象思辨色彩转变为重自我感性存在之本体。

庄与禅天生就有许多契合之处。

禅宗三祖僧璨《信心铭》中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宗的法界观以平等观对待外境,认为大小等殊,理有包容,万事万物都是一真如法界的体现,此与庄子齐物我、忘得失、泯是非的齐物观如出一辙。

借用李泽厚先生的说法:“确乎两者(按:指庄与禅)有许多相通、相似以至相同处,如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死生、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等,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中,庄禅更常常浑然一体,难以区分。

”[4](P.202)同时,华严宗的圆融无碍跟儒家的“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禅宗的注重生活日用的宗教实践,在“运水及搬柴”中体悟“神通并妙用”,跟儒家的实践理性精神,释迦宣扬的一切众生性相平等的观念跟儒家“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胸襟等等,也有相似之处。

北宋张耒认为“儒佛故应同是道,诗书本自不妨禅”(《赠僧介然》),跟苏轼交往甚密的道潜禅师也曾表示:“儒释殊科道无异”(《赠权上人兼简其兄高致虚秀才》),当代学者方立天说过:“禅宗是儒道释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5](P.1)。

可见,儒道禅三家并没有天生的绝对疆域,反而可以相互生发,相融互通。

苏轼生活的北宋是中国古代文化繁荣的鼎盛时期,文化的全面繁荣促成多元文化格局的出现,客观上提出文化整合的要求。

禅宗自达摩祖师传入中国,由六祖慧能加以改造并发扬光大,经唐、五代,至北宋达到鼎盛,士大夫禅学水平空前提高,禅悦之风大盛,禅学已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传统参与到文人精神与思维的建构之中。

禅学的思维方式和诗意表现促进了时代性格的形成,反过来更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传统儒教的衰颓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庄禅思想于是加入到儒学的改造中来,最终导致理学的诞生。

三教合流、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相互包容,不仅是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文人改造传统文化的自觉要求。

苏轼就有许多主张三教合流的言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

又于其间,禅律相攻。

我见大海,有北南东。

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

佛禅认为“境由心造”,一切情境、物境均是心境,“即心是佛,顿悟见性”,“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

以心为万物之本,高扬心灵的地位以获得现世苦难的解脱,由肉体之心衍生主观理想之境,心灵达到主体自由高蹈的万能境界。

不仅佛禅强调“心”的主体地位,儒道同样如此。

庄子主张通过“心斋”、“坐忘”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天地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J 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 ining &Tech nology(Social Sciences )2004年6月境界。

孔子以“仁”释“礼”,将道德礼法建立在血缘关系、人类情感的心理基础之上,“我欲仁,斯仁至矣”,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6](P.25)。

以“心”为契合点,儒道禅三家互相渗透,不断衍生。

尽管三家的“心”的内涵不尽相同,但同是强调道德主体能动的心理作用,同是执着于最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由此,中国人在儒道禅三家“心”的契合点上寻找到得以放飞心灵、休憩灵魂的精神家园。

以心为本的观念在苏轼思想中有诸多表现。

他以“心”来化解是非差别,弥合现实与理想的界限,完成了一次次苦闷、挣扎、解脱的心路历程,于是“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便到无魔娆”(《阿弥陀佛赞》)、“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百步洪》),于是“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和陶王抚军座送客》)、“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

心灵的安顿之处就是自己的精神家园,空间的故乡化为心灵的归所。

这是一种对生命本原的探求与了悟,对现实苦难的超越与解脱,是一种将存在的生活转化为心灵之旅的诗意化境界。

“心”既是儒道禅的契合点,同时经由苏轼自身的融通与整合,四“心”化作一“心”,儒道禅思想融入他的人格追求、生命实践与艺术创作,共同构成他充满人格魅力与典范意义的生命历程。

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苏轼人格追求的两种境界及其相互交融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作为艺术鉴赏的两种境界,此处借用来表示苏轼人格追求的两种选择。

“有我之境”即“我”参与其中,注重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社会责任的完成,是一种功利境界,接近于儒家的“修齐治平”、“兼济天下”的人格追求;“无我之境”即“吾丧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顿悟解脱”、“明心见性”、无待而逍遥、自由而高蹈,是一种审美境界,与庄禅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追求近似。

这两种境界鲜明地反映出苏轼对于人生理想的不同追求,只是各有侧重地表现在不同的领域。

在理性领域,他更多地表现出儒家积极用世的热情、仁民爱物的胸怀。

他自小就以范滂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

在政治性论文中,他提出大量改革弊政、明道致用的见解和主张,从情理上认同儒家的伦理纲常,竭力维护体现儒家治世理想的政治秩序。

他崇尚个人自由,却从没陷入个人享乐的泥潭而置民生疾苦与国家命运于不顾;他屡遭政治迫害,却从没改变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精神,即使远谪惠州,在“日啖荔枝三百颗”(《食荔枝》)的同时,也不忘对时政发出“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荔枝叹》)的尖锐抨击;他虽然热衷佛道,以庄禅思想作为现世苦难的解脱法门,但在现实中始终以理性的批判于佛道注入实用性原则,以儒家的实践理性精神批判佛道的不良社会影响,如在《答毕仲举》中,以“食龙肉”譬喻形而上的谈禅论道虽玄妙却无补于事,并提出“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谈到“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

甚至将佛道的危害提升至可以亡国的高度:“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

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六一居士集叙》)。

在感性领域中,他则更倾向于庄禅的艺术天地所开辟的审美境界。

宗白华先生曾以诗意化的语言描述了禅的诗性存在:“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

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7](P.76)。

对于苏轼而言,庄禅思想与其说是宗教哲学,不如说是人生哲学、心灵哲学,是艺术的审美境界。

身为遭遇乌台诗案的劫后余生,他却用审美的眼光观照贬所的环境:“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饱尝了人世的坎坷磨难,他却以平静乐观的心态看待经历过的不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当庄禅思想融入思维方式,平凡化为崇高,苦闷得以超越,以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人生也就成为艺术化的人生;而当庄禅渗入艺术创作,则以感性的亲和力体悟生命的神秘和宇宙的真谛,于是作品中闪烁着智慧的灵光,显示出主体心灵的调息与宁适。

总之,无论理性或是感性,也无论功利境界还是审美境界,都是苏轼对于人格追求的定位,是出于内心自然而然的人生向度。

双方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而是共同构成其复杂而多层次的人格类型。

在儒道禅三家思想的实际应用中,则表现出以儒为体、庄禅为用的倾向,用南怀瑾先生的话说,就是“以出世的胸襟,做入世的事业”[8](P.72)。

苏轼对儒道禅三家往往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答毕仲举》),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予以整合。

他的人格理想不是要做孔孟、老庄,也不是释迦、达摩,而是一个“自我”,一个真实的而又超越现实人生的生命本体。

他以庄禅的审美境界化解现实的矛盾,破除对于一己的执着,追求涵容开放的心灵,达到物我两忘、随缘自适的精神境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正视现实人生,在人世间寻求自己的存在价值。

以《赤壁赋》为例,这是苏轼作品融入庄禅思想具有代表性的名篇。

它以庄禅的“齐物”、“色空”观消弭了变与不变、短暂与永恒、所得与所失之间的矛盾,展示了由苦闷到挣扎而最终解脱的思维过程,表现出珍惜有限生命、乐观坚韧的生活热情。

以庄禅为过程,而落脚点仍是儒家入世的执着。

三、“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苏轼生命实践的价值选择苏轼在《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一诗中写道:“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

在日常生活中济世超越,这既是禅的精神,又是苏轼生命实践一贯的原则,同时也是他以审美的眼光发现生活的乐趣,在人生风雨中无往而不胜的872004年第2期 王靖懿:试论苏轼儒道禅思想的整合 精神法宝。

关于“平生寓物不留物”,《宝绘堂记》一文是最好的注解:“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