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受贿后“及时退交财物”的认定【摘要】刑法规定了什么是受贿罪、明确了它的犯罪构成，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颁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不少司法解释指导认定受贿罪。

但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又退还或上交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判断退还或者上交收受的财物是否属于《意见》中的“及时”，如何妥当地区分其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一直引发诸多争论。

因此对于“及时退交财务”的准确把握显得至关重要。

【关键词】及时退交财务；受贿罪认定；主观故意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

其中第9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初看该条司法解释，它的确为实务操作部门办理收受财物后又退交财物的受贿案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司法认定依据，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从而导致对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引发了诸多争议。

现实中有这样一个案例：农业银行某分行的副行长李某，在工程建设和行服定做的招、投标等工作中，于2002年9月至2004年春节期间分别收受请托人刁某、童某共计美元5万元、人民币10
万元。

2002年12月，另一某分行行长韩某等人被举报涉嫌经济问题而展开对相关人员的调查。

2005年3月，农总行认为韩某等人涉嫌受贿，同年8月司法部门对其进行查处。

2005年春节后，李某在其家中分别退还了童某人民币2万元和刁某美元2万元、人民币3万元。

另查明，李某被调查询问时，如实坦白了其收受童某人民币3万元和刁某美元2万元、人民币4万元的事实。

该案在审理期间，李某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某于2005年春节后，在自己没有被追查并且不知韩某已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情况下主动退还请托人钱
财的行为，符合《意见》第九条规定的“及时退还”，退还的部分款项不应以受贿论处。

但是审判人员认为李某退还请托人的部分款项属于受贿既遂后的财物退还，不应属于《意见》第九条规定的“及时退还”。

［1］究竟该如何去认定该案还需要我们对《意见》第九条规定进行正确全面的理解。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四点来理解该条规定：
第一，关于如何认识退还财物的及时性对受贿罪构成的影响，也是理解《意见》第九条规定最为重要的一点，有观点主张，《意见》表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及时退交财物的，就不构成受贿，因为其主观上缺乏故意。

而另有意见则认为，只有立即退交财物的才能认定其缺乏受贿故意。

［2］
我很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即“我们应当以犯罪构成为指导理解这条司法解释”［3］，不能直接根据该条解释就做出终局裁决。

原因在于虽然司法解释是指导司法实践的，具有法律效力，但司法解释只是对刑法的解释，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司法解释不可能将其解释为无罪；相反，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司法解释也不能毫无根据的将其解释为犯罪。

换而言之，司法解释不是中国的法律渊源，它的效力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根据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来看，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一旦国家工作人员客观上利用了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财物，主观上又没有明确拒绝的意思表示，一般应当认定为受贿既遂。

判断其是否及时退交财物则属于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有无受贿故意的单一性客观事实分析，不能直接据此断定行为人受贿故意存在或缺乏。

第二，关于《意见》第9条第1款的适用对象是只包括贿赂罪中收受财物为他人牟利后或过程中又退还或上交财务的情行，还是也包括主动索取财物后又退还或上交的情行。

笔者认为，不应该包括主动索取财物后又退还或上交的情形。

一方面从形式上看解释条文中“收受”一词，它不包括索取受托人财物的情况，另一方面，主动索取财务直接表示该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有受贿故意，违背了《意见》第9条第1款的宗旨和精神。

一旦其利用职务便利，客观上主动索要财物，并收受财物后就受贿罪既遂，其及时退交收受财物并不属于受贿不成立的情况。

若因内心醒悟、害怕等原因将收受财物及时退交的，成立受贿既遂，但根据其主动返还财物的情节，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第三，对于如何理解“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很多学者认为，应该以受贿故意为核心扩大解释“关联”、“查处”等要点。

即但凡国家工作人员因为纪检机关查处与本人有工作联系的其他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或者因本区其他案件纪检机关加强调查力度等原因而担心自己会被查而退交财物的，都应当认定属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

但笔者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与受贿有关联的人、事”应当是指受贿共犯或者行贿的主体或者事实，“查处”应当是指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或者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2］这种对“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的从严理解，对于一些在收受财物后为他人谋利过程中或者之后，由于悔罪、害怕、亲人劝说等因素，最终在自身或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被查处之前的合理时间内主动将财物退交的官员给予了他们最后一次自救机会。

这并不是肯定性评价他们的故意收受财物行为，也不是认定这类之前有受贿故意的行为不具有受贿性质，而是以非犯罪化处置来鼓励国家工作人员悬崖勒马，及时自行纠正错误。

这其实也顺应了法律人性化的趋势要求，达到了预防犯罪教育他人的目的。

当然，在案发前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请托人在谋取利益后威胁其若不返还财物将向有关部门告发，怕受到追究而退还的，或者第一次完成权钱交易后，请托人试图继续控制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不
正当利益，国家工作人员为摆脱纠缠而退还或上交收受的财物行为，同样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第四，关于如何正确界定“及时”，理论上和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后，只有迅速、立刻退还或者上交，才不构成受贿。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论数额多少或退还时间长短，只要“案发前”行为人主动退还的均应属于及时。

笔者认同“对是否属于及时退还或上交，应综合考虑主客观情况加以认定。

只要在合理的期限内，退还或上交行为在客观上足以反映出该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没有受贿的故意，就可以认定为‘及时退还或上交’”这种观点。

［4］我们不应该简单的从时间上判断行为人收受财物后又退交的行为是否属于“及时上交”，而应该准确判断行为人是否有受贿故意。

况且“及时”一词本身具有模糊性，不能凭自我主观将时间具体化。

通过以上分析后再回顾上述案例，笔者认为李某于2005年春节后，在不知韩某已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和没有被追查的情况下主动退还请托人钱财的行为，不符合《意见》第九条规定的“及时退还”。

首先，从及时退交财务对受贿犯罪构成的影响来看，李某主动退交收受财物的行为不能根据《意见》第九条规定直接断定其受贿故意不存在。

它只能说明李某的受贿故意不确定。

其次，因为李某的行为不属于主动索取财物后又退还或上交的情行，故可以适用《意见》第九条规定来具体判断其是否构成犯罪。

而依据“因自身或者与其
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和“及时”的正确理解来分析李某的行为，其在自己没有被追查时主动退还请托人钱财，并且也不知韩某已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情况虽符合“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但李某收受与退还行为时间间隔一年以上，并且没有说明一年以上时间未予退还的原因以及提供相关证据，以致退还或上交行为不能够从客观上反映出该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因而不属于“及时退交财务”。

综合这两方面的原因，可以得出李某退还请托人部分钱物不应属于《意见》第九条规定的“及时退还”，仍构成受贿罪。

参考文献：
［1］邓维聪.受贿罪中的及时退还财物之认定［n］.人民法院报， 2007-11-14.
［2］闫艳，杨惠新.退交财物型受贿认定疑难问题［j］.江江淮风纪，2010（10）.
［3］张明楷.受贿罪中收受财物后及时退交的问题分析［j］.法学，2012（4）.
［4］刘飞，刘顺昌.收受财物后及时上交的刑事司法认定［n］.检察时报，2011-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