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政府工作报告,做好2019高考备考历史篇在2019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加强与主要大国沟通对话与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拓展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
积极为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中国建设性方案。
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考点:1、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在这一变局中我们应如何应对?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
回顾总结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
百年前的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阵营领袖和世界秩序主导者。
从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冷战后苏联解体,全球秩序历经数次重构,美国逐步实现独霸世界。
大变局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从数次工业革命历程看,每次技术变革都带来生产力革命,进而引发整个社会大变革。
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先机,确立了引领世界发展的生产力优势,这是建立“日不落帝国”的根本推动力。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得先进生产力主导权,跃升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为确立全球霸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端于美国,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引领新经济革命浪潮,美国再次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综合实力领先世界。
大变局的关键,是制度优势。
英国取代西班牙霸权,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远比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制度优越。
百年前的大变局,源于美国建立了更为彻底的民主共和制度,创造了显著区别于英国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标准化大工业生产体系。
“天下之治乱,在万民之忧乐”。
先进的制度不仅创造了更多财富,也在提升民众生存权、发展权的进程中,决定了大变局的历史选择和演进方向。
大变局的规律,是长期性渐进式。
从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到1815年取得拿破仑战争胜利,英国耗时200余年建立起全球性帝国。
美国从1894年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到二战后成为西方阵营霸主,历时50余年。
究其原因:同一时期有多个后起大国兴起,彼此为争夺霸权长期争斗;同时既有大国不甘心失去霸权,从多方面围堵遏制后起大国,延缓自身衰落和他国崛起速度。
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看:胡林翼,湘军悍将,晚年任湖北巡抚。
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返回武昌,路过长江,正好见湘军水师浩浩荡荡逆流上行,鼓着风帆,乘风破浪。
胡林翼很高兴,他感觉耀武扬威,非常气壮。
这时突然开来一艘英国的火轮船,也是逆流。
火轮船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把湘军水师的一条船给掀翻了,有人落水,旁边船上的士兵纷纷跳下来救人。
胡林翼当时一个跟头摔下来,周围人把他弄醒,问胡大人怎么了?胡林翼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
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光绪元年,李鸿章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
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当今世界来看: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体现在哪些方面?又对中国下一步发展意味着什么?1 世界经济重心在变:从北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上溯百年历史,世界经济的重心很长一段时间在北大西洋两岸,西欧诸国和北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
日本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起飞,虽使世界经济版图中东亚的比重有所增加,但政治上的“脱亚入欧”及发展模式上的强烈外向性,使其成为西方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北大西洋的经济重心地位依旧牢固。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不同地区发展中大国的整体性崛起,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欧美的重创,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
根据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布的数据,2017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23%,与10年前占比12%几乎翻了一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超过50%。
与此同时,战略家眼中“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的趋势开始显现:根据来自2018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数据,2017年东盟加中日韩(10+3)经济总量达21.9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7%,分别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
反映大宗商品走势和全球经济冷暖的波罗的海指数中,中国春节在1月还是2月,已成为数据分析中的重要变量。
从更开阔的视野看发展态势,地理上涵括了中美日俄,以及韩国、东盟等多个新兴经济体的太平洋两岸,无疑更具想象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2018年12月发表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报告中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这一世界经济重心之变可谓百年未有。
如果说“一战”后因美国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东岸(西欧)向大西洋西岸(美国)的那次迁移是一次经济地理大变局的话,当前正在发生的这次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迁移,其覆盖范围之广、涉及的人口之多,已远超上次。
也因之,太平洋特别是太平洋西岸地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
从奥巴马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都体现了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高度重视;印度莫迪政府提出“向东行动”政策,认为印度应该积极融入亚太,从亚洲政治边缘走向中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8年10月实现了访华,今年1月28日发表2019年施政演说时表示,将为上任以来的“俯瞰地球仪外交”“收官”,大力推进“前所未有的新时期近邻外交”。
太平洋西岸经济在全球占比的持续上升,同时带来新的博弈和挑战。
美国对亚太、印太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逐渐将西太平洋地区视为维护其霸权的主战场,这一战略新动向引发地区相关国家的连锁反应,西太平洋地区在迈向世界经济重心的同时,也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点。
中国是太平洋西岸重要国家,40年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已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巨大,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关键力量。
这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的合作方,改善了周边环境,促成了对新兴经济体的关注。
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发展环境面临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2 世界政治格局在变: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世界政治格局正在两个层面演进并相互作用。
一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一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掠夺奴役状态,实现了政治、经济独立和国家自主发展。
但经济弱势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
西方国家依托其先进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在全球政治治理中占据优势,拥有更多话语权。
进入21世纪后,金砖国家由概念变为现实,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以可观的经济成就和未来可期的发展前景,备受瞩目。
广大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约85%,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
根据2018年7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数据: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
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
如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
如此规模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也是百年未有之变。
伴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地位上升,涵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G20(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作用日益突出,而“发达国家俱乐部”G7(七国集团)因无法覆盖更广泛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日渐式微,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主导向全球共同治理转变。
二是多极化呈新态势。
1991年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格局,“一超”与“多强”进行着激烈的博弈,一方要打造单极世界,其他方要推进多极化。
近30年过去了,多极化不断推进,单极“梦想”日渐遥远,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等已成为重要的多极力量。
这其中,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地位不断上升,作为西方重要力量的欧洲和日本地位下降。
自2010年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从40年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达到30%。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已成为推动多极化趋势的中坚。
经济格局的变化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大国间博弈和战略竞争有所加剧,原有以大国协调为重要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挑战。
一方面,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明确为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裂隙加深,大西洋同盟关系几近历史低点。
在最近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同欧盟矛盾凸显,欧盟寻求“战略自治”及组建“欧洲军队”的言论愈益升温。
防务之外,美欧在贸易、伊核协议等问题上也分歧严重,欧盟开始寻求建立绕过美元的特殊支付工具。
美国拟对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的“232调查”,更加剧了“美国靠不住”的欧洲忧虑。
中国既是发展中大国,也是多极力量中成长最快的国家。
面对发展中国家崛起后的大国关系重塑和国际秩序变革,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3 全球化进程之变:主要推动力量面临重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欧企业占据科技经济绝对强势的发展时期,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力量。
全球化初期,以西方企业为主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配置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人力和市场,同时也将资金、技术部分扩散到这些国家。
后发国家基于经济弱势,希望给民族品牌留有发展空间及保护市场的努力,在当时美欧力推全球化的强势话语和规则体系下微弱而边缘,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消化问题,刀刃向内。
所以在迄今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欧美为主力推的前20年可谓“顺风顺水”。
待发展中国家通过“克服全球化之弊、放大全球化之利”获得经济起飞,甚至企业竞争力强大到已危及曾经强势的竞争对手时,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一些国家打“逆全球化”牌,以“本国优先”为名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
任何事情都利弊共生,关键是如何兴利除弊,全球化亦然。
如果不付出努力只想“躺着赚钱”,任何规则都以利己为先,其结果只能愈益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