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主题在《人间喜剧》中的表现与意义内容摘要：巴尔扎克《高老头》这部作品中高老头的父爱悲剧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本文试从欲望这一新角度阐释高老头父爱悲剧的成因，并以高老头父爱为例初探“欲望”主题在《人间喜剧》中的表现和意义。
关键词：高老头父爱悲剧欲望《人间喜剧》一.欲望错位的父爱悲剧上文提及“求不得”造成了高老头的悲剧，即高老头自身方面狂热的“求”和两个女儿对虚荣的狂热超过了对父亲的爱才使得高老头“不得”。
这看似是两个方面，其实这两种狂热可以统一归结成“欲望”。
1.欲望迁移下的畸形父爱高老头的欲望表现在他把两个女儿的幸福作为他唯一的所求，只要能让两个女儿幸福满足他将不惜牺牲一切，以致形成了一种病态的父爱。
从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开始高老头就对她们倾注了无尽的关爱。
他聘请了最优秀的教师来培养她们的各种才艺，让她们学骑马，有自备车辆，生活的奢华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养的情妇。
虽然他富有每年六万法郎以上的进款，但自己花不了一千二，高里奥的乐事只在于满足女儿们的幻想：把女儿当作天使一样，甚至她们给他的痛苦，他也喜欢。
只要开声口，父亲就会满足她们最奢侈的欲望，却只要求跟他亲热一下作为回敬。
当两个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时，他给了每个女儿五六十万，让她们攀一门好亲事，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他自己只留下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进款。
当她们在婚后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时，他毫无犹豫也毫无怨言地哭着毁掉心爱的银盘，卖掉了镀金的餐具……而他自己又是如何生活的呢？从刚搬到伏盖公寓时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膳宿费，箱笼充实，服装被褥行头无不讲究，每年还有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进款。
到过了不久，外出吃饭的次数减少到每月仅一两次。
而快满第三年的时候，为节省开支，他搬上四层楼，每个月的房饭钱只有四十五法郎了，并戒掉了鼻烟，打发了理发匠，头上也不再扑粉。
到了第四年则完全变了样。
曾经六十二岁的他又胖又肥雄赳赳气昂昂，笑容也颇有青春气息看上去不满四十；如今忽然像七十老翁，龙龙钟钟，摇摇晃晃，面如死灰……不仅如此，他对两个女儿的爱近乎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
正如文本中写的那样：“高老头的盲目的感情，已经把他象狗一样的本能发展到出神入化。
”不止一次地表达着对两个女儿的狂热之情：“当车子来的时候，我的心跳起来。
她们顺便一笑，就象天上照下一道美丽的阳光，把世界镀了金。
”“我喜欢替她们拉车的马，我愿意做她们膝上的小狗。
她们快乐，我才觉得活得有意思。
”“为了她们的快乐而快乐，比你自己快乐更快乐。
”“我爱我的女儿，还胜过上帝爱人类”，足可见两个女儿的快乐便是他的全部。
他甚至“躺在女儿脚下，亲她的脚，老半天钉着她的眼睛，把脑袋在她衣衫上厮磨，一个极年轻极温柔的情人一样疯魔。
”这就已经是一种病态的呈现，带着明显的非正常父女之爱的占有欲。
他甚至认为“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应该拉紧儿女的缰绳，象对付狡猾的马一样。
”而是什么使得高老头对女儿有着超乎常人的父爱呢？是因为他把对早逝的深爱的妻子的爱转移到了两个女儿身上，使得她们满足了他所有的感情，才会使得疼爱女儿的感情在高里奥心中发展到荒谬的程度。
根据弗洛伊德的移情机制来看，高老头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压抑欲望的无意识转移，主要是性欲迁移的表现。
所以，他对两个女儿的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人伦父女之爱，而是把两个女儿作为自己欲望的对象，以满足女儿的一切欲望为最高追求。
表面上看是爱女儿，实质上却是以满足女儿的欲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现实却总是太过残酷，尽管高老头一直在拼尽全力也未能如愿。
当他面对两个女儿经受着经济和婚姻的双重危机却无力再用源源不断的金钱去解决时，他痛苦着悲号着：“是的，我没有办法，除非去偷。
可是我会去偷的呀；娜齐！会去偷的呀！”“这句凄惨的话表示父亲的感情无能为力，到了痛苦绝望的地步，象一个人临终的痰厥，也象一颗石子丢进深渊，显出它的深度。
”不仅如此，他为了娜齐能不因在打扮上输给妹妹而伤心，让她拥有金线舞衫能“快快活活的消磨一晚，能花枝招展的去出风头”，他又卖掉了银搭扣和餐具，押了四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并愿意让自己仅靠着吃面包过活……如果说高老头展现了欲望迁移下的畸形父爱，那么两个女儿则表现出欲望放纵下的虚假幸福。
2.欲望放纵下的虚假幸福高老头的两个女儿虽然表面上过着令人艳羡的华丽生活，实际上却都是自己欲望的奴隶，饱受着欲望的煎熬。
她们的欲望主要体现在情欲和虚荣两个方面，但又各有偏重。
雷斯多伯爵夫人偏重情欲，但菲纳则偏重虚荣。
因为她们最初的婚姻都基于金钱利益而非情感，所以她们注定失败的婚姻和人类正常的感情需求迫使她们只能以寻求婚外情的方式来满足情欲。
而对于虚荣的追求，则是在当时巴黎浮华大风气的熏染和高老头从小对她们的骄纵之下产生的。
正如作品中所提及的那样“在这儿，女人不但应当满足男人的心灵和肉体，而且还有更大的义务，要满足人生无数的虚荣”。
就雷斯多伯爵夫人而言，她对情欲放肆的追逐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她自己和父亲的悲剧。
“我为他牺牲了财产，荣誉，良心，孩子”，她费劲千辛万苦不遗余力地为情夫偿还债务，导致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彻底破灭，丈夫对她不再信任，连幼小的孩子们也受到牵连，甚至逼迫高老头卖掉了自己最后的餐具。
又因为她伯爵夫人的身份，她别无选择地要竭尽全力去扮演好自己在上流社会光鲜亮丽的一面。
“雷斯多非要她上那个舞会去，教全巴黎瞧瞧那些钻石”，所以她穿着金银线织锦缎的衣衫，戴着她的钻石，在鲍府的舞会上气概不凡，出尽风头”。
“可是那些钻石决不会使她好受，而且也是最后一次穿戴了”，因为她钻石的光芒也掩饰不掉她放纵情欲后的悲哀生活的黯淡。
而但菲纳的欲望更多的体现在她的虚荣心上。
只要能让她进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客厅，“便是把圣·拉查街到葛勒南街一路上的灰土舐个干净也是愿意的”。
“她认为特·玛赛能够帮她达到这个目的，便甘心情愿做他奴隶，把他缠得头痛”。
她“在歌剧院有个侧面的包厢，也上喜剧院，常高声大笑引人家注意”，并因为雷斯多是旧家出身，身为他太太的姐姐进过宫了，贵族社会也承认了。
但有钱又有魅力的但菲纳因此难过死了，“嫉妒咬着她的心，她跟姊姊貌合神离，比路人还不如”。
不仅如此，她曾向拉斯蒂涅抱怨丈夫不给她足够的钱一事中提到“你看我有钱，阔绰，什么都不缺，至少在表面上。
唉！你怎知道纽沁根连一个子儿都不让我支配！为了首饰，为了满足我的欲望所欠的债……救了我的面子，救了我的性命”。
凡此种种可见她为了满足自己虚荣的欲望为混入上流社会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弄得姐妹不和，甚至把面子视作生命等同重要。
高老头倾尽所有却含恨而终，两个女儿也失去亲情爱情，耗尽财力心力去扮演上流社会浮华的一道光影，他们不尽的追求却都成了欲望的牺牲品。
二.欲望脱节的成因分析虽然高老头和两个女儿的欲望对象不同，但共同的是都可以借助钱这一媒介和手段来得以实现。
高老头通过钱来让两个女儿满足，女儿们又用钱来满足情欲和自己的虚荣心。
换言之，即两个女儿有用钱就可以满足的欲望才给高老头给女儿钱就能满足的欲望提供了可能性，也因此形成了两者间“环环相扣”的联系链条。
在经济条件尚好的情况下，给女儿钱去满足她们的欲望之后高老头的欲望也就得以满足了，长此以往就使得他们间的父女关系产生了异化，金钱代替了情感成为了维系他们间正常父女关系的唯一纽带。
所以一旦金钱链条断裂就势必影响这特殊父女间的关系。
如果两个女儿用于满足自身欲望的金钱量在高老头所拥有的金钱范围内的话，即使这样的父女关系是非正常的，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正像高老头父女在早期那样。
但残酷的是，高老头的财富基本上是固定的了，并且伴随着“只出不进”的模式财产必然是与日俱减的。
然而两个女儿的欲望则不同，虚荣需要她们用大量的金钱维持奢华的生活，情欲的代价则又是随机的，具有不定量耗费不定时发生的危险。
正是由于高老头财产的有限和两个女儿欲望的无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这个欲望链条的断裂和高老头悲剧的必然。
高老头和两个女儿都有欲望，但为什么两个女儿的欲望如此的欲壑难填？又是为什么高老头的悲剧色彩尤为突出？完整的欲望包含着欲望“产生”和“消解”两个方面。
1.欲望的产生精神分析学派的拉康的欲望理论认为欲望包含两层涵义，即“匮乏”和“欲求”。
欲求就是指个体对欲望对象的追求，因为欲求暗示着自我的不足、混乱、非理性等，即欲望本身就是匮乏的一种表现。
这广义上的匮乏指一种缺失，即没有什么才会想要什么。
而狭义上的匮乏则具体指个体自我的某种缺失和社会中他人的期待，即弥补自己缺憾的情感需要和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认”。
高老头的欲望是最大化地满足女儿，这其实也是满足他自己。
如前文所言，他不自觉地把对女儿的痴爱最为对亡妻的一种情感转移，以此来弥补自己情感上的缺失。
而他的两个女儿的欲望是满足情欲和要分享上流社会的荣光，虚荣至上。
一方面，她们的情欲追求是因没有得到正常婚姻之爱而去寻找的外界情感补给，其中高老头已经为但菲纳和拉斯蒂涅准备了新公寓，所以但菲纳在情欲方面的涉及比雷斯多伯爵夫人少。
但相同的是，她们的情欲不单纯指找到真正爱她们的人来满足情感上的空缺，而仍然是建立在金钱和利益之上的，她们甚至落得“情财两空”的境地。
比如但菲纳对拉斯蒂涅的爱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拉斯蒂涅让她有机会去参加鲍赛昂子爵夫人的舞会。
另一方面，她们追求虚荣的满足则主要是因为“欲望产生于社会”。
科耶夫指出，真正的人性欲望不同于动物性的欲望，它指向的对象不是实在的物，而是他人的欲望。
这种对欲望的欲望就是希望被他人所“欲望”，也就是希望被他人“承认”。
因此，人性的欲望就是要求得到承认的欲望。
所以，欲望是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欲望不是个人的“事务”，它总是在与其他主题的欲望的辩证关系中形成的。
就两个女儿而言，阿娜斯大齐“很想当一个贵族太太”便嫁给了雷斯多伯爵，“跳进了高等社会”。
但斐纳“喜欢金钱，嫁了纽沁根，一个原籍德国而在帝政时代封了男爵的银行家”，她的“虚荣简直象发狂一样，为了踏进圣·日耳曼区阀阅世家的大门，一个银行家的太太作什么牺牲都肯”。
正是在那时把“能出入圣·日耳曼区贵族社会的妇女，被认为高人一等”的风气下，姐妹俩都想借光鲜的外表在公众场合出风头，来显示自己的门第和财产，去赢得他人的关注与羡慕，争取成为“小王宫的太太”之一。
而她们之所以能凭借金钱来打入上流社会则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当时的贵族们虽在经济上优势渐失但始终保持着自己身为贵族的高姿态，贵气不减。
而资产阶级借助经济的力量完成了自己社会地位的崛起，却任然摆脱不掉身份地位上与贵族有差距的心理自卑阴影。
正是他们在“名”、“利”之间的各取所需酝酿了当时巴黎浮华的虚荣之风，痴迷于虚荣的他们既是这场闹剧不自觉的制造者又是最终的受害者。
虽然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的没落是历史的必然，但这毕竟不是一时间就可以完成的，贵族的顽强抵抗和资产阶级自身的成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