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的环境责任作者：杨俊玲来源：未知时间：2010-01-26环境责任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环境责任在公司中，往往被忽视和规避。
在实践中，公司对于因生产经营产生的环境问题所造成的具体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承担法律责任，对于因环境污染和破坏累积所致的环境危害问题却不承担责任，而通常由政府通过财政投入解决，相当一部分环境损害责任转嫁给了政府或纳税人。
这种责任观念将公害责任转嫁给政府和纳税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环境公害事件的发生，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广泛指责。
因此，许多国家的法律把公司的环境责任纳入其中，使之成为公司的一项强制性社会责任。
一、公司环境责任的概述（一）公司环境责任的概念公司环境责任，通说认为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承担责任，这是企业对全人类和后代负责的体现，故企业的此项责任是一种典型的企业社会责任。
” 因此，要界定好什么是公司环境责任，首先要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
“公司社会责任”一词起源于美国，多数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最初是一种道德责任，发展至今，其性质已演变成为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兼而有之。
目前，大多数英美学者在探讨公司社会责任时，从法律角度，以公司社会责任是否规定于法律之中，将其分为公司法律责任和公司道德责任。
因此，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公司环境责任也不例外，应包括公司环境法律责任和公司环境道德责任。
总之，笔者认为，公司环境责任这一概念可以这样定义，公司在谋求自身及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当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应当对环境公共利益负一定的责任，使公司的行为最大可能地符合环境道德和法律的要求。
（二）公司环境责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1．公司环境责任的国外研究现状公司环境责任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的学者对公司环境责任的研究是伴随着人们对公司的社会责任研究而进行的。
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熟悉公司环境责任的发展轨迹。
美国是研究公司社会责任最早的国家，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谢尔顿于1924年提出的。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具有历史创新意义的文章《商事公司社会责任》。
但是，那个时代的公司责任，更多的是关注公司的人权责任，对于公司环境责任，鲜有提及。
英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也逐渐关注起公司的社会责任。
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之后，英国贸易与产业部发表了《公司法改革》的白皮书，强调公司对利害关系人利益的责任，并要求公司把社会责任视为公司决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英国工业联合会在一份声明中也承认，有必要要求公司在法律上接受诸如“其商业活动的环境后果和社会后果方面的社会责任”。
该声明在污染控制、资源保护、地方共同体事务以及国内和国际事务项下罗列出广泛的公司应考虑的问题。
自此，公司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开始被人们关注。
在日本，20世纪70年代，由于公司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日本各界人士都呼吁确立社会责任，已解决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
在此背景下，公害、环境等诸多问题成了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重点。
1974年4月，经济同友会总会发表的木田川的论文，他提出“作为自由经济的承担者，现在正确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主体性质。
企业、产业及地区的各个领域，对经济危机、环境、土地、国民福利问题等许多领域的问题，不能不做出积极地反映。
”自此时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所指的社会责任范围宽泛，这种扩大的公司社会责任论，即包括了公司的环境责任。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对公司环境责任的研究更为活跃。
美国著名的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在《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三个方面：即经济责任、政治和文化责任以及环境责任。
其中环境责任主要是指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
哈佛大学在2003年12月专门联合经济学院、法学院及肯尼迪管理学院的有关学者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对公司环境责任从法律、伦理和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谨慎及公正的探讨。
这些研究成果，对拓展我国研究公司环境责任的理论深度具有极好的参考价值。
2．公司环境责任的国内研究现状国内与公司环境责任有关的研究相对于别的法学课题来说显得较少，但国内学者仍表现出了浓厚的学术兴趣。
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为适应新的国际竞争，从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环境法规及制度等多角度对公司环境责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代表性的文章有杨仕兵论述的《公司终止后的环境法律责任》，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西北政法学院的马燕在《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一文中提出：“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源于公司对社会的影响和公司目的的实现，其主要表现为环境道德责任和环境法律责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实现环境公平和正义，保障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多方面强化社会成员（包括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
”此外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白则平认为：“公司环境责任与其营利性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绝对的，补偿与互相促进是相对的。
消费者、政府与公司共同承担环境责任是协调这对矛盾的较好做法。
” 还有高桂林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编辑出版了专著——《公司的环境责任研究——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建构》，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指导，以公司行为的法律规则为线索探讨了公司的环境责任。
对公司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原则对公司环境责任形成的影响、公司所应承担的环境义务以及公司的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论述。
此外，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也有一些提及，这些成果对推动公司环境责任的学术研究，无疑都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二、我国公司承担环境责任的必要性分析（一）公司承担环境责任之国内环境现实状况分析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和治理形势非常严峻。
国家环保总局潘岳副局长在06年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讲道：“我们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化学物品处理率不足30%。
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4亿多城市人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其中1/3的城市空气被严重污染。
”我国目前处于重工业化阶段，重工业的投资持续超过轻工业和服务业。
而工业企业又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
工业企业又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
工业企业能源消耗比重接近70%，江河的污染有一半以上来自工业企业，大气污染90%来自工业企业。
城市污染、农村污染大多也与企业行为或产品品质有关，例如建筑工地噪音问题、废旧电子电器的问题、机动车尾气问题，还有室内建材污染问题；再如农村1.5亿亩土地受到污染，其中一部分是重金属污染，很难恢复。
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重特大环境事件屡有发生，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目前，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规则越来越严格，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很难将污染再转嫁出去，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因此，在我国强调公司环境责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二）公司承担环境责任之法学分析虽然我国拥有大量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但有环境责任的规定几乎是空白。
2005年我国修订《公司法》第5条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司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问题,这在我国的立法上是一个巨大进步。
这一规定结束了公司法学界多年来对于我国是否有必要明确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争论,为要求公司承担环境责任确立了明确的法律基础。
为加强环境保护, 2007年4月,环保总局出台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并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该办法规定有环境违法行为的、经检查发现超标准排污的公司必须接受强制性公开环境信息,其目的就是要将公司置于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
客观上讲,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善的,但无论是在《环境保护法》中还是在各个单行法律法规中,都难以寻觅公司环境责任的相关规定。
1.宪法中环境权的缺失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环境立法、执法和诉讼、环境管理、公众参与保护环境和公益环境诉讼的基础。
而我国宪法没有环境权的明确规定，致使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怀疑，从某种意义上助长了“重财产权，轻环境权；重经济发展指标，轻环境保护指标”的风气。
在此基础上的环境司法也就缺乏社会适应性和可操作性，难以对环境侵权起到有效的救济，公司承担环境责任也成为空谈。
2.对公司污染环境行政违法处罚额度过低在我国现有环境法律、法规中，大部分法律、法规均以环境管理行政机关为管理主体，以污染者为管理对象的行政法，而行政管理中，“公司污染环境违法成本低”己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公司污染环境违法成本低”不仅表现在环保部门对公司违法行为罚款的绝对数额过低，还表现在，一段时期内，环保部门只能对违法公司的同一违法行为处罚一次，不得多次处罚。
这使得环境保护法律对环境违法者的威慑力大打折扣，不少公司宁愿每年支付污染罚款，也不愿关闭污染严重的生产线或停止排污。
所以，只顾眼前经济利益而漠视全社会长远利益就成为大多数公司的惯常作法。
3．对公司污染环境刑事处罚力度不够（1）缺乏关于“危险犯”的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基本上是以“实害犯”为处罚对象，缺乏关于“危险犯”的规定。
《刑法》的这个不足是与“忽视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如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第339条规定的“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均规定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才构成犯罪，显然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因为有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虽然一时没有明显的财产、人身的损害，但是，由于污染的潜在性、持续性，大量尚未发生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危害后果。
《刑法》这样的规定意味着污染行为只有造成了实际损害才构成犯罪，而对于那些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却使环境、人身、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危险犯”无法受到制裁。
《刑法》在“危害公共安全”一章中规定了“危险犯”，如第117条规定，破坏交通设备，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构成了犯罪既遂。
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有力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防止严重后果的发生。
而《刑法》对环境犯罪却没有规定“危险犯”，忽视了环境损害后果的严重性。
（2）环境刑事责任的处罚措施僵化。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相同，并没有依据环境刑事责任的特点做出特别规定，即对自然人采取自由刑和罚金刑，对法人实行双罚制。
但是，环境犯罪的主体大多数为法人，且是由于其主观的过失造成，犯罪人不具有主观恶性，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对法人采取罚金制，对其负责人采取自由刑，并不能使环境损害也得不到有效补救，只能由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