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中国胎教观念的近代嬗变朱慈恩（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２０）摘要中国古代的胎教观念，强调外界事物能够对孕妇产生影响，孕妇的言行均须符合胎教的要求。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学界开始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层面来提倡胎教。
而随着西方医疗知识的传播，胎教也开始等同于怀孕期间妇女的卫生保健工作。
关键词胎教人种医疗保健DOI:10.13514/14-1186/k.2015.03.009中国古代的胎教，主要内容是为孕妇创造良好的环境，避免外界各种不良事物对胎儿的影响，使孕妇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节制喜怒哀乐的感情以及各种欲念，体现的是浓厚的伦理道德观念，且缺乏科学的实验和论证，是儒家妇女观和教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由于强国强种的要求和西方医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又赋予了胎教新的内容，本文即拟对此加以论述。
一胎教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相传为戴德所传的《大戴礼记》所记最详：“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
《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
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
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缊瑟而称不习。
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侍王太子’。
”［１］（Ｐ５９－６０）贾谊《新书》中之“胎教”篇所记，与之基本相同。
刘向《列女传》记周文王之母大任，“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也”［２］（Ｐ５０４９－５０５０）。
马王堆汉墓出土《胎产书》，对每月怀胎之变化以及养胎安胎之措施有相当详细的论述，怀胎三月是关键性的时期：“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猴，不食葱姜，不食兔羹；□欲产男，置弧矢，□雄雉，乘牡马，观牡虎；欲产女，佩蚕（簪）耳（珥），呻（绅）朱（珠）子，是谓内象成子”［３］（Ｐ１３６）。
《胎产书》中“三月始脂”，其他医书均作“始胎”。
古人相信受胎三月之内，“形象始化”，“未有定仪”，因而最易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胎教还与古人“求子”的愿望相结合，《胎产书》中就有许多求子秘方，《博物作者简介：朱慈恩（１９７７—），男，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１］王聘珍．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Ｍ］．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２］（汉）刘向．两汉全书·列女传［Ｍ］．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总第３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ｈｏ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志》亦记载“妇人妊娠，未满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绕井三匝，映详影而去，勿反顾，勿令人知见，必生男”［１］（Ｐ１０９）。
古代胎教之说初起时应当为初民的迷信，应该与感孕感生之说一脉相承，或系由感孕感生说直接演绎出来的。
感生是指妇女受某种生物或无生物感应而受孕生子。
妇女可以受外物感应而受孕，自然也可受外物感应而影响至胎儿。
胎教即认同外界的事物能影响到胎儿。
《大戴礼记》中所记胎教则是将初民的感生观念加以理想化、制度化。
我们知道，古代没有科学验孕以及精确计算受孕时间的方法，尤其是后者，更不易确定，“怀孕日数，常例九个月，即四十星期，为二百八十日，寻常中数为二百七十五日，医家所说不同，以是测其得孕之日甚难”［２］（Ｐ７７）。
受孕与妊娠的过程在整个怀孕期间并无法被精确的认定，因此，逐月养胎、受胎三月以及“七月就宴室”等种种礼制，均无法准确推定与施行。
汉代的胎教学说体现出了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从消极方面看是对孕妇确立了一系列的行为禁忌，如马王堆《胎产书》中就列举了很多饮食的禁忌。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饮食禁忌有的是有医学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些不易消化或易患疾病的食物孕妇就不宜食用，但更多的则都是出于联想和附会。
从积极方面看是用儒家思想来引导孕妇的行为规范，要求孕妇的行为举止均需符合礼仪规范。
《大戴礼记》《新书》《列女传》等虽然都记载周初胎教之事，但系出自汉人记载。
顾颉刚推断胎教“只有汉代材料，恐出于汉人想象，因周代之教育学说无如是指精微完密也”［３］（Ｐ１３４７）。
两汉之际，儒学渐兴，士大夫所推许的是孝悌仁爱的伦理道德。
从汉代胎教的内容来看，要求孕妇非礼勿言、勿听、勿视、勿行，口诵诗书，观听礼乐，显然都是孔子在《论语》中的教导［４］（Ｐ４８）。
按照儒家“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观和教育观，胎教显然是在承认先天人性善的前提下，而将后天教化训育新生儿的过程提前至怀胎之时。
应该说，后世所论胎教基本上均未超越汉人所论之范畴，例如《颜氏家训》“教子”篇所论，实际上就是《大戴礼记》的节录。
隋唐以前的胎教，主要是由政治家、思想家所提出，所反映的是儒家的妇女观和教育观，按照传统纲常名教的伦理规范，要求妇女温良恭俭、贞顺节义，守妇道，尽妇职。
在妊娠时眼中所看，耳中所听，一言一行均需符合礼仪，体现的是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要求。
女性按此期待和要求演绎自身的角色，所生子女则必定“贤明端正寿考”。
唐代以后，则有大批医学家介绍胎教，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之“妊娠候”，《千金要方》所收“徐之才逐月养胎法”，陈自明《妇人良方》等，有关逐月养胎之法均本自《胎产书》。
就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胎教，比附臆想的成分居多，缺乏科学考察论证，如生姜块茎多歧，就有生儿歧指的联想，就要求妊娠不可食姜，令子“盈指”。
《晋书》所记“魏咏之生而兔唇”，唇裂这种先天性的疾病应该与遗传因素或是胎儿在器官形成过程中的环境因素导致器官形态异常有关，但古人却把兔唇与在怀孕期间进食兔肉或见到兔子联系起来，《胎产书》《淮南子·说山训》《论衡·命义》以及《博物志》都要求怀孕期间不可见兔子或是食兔肉。
而且中国古代的胎教学说也不无矛盾之处，《博物志》所举瞽叟夫妇秉性凶顽却生出舜这位圣贤，孔子本为叔梁纥野合而生，胎教根本就无从谈起，这些历史事实与汉魏以来的胎教学说显然是扞格难通。
而在实践中，胎教之法也几乎未被遵从。
［１］张华．范宁校．博物志校正［Ｍ］．中华书局，１９８０．［２］（英）密尔．舒高第等译．产科［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印本．［３］顾颉刚．郊居杂记［Ａ］．顾颉刚读书笔记［Ｍ］．第３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０．二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人呼吁保国保种，１８９８年成立保国会，即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号召。
时人以妇学为保种之权舆，而妇学之中，胎教又占重要地位，陈毅译伊东琴次郎《胎内教育》序中即言：“今日我国之弱极矣……人种之退却日甚，外族之逼我亦日甚矣”，要使民族得以自立于竞争之世界，则匹夫与匹妇均责无旁贷，“进种法理之研究，何可缓矣”。
书中所强调的强国强种之途径，“在得健康强壮之儿童而已。
健康强壮之儿童何由得？岂非在至重至要之胎内教育乎？”［１］（Ｐ３）胎教成为强种之途径，进而与现代优生学发生了关联，“古代创胎教之说，近世重优生之学……民族之良莠，于国家之强弱，亦成正比也”［２］。
优生学即是运用遗传学的原理来通过改善后天环境而使得父母双方优良的遗传因子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改良人口素质，提高人口质量。
胎教与优生两者应是相通的。
由胎教进而强种强国，由此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从身体层面来进行，即是加强孕妇体质，保证生下胎儿能够身强体健，严复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中国的存亡取决于“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慧之强”和“德行仁义之强”，就强身健体而论，“欧罗巴国，尤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
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于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
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３］（Ｐ２７－２８）。
“母健儿肥”是强种的基本途径。
梁启超对胎教的认识也与之类似，梁启超引德皇威廉二世的敕训：“苟体育不讲，则男子不能担负兵役，女子不能孕产魁梧雄伟之婴儿，人种不强，国将何赖？”［４］（Ｐ１１７）故梁启超倡言强种须以“胎教为第一义”，“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
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
”［５］（Ｐ４１）梁启超的胎教观念还深受斯巴达的影响，在《斯巴达小志》中追慕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特别是斯巴达妇女身强体健而生勇健之国民。
晚清基于强国强种而倡言的胎教，还关涉到了妇女教育、学前教育以及妇女解放诸层面。
胎教是晚清以来所倡女学的重要内容，“胎教之法，古尤眘重，源浊而流不清，本弱而枝不楙”［６］。
强国强种的基始应该开始于胎儿时期，马叙伦便认为“儿童之壮弱，皆基于胎育之期”，儿童学前教育即循胎育、体育、智育、德育四者而渐进，四育之中胎育为其根本，“胎育良者则体育智育德育易施，而收效亦逮……泰西自教育大昌以来，胎育专书数十家，总之以强种为第一著，故泰西儿童二三岁即强壮，非吾中国五六龄者可比。
于乎此，西人之所以强于中人也欤”［７］。
从胎教的角度来谈论妇女教育和学前教育，两者应当是等同的，“今日欲改良社会，其第一着必恃乎教育。
而国民之教育，其根本实系于母仪也……故欲教育新国民，最初必恃乎胎教”［８］。
戊戌维新前后，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在中国开始广为传播，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冲击到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传统伦理观念。
但从胎教的角度来强调妇女解放，是基于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由胎［１］（日）伊东琴次郎．陈毅译．胎内教育［Ｍ］．广智书局，１９０２．［２］钱今阳．胎教与遗传［Ｊ］．新中医刊，１９４９，（２）．［３］王栻编．严复集（第１册）［Ｍ］．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４］梁启超．新民说［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Ｍ］．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５］梁启超．变法通义［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Ｍ］．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６］董瑞椿．广女学议［Ｎ］．实学报，１９０７－９－２１．［７］马叙伦．儿童教育平议［Ｎ］．新世界学报，１９０３－１２－１．总第３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ｈｏ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教，由胎教而强调妇女生育之于国家种族的重要性，“女子者，国民之母，种族所由来也”［１］（Ｐ９２３）。
由胎教强种而推及至妇女解放。
晚清妇女解放，首先需从戒缠足做起，戒缠足与强种强国密切相关，“欲强国，在储人才，储人才，在培幼学，培幼学，在精妇教。
乃齿未及龀，而足已梏，骨未及壮，而筋已摧。
心神不畅，则胎郁，气血失和，则子病，女学不讲，则家学无所继承。
而俗习易以入，夫安得有人才哉？”［２］但基于强国强种的胎教带有明显的功利和政治色彩，这种妇女解放本身有其局限性。
晚清国人对现代遗传学当然是无所知，其时编译的西人胎教论著亦如此，孙宝瑄观美人法乌罗《男女交合秘要新论》，其书云“凡交媾结胎时，其父母偶怀一不善之念，则所生必凶恶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