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财富・Intemet fortune・Economic aspect四、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跨入21世纪，我国更加重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讲究合理开发利用水土林草矿等各类国土资源。

200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首次全部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当年占补平衡。

随后国家又出台了保护耕地、水域、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和农业资源的一系列政策，更好地维护农业农村的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农业资源。

但是，目前我国农业资源短缺、人均资源明显不足问题比较严重。

全国人均耕地只用0.1公顷，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2%；人均森林面积仅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

在农业资源相当短缺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却出现耕地数量减少、草原沙化、水土流失、水资源浪费的状况。

因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农业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

”[5]要求从保护农业资源、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入手，强化政府对农业资源支持和保护的政策。

各地要加强对土地资源、森林、草地的保护，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全面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从严控制城乡建设占用耕地和林地。

同时，切实加强森林、草原的保护，强化湿地保护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促进生态在我修复。

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力度，大力支持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大林业工程建设，为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创造有利条件。

在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中，继续深化农业水价改革，必须建立以水权为基础，合理兼顾供需双方利益、有浮动的价格形成机制。

积极推广节水灌溉，广泛使用喷灌、滴灌、集雨节灌技术，提高农业用水的利用率，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参考文献[1][3][4][5]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N].光明日报,2010-02-01.作者简介：徐安勇，男，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副主任，副教授，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

海洋经济发展历史渊源叶向东（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福建 福州 350014）【摘要】本文重点阐述古代及近现代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与利用的历史渊源。

【关键词】海洋经济；发展历史一、古代海洋经济发展史远古先民很早就对海洋有了一定认识，这首先是对海洋生物的认识并加以利用。

1、远古时期人类对海洋的认识是与自身的进化同步发展的，古人类早就注意到海洋里的可食用生物。

考古发现，在18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北京周口店的山顶人就食用海洋贝类，并利用海蚶壳做“项链”，美化生活。

在沿海“贝丘”遗址和山东胶县三河里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鳓鱼、梭鱼、黑鲷等鱼骨。

甲骨文中有“贝”、“鱼”、“渔”的记载。

伏羲时已开始造网罟，教佃渔。

这都说明，中国远古先民具有一定的海洋生产力，对贝、鱼等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已经能够捕捞一些游泳的海洋鱼类。

2、先秦——明清时期商代生产力有了提高，已能采捕贝、鱼，用贝作货币。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生产力大大发展，对海洋尤其是对海洋生物的认识、利用能力更强，文字记载更丰富。

《周易》、《竹书纪年》记载，“东狩于海，获大鱼”更可贵的是，除对资源的评价外，还出现了保护海洋资源的宝贵思想。

如周文王禁令：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礼记》明确记载了准许捕鱼的季节。

秦汉——南北朝时期（封建初期）（公元前221～581）如《尔雅》《说文解字》《相贝经》《史记》和《汉书》不仅有海洋生物记载、解释，而且有海洋生物地理分布、海洋生物资源评价的记载。

三国时期（220～280）和南朝的宋、齐都大力发展了海洋事业。

隋——元代（封建中期）（581-1368）隋唐五代认识了很多海洋生物新种，如唐代的《吴地记》、《本草拾遗》记载了不少新种，后汉即在合浦海上大量采珠，其中的《蟹志》是我国第一部蟹类专著。

宋代还知道了对珍珠贝、牡蛎、海豹等海洋水产动物的人工养殖，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对国外的海洋动物也有了文献记载。

明清时代（封建后期）（1368～1911）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在明代（1368～1644）中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明代的《闽中海错疏》是我国第一本地方海洋动物志。

从这时开始，中国人与海洋的关系始终是一种政治关系。

走向海洋也只是政治或者说是皇帝的个人恩威走向了海洋。

秦始皇走到了“天尽头”，他派徐福东渡扶桑也只是为了给他寻找长生不老药。

最能体现这种政治性的应当讲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伟大的航行圆满地达到了它的政治目的。

在郑和年老之后，朝廷以经济的原因取消了航行，因为从经济上看，如此庞大的船队长年飘洋过海在贸易中取得的利益远远小于它自身的耗费。

对科学史来说，十分遗憾的是朝廷停止远航活动后竟销毁了郑和航海的部分档案，可见当时明朝的上层阶层已经失去了永乐年间的雄伟气魄，转向经济上的计较和消极的和平主义。

不久中国东南沿海便闹起了倭寇。

一个泱泱大国只得筑起海墙御敌。

清朝的禁海迁界沉重打击了沿海经济，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窒息了我国一度比较发达的海外贸易，对我国沿海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海运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因此而夭折。

3、古代人对海洋认识的局限性　人类的历史从古代直到15世纪，对海洋的认识虽然在不断进步，但仍然处于粗浅与局部的状态，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限制。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人类社会的主流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较缓慢，商品的生产特别是交换的范围都很有限，使得海洋上的交往需求也有限，大规模的远洋航海以至开辟全球性的航路都缺乏社会经济的原动力，因而人类的海洋实践也十分有限，无论是亚洲人与欧洲人对海洋的认识都只是粗浅的，到达的海域也都只是局部的。

人们对于海洋的全貌缺乏了解，并不知道世界上的海洋究竟有多大，也不知道海洋与陆地究竟是怎样分布和什么关系，更弄不清宇宙天地的关系。

那时的人类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宇宙观是地球中心学说，也就是“地心说”，认为天体是围绕地球而Economic aspect・Intemet fortune・网络财富运动的，地球则是天体的中心，地球是静止不动的。

虽然古希腊天文学家与数学家阿里斯塔克(约公元前310—约前230年)曾首次提出过地球自转及围绕太阳公转、太阳是宇宙中心的“日心说”，他只是假设与推断，当时未能被人们接受，他的学说到了后世才被公认。

对于海洋与陆地的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是天圆地方，地的四周是海，海的边缘是深渊。

认为如果向海洋深处航行，必将连船带人一起坠入深渊。

因而，漫长的岁月中人类海洋观念的主流始终处于初级阶段，只是“靠海吃海与就近航海”，直到15世纪以后人类的海洋观念才脱离初级阶段而产生飞跃。

二、近现代海洋经济发展史1、海洋是世界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当人类社会从古代发展到中世纪时，封建社会的母胎内逐渐形成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西欧封建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前提。

14至15世纪的西欧各国中主要工业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有了很大改进，纺织业、冶金业等生产技术发展很快。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劳动分工，使生产活动越来越专业化，开始形成许多较大规模的产品专业化地区，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

工农业产品不仅能满足本地的消费，而且适应了国内外广大市场的需求，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也促进了欧洲货币经济的发展。

这种商品货币经济日益瓦解着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条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发。

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必须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来实施，这就促使货币需要量的相应增加。

15世纪欧洲的货币实行金本位制，黄金是起货币作用的商品，它不仅是当时西欧各国国内外贸易的重要支付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黄金在人们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14、15世纪欧洲生产的黄金逐渐减少，西欧与东方的贸易又使大量黄金外流。

这一切都使欧洲感到金、银不足，各国官僚、贵族、商人都梦寐以求黄金，实现资本的积累，以发财致富。

这些寻求黄金者从传说中特别是《马可·波罗行记》等著作中了解到中国、印度和南洋各地财富如山、黄金遍地的奇迹，如疾如醉，极力向往，决心远涉重洋到东方去寻求黄金。

正如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指出的：“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懟平饞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0页)寻求黄金以积累资本就成了发展世界性大航海的一个主观条件。

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是发展世界性大航海的又一个主观条件。

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萌发要求扩大海外市场，需要加强与东方的贸易。

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主要有三条：一是陆路，由中亚沿里海和黑海经小亚细亚后转运到欧洲；二是海路，由波斯湾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三是海路到红海，再由陆路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所有这三条商路都是以东部地中海为贸易中枢，都要经过中间商的多次转手，要被中间商层层盘剥甚至垄断。

西欧商人不能直接地大批得到亚洲商品，能得到的商品也是数量少、价格贵，各类商品往往比原价高8-10倍。

西欧销往亚洲的商品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既不易销售，又获利不多。

因此，西欧各国贵族、商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急切需要发展对东方的直接贸易，迫切要求开辟一条从西欧直达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

欧洲人为了寻求黄金和为了发展对东方的直接贸易而迫切需要开辟直达东方的新航路，只是主观上的愿望，科学技术的进步则正好为这种愿望的实施准备了客观条件。

15世纪时，欧洲已能制造用于大海中快速航行的大型帆船，中国传去的罗盘针已被广泛应用于海船上，占星仪的应用使海船能测定船位，这些为新航路的开辟准备了物质条件。

与此同时在精神方面也具备了条件，欧洲人已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长期航行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海图的绘制也日趋精确。

在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也有了显著进步，知识界已普遍接受了地圆学说与日心说，意大利著名的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绘制的世界全图就是根据地圆学说把中国和印度画在大洋的对岸。

许多学者和航海家断定，从欧洲西航横渡大西洋必定可以直达东方的亚洲。

这些物质和精神的客观条件符合了远航东方的主观愿望，主客观条件的结合催唤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以“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世界大航海时代为全球经济化带来了机遇。

为海洋世纪的到来吹响了号角。

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一系列“地理大发现”的航海活动，结果是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新航路，进行了环球航行，扩大了世界市场，增加了商品流通的范围，促进了商业的革命性变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发展，开始了近代的殖民掠夺，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很快就随之来到。